1951年6月25日，北京，银杏社基地。
清晨的阳光透过银杏树的枝叶，在院子里投下斑驳的光影。苏曼卿坐在石桌旁，手里拿着一份刚送到的外交电报抄件，眉头紧锁。陈树仁教授坐在她对面的石凳上，同样面色凝重。
电报是美国国务院通过瑞士驻华使馆转交的非正式照会，内容出人意料地“友好”：美方注意到中国在“特殊生物学现象”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表示愿意在“纯科学领域”开展合作，共享研究成果，共同推动人类医学进步。
“这是陷阱。”陈树仁放下老花镜，“山田裕子刚被捕不到一个月，美国人就发来合作提议。时间上太巧合了。”
苏曼卿点头：“他们想知道我们掌握了多少，想知道银杏社的规模和能力，更想知道”她停顿了一下，“我作为网络核心的状态。”
电报中没有明确提到“零号”或“宿主”，但用词隐晦地暗示美方了解中国存在“特殊生物现象研究群体”。更关键的是，电报末尾提到“可以安排国际学术交流，包括双方研究人员的互访”。
“他们想进入中国，接触银杏社。”苏曼卿得出结论。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沈砚之和胡组长走了进来。沈砚之手里拿着一份更厚的文件，显然是刚收到的情报汇总。
“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沈砚之在石桌旁坐下，“我们截获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与华盛顿的往来密电。美方确实想合作，但目的不单纯。他们的‘凤凰计划’遇到了瓶颈——实验体存活率只有17，而且存活者大多精神不稳定。他们需要我们的数据，特别是苏曼卿同志的完整共生案例。”
胡组长接过话：“更麻烦的是，苏联方面也通过秘密渠道表达了‘关切’。他们知道我们在研究‘零号’，担心我们会与美国合作，打破战略平衡。”
“所以我们现在成了香饽饽。”陈树仁苦笑，“美苏都想拉拢我们，或者至少确保我们不倒向对方。”
苏曼卿感到一阵疲惫。她只是一个想理解自己身体、帮助有相似遭遇的人，却卷入了大国博弈的旋涡。
“中央什么态度？”她问。
“还在研究。”胡组长说，“但倾向于谨慎接触。毕竟，如果‘零号’真的是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可能是必要的。但不能让美国主导，也不能让苏联误会。”
沈砚之打开文件：“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在台湾的情报人员报告，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策划行动，目标是绑架或刺杀银杏社成员。他们得到了美国某方面的默许——如果美国不能通过合作获得数据，就默许台湾用‘非正规手段’获取。”
空气仿佛凝固了。银杏社成立才半个多月，就引来了多方觊觎。
“我们必须加强安保。”沈砚之说，“从今天起，所有成员不得单独外出，基地安保提升到最高级别。同时，我们需要制定应急预案——如何基地遭到袭击，如何疏散，如何保护研究数据。”
陈树仁点头：“科研资料可以分多处存放，但人员安全”他看向院子里的银杏树，“我们这些人，大多是普通人，突然获得了特殊能力，却要面对这样的危险。”
“这就是选择特殊道路的代价。”胡组长说，“但组织会尽全力保护每一位同志。银杏社不只是研究机构，更是这些同志的家。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人。”
会议结束后，苏曼卿和沈砚之在院子里散步。晨光渐强，银杏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
“你害怕吗？”沈砚之轻声问。
“有点。”苏曼卿诚实地说，“但更多的是责任感。银杏社的成员信任组织，信任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沈砚之握住她的手：“你不是一个人。有我在，有组织在。”
他的手温暖而坚定。苏曼卿靠在他肩上，感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依靠。经历了生死分离，经历了身体异变，经历了种种危机，他们终于能并肩站在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
“砚之，你还记得1947年我们在北平的时候吗？”她轻声说，“那时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现在我们看到了，但发现建设比革命更复杂。”
“因为革命有明确的敌人，而建设要面对模糊的边界。”沈砚之说，“就像现在，‘零号’是敌是友？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是敌是友？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们只要坚持一个原则：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新中国。在这个原则下，见招拆招，步步为营。”
中午，银杏社召开全体会议。十八位成员齐聚地下会议室，听苏曼卿通报情况。
当听到可能面临袭击时，成员们没有恐慌，反而表现出坚定的决心。
赵卫国第一个站起来：“俺是军人，保护同志是俺的责任。俺建议成立自卫小组，轮流站岗巡逻。”
那位视力增强的教师王秀英说：“我可以负责外围监控，我的眼睛能看到很远的距离。”
听力增强的工人刘师傅说：“我可以监听异常声音，提前预警。”
很快，一个基于成员能力的安保方案就形成了。苏曼卿看着这些刚刚摆脱恐惧、找到归属的同志，现在主动承担起保护集体的责任，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才是银杏社真正的力量——不是特殊能力，而是团结和信念。
下午，训练照常进行。但在训练间隙，苏曼卿发现新来的三位战士成员情绪有些低落。她走过去，在他们身边坐下。
“在想什么？”她温和地问。
最年轻的小战士——他叫李红军，才十九岁——低着头说：“苏社长，俺是不是给组织添麻烦了？如果俺没被感染，就不会引来这些危险”
苏曼卿拍拍他的肩：“红军同志，你受伤是为了保卫国家，不是你的错。而且，你现在是银杏社的一员，是我们的同志。同志之间没有‘添麻烦’的说法，只有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另外两位战士也抬起头。其中一个叫张勇的说：“苏社长，俺们从朝鲜回来时，心里很害怕。但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同志，有组织关心，俺不怕了。只要能继续为国家做贡献，俺愿意面对任何危险。”
苏曼卿的眼眶湿润了。这些朴素的战士，这些普通的人民，他们不追求超能力，不渴望进化，只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人，支撑起了新中国。
“你们不是负担，是财富。”她认真地说，“你们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勇气，现在又愿意面对新的挑战。银杏社需要你们，新中国需要你们。”
三位战士的眼睛亮了起来。那一刻，苏曼卿能感觉到他们的节点在网络中变得更加明亮、更加稳定。
训练结束后，陈树仁找到了苏曼卿。
“曼卿同志，我有一个想法。”他说，“既然美苏都对我们感兴趣，也许我们可以主动出击——不是接受他们的条件，而是提出我们的条件。
“什么意思？”
“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零号’研究者参加，但由中国主导。”陈树仁的眼睛闪着光，“我们可以分享一部分非敏感数据，换取其他国家的数据和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借机提出‘零号’研究的伦理准则，防止它被滥用为武器。”
这个想法很大胆。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几乎不可能坐在一起开会。但如果是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以“人类共同挑战”为旗号，也许有一线可能。
“需要向上级请示。”苏曼卿说，“但如果能成功，这可能是打破僵局的机会。”
当晚，苏曼卿和沈砚之一起起草了检议报告。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国际研讨会的利弊，提出了具体方案：会议地点选在中立国瑞士，时间定在三个月后，议题限于科学和伦理，不涉及军事和政治。
报告连夜送往中央。
等待批复的日子里，银杏社的工作继续推进。成员们的能力控制越来越熟练，彼此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苏曼卿发现，当多个宿主在同一地点协同工作时，他们的能力会产生“共振效应”，效果比单独使用更强。
例如，当赵卫国（增强力量）和刘师傅（增强听力）一起巡逻时，刘师傅能听到更远处的异常声音，赵卫国能更快地赶到可疑地点。当王秀英（增强视力）和张医生（能量视觉）一起检查成员身体状况时，他们能获得更全面的健康评估。
“这可能是‘零号’网络的集体智能雏形。”陈树仁记录着这些现象，“但我们的集体智能是基于共同目标和协作，而不是抹杀个体。”
一周后，中央的批复下来了：原则同意召开国际研讨会，但必须确保绝对安全，确保不泄露国家机密，确保中国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央批准成立“特殊生物现象国际合作领导小组”，胡组长任组长，沈砚之、苏曼卿、陈树仁为成员。
任务艰巨，但有了明确的方向。
筹备工作立即展开。第一项工作是确定邀请名单。这需要山田裕子的配合。
6月30日，沈砚之和苏曼卿再次来到关押山田裕子的地方。这次不是在审讯室，而是在一间布置得像会客室的房间。山田裕子穿着整洁的囚服，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茶水和纸笔。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沈砚之开门见山，“中国计划召开关于‘零号’研究的国际研讨会，需要邀请各国的主要研究者。你了解这个领域，我们需要名单和建议。”
山田裕子没有立即回答。她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抿了一小口。
“你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她说，“我早就说过，‘零号’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合作。但我没想到，是中国来推动这件事。”
“因为中国有最成功的案例，也有最明确的伦理立场。”苏曼卿说，“我们不把‘零号’当作武器或工具，而是当作需要理解和引导的现象。”
山田裕子放下茶杯，眼神复杂地看着苏曼卿：“这就是你的不同之处，苏曼卿同志。你不是科学家，不是军人，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的信仰让你在面对‘零号’时保持清醒，也让银杏社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她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写名字。
“美国方面，最核心的是三个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姆斯·威尔逊教授，他是‘凤凰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斯坦福大学的凯瑟琳·李博士，她研究‘零号’的神经效应；还有我。”她写下三个名字，“威尔逊会感兴趣，但可能出于政治压力不参加；李博士更可能接受邀请，她是纯粹的科学家。”
“苏联方面，主要研究在莫斯科的国家生物物理研究所，负责人是伊万·彼得罗夫院士。他性格强硬，但尊重科学事实。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数据，他会感兴趣。”
“日本方面，东京大学的铃木教授继承了仁科研究所的部分资料，但研究规模很小。他一定会参加，想重新获得话语权。”
“欧洲方面，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个小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也有研究，但都不成规模。”
她写了十几个名字和机构，还标注了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和研究方向。
“这些人中，谁可能反对伦理准则？”沈砚之问。
山田裕子想了想：“威尔逊教授受军方资助最多，可能反对限制军事应用。彼得罗夫院士苏联的研究可能也有军事背景。其他人，大多是科学家，更关注研究本身。”
名单完成后，山田裕子问了一个问题：“如果研讨会召开，我能参加吗？作为日本的代表？”
这个问题很敏感。山田裕子是战犯，是被捕的间谍，按说没有资格参加国际会议。但她又是最了解“零号”的专家之一。
“我们需要请示。”沈砚之谨慎地说。
“我理解。”山田裕子点头，“但请考虑一点：如果我在会上支持中国的伦理提案，会比其他人的支持更有分量。毕竟，我曾经是‘新人类’组织的理念倡导者。”
离开时，山田裕子最后说了一句：“苏曼卿同志，你走的路是对的。但这条路很艰难，因为你要对抗的不只是外部的敌人，还有人类内心的贪婪和恐惧。祝你好运。”
回程的车上，苏曼卿一直在思考山田裕子的话。
“她好像真的改变了。”苏曼卿说。
“或者是更深的伪装。”沈砚之保持警惕，“但无论如何，她的名单和建议有价值。我们需要逐一核实这些人。”
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邀请函通过外交渠道发出，会议时间定在10月15日，地点在瑞士日内瓦。同时，银杏社加紧整理可以公开的研究数据，准备会议报告。
7月5日，第一个回复来了——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铃木教授，他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期待与中国的同行交流”。
7月7日，英国剑桥大学的回复也来了，态度积极。
但美国和苏联方面迟迟没有回复。
“他们在观望。”胡组长在筹备会议上说，“看对方的态度，也看我们还能拿出什么。”
7月10日，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
银杏社基地遭到袭击。
不是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而是精密的渗透行动。凌晨两点，三名黑衣人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基地，动作敏捷，显然受过专业训练。他们避开了外围的巡逻，直接向生活区摸去。
幸运的是，当晚负责监听值班的是刘师傅。他听到了极其轻微的、常人无法察觉的脚步声，立即拉响警报。
基地瞬间进入战斗状态。赵卫国带着自卫小组拦截入侵者，其他成员在苏曼卿的指挥下有序疏散到地下掩体。
交火短暂而激烈。入侵者装备精良，行动果断，但赵卫国等人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和特殊能力的配合，很快占据了上风。一名入侵者被击毙，另外两人见势不妙，迅速撤退。
清理战场时，在击毙的入侵者身上发现了台湾特务机关的标记，以及一些美制装备。
“这是试探。”沈砚之检查着缴获的装备，“看看我们的安保水平，也看看银杏社成员的战斗能力。下次的袭击会更猛烈。”
袭击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一个加强连的部队进驻基地外围，安保措施全面升级。同时，外交部向美国提出了正式抗议，指出美制装备出现在袭击者身上，要求美方解释。
美国的回复很官方：否认与袭击有关，谴责一切恐怖行为，但再次强调“科学合作”的重要性。
“他们在施压。”胡组长说，“告诉我们，如果不合作，可能会面临更多‘非正规手段’。”
压力之下，银杏社的团结反而更加牢固。成员们意识到，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政治斗争。而他们的选择，可能影响国家的利益。
7月15日，苏联终于回复了：彼得罗夫院士接受了邀请，但要求会议增加“防止生物武器扩散”的议题。这显然是针对美国的。
7月18日，美国也回复了：威尔逊教授和李博士都接受了邀请，但要求会议“不预设伦理限制，充分讨论所有可能性”。
两国的回复都带着各自的立场，预示着会议不会平静。
距离会议还有三个月，银杏社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苏曼卿除了要准备学术报告，还要训练自己的网络控制能力——她可能在会议上需要现场展示，证明中国在“零号”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
训练很艰苦。她需要精确控制网络信号的发送范围和强度，既展示能力，又不泄露敏感信息。沈砚之一直陪着她，记录她的生理变化，确保训练安全。
一天晚上，训练结束后，苏曼卿感到特别疲惫。沈砚之递给她一杯温水，她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累了吗？”沈砚之轻声问。
“有点。”苏曼卿睁开眼睛，“但更担心的是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如果在会议上展示时失控怎么办？那会损害国家的声誉。”
沈砚之在她身边坐下：“曼卿，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整个银杏社在你身后，有组织在你身后。而且，你的能力不是表演，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你不需要刻意控制，只需要自然地展现。”
“但我体内的‘零号’它有时会自己活动，不完全受我控制。”
“那就展示真实的你。”沈砚之说，“一个有特殊能力，但依然有困惑、有恐惧、有希望的普通人。这比一个完美的‘超人’更有说服力。”
苏曼卿看着他，眼中泛起泪光。这个男人总是能理解她最深的恐惧，给她最实在的安慰。
“砚之，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早就崩溃了。”
“我也一样。”沈砚之握住她的手，“1949年我以为你死了，那两年，我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现在你回来了，我的生命才重新完整。所以，我们不是谁依靠谁，我们是互相支撑，就像银杏树的根，在地下紧紧相连。”
窗外，月色如水。银杏树的影子在风中摇曳，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秘密。
在遥远的日内瓦，一场即将影响世界的会议正在筹备。而在北京的这个院子里，一群特殊的人正在为这场会议做准备。他们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但他们知道，只要团结一心，坚持信念，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因为他们是银杏社，是新中国的儿女，是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在孤独中找到同伴的人。
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