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8日，北京西郊，一处保密单位院落。
这里是“银杏社”的正式活动基地，一座看似普通的四合院，但地下有经过改造的实验室和会议室。院子里，几棵真正的银杏树正舒展着嫩绿的新叶，在夏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苏曼卿坐在院内的石凳上，看着手里的名单。经过一周的接触和审查，中国境内的“零号”宿主已经确认了二十三位，其中十五人愿意加入银杏社，三人在犹豫，五人拒绝——主要是出于恐惧或对自身“异常”的羞耻感。
这十五位首批成员，年龄从十九岁到六十二岁，职业各异：有科学家、教师、工人、农民、医生，甚至有一位是解放军战士。他们共同点是都在1945-1949年间无意中接触过日本遗留的实验材料，身体发生了不为人知的变化。
“同志们，今天我们第一次正式聚会。”苏曼卿放下名单，看着围坐在院子里的十四张面孔，“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困惑、恐惧，甚至自我怀疑。我也是。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怪物，不是异类，我们是经历了特殊变化的中国人。新中国包容所有愿意为它贡献力量的人，包括我们。”
陈树仁教授第一个发言：“苏曼卿同志说得对。我隐藏了四年，每一天都活在恐惧中，怕被人发现，怕被当作实验品。但现在我知道，我有组织，有同志。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那位解放军战士——他叫赵卫国，二十五岁，东北人——接着说：“俺最开始也怕。俺在部队里，身体变得特别壮实，受伤好得特别快，俺都不敢让人知道。现在组织说这是可以服务人民的能力，那俺就放心了。只要能打胜仗，保卫新中国，俺这身体咋样都行。”
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大家开始分享各自的经历和能力。有人视力变得异常敏锐，能在黑暗中视物；有人听力增强，能听到几公里外的声音；有人记忆力超群，能过目不忘；有人身体恢复力惊人，伤口一天就能愈合。
但所有人都提到同一个问题：脑中的“声音”。
“那些声音总在说，俺们是新人类，比普通人高级。”赵卫国皱着眉，“俺不认同。俺爹是农民，俺娘是家庭妇女，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他们是好人。俺不觉得比他们高级。”
“这是网络在传递错误观念。”苏曼卿解释，“‘零号’网络会放大宿主的想法和情绪。如果有些宿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种想法就会在网络中传播，影响其他人。但我们可以对抗这种影响——用正确的思想武装自己，用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抵消优越感。”
她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当脑中声音出现时，她会默念入党誓词，回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想象新中国建设的场景。这些坚定的信念能像盾牌一样，保护她的思想不被侵蚀。
“银杏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控制我们的能力，学习抵御网络的负面影响。”苏曼卿宣布，“我们要制定守则，互相监督，互相帮助。我们不是要成为‘超人’，而是要成为更好的共产党员，更好的新中国建设者。”
会议持续了一上午。结束时，十五位成员的手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苏曼卿能感觉到网络中这些节点的连接从松散变得紧密，从混乱变得有序。温暖、坚定、充满希望的情感在网络中流动，像春天的溪流冲刷着冬天的冰凌。
下午，沈砚之从天津赶来。虽然他的身体还在恢复期，但坚持要参加银杏社的重要活动。他看到院子里融洽的氛围，看到苏曼卿眼中久违的光彩，心中涌起一阵暖意。
“看来进展顺利。”他在苏曼卿身边坐下。
“比预期的好。”苏曼卿微笑，“大家虽然害怕，但都愿意尝试。特别是陈教授，他提供了很多科学见解，帮助我们理解身体的改变。”
陈树仁走过来，向沈砚之点头致意：“沈砚之同志，感谢你推动这件事。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组织接纳比什么都重要。”
“是组织看到了你们的价值。”沈砚之说，“新中国需要所有能贡献力量的人。对了，我有件事要宣布——中央批准了银杏社的正式成立，并任命苏曼卿同志为社长，我为政治指导员，陈教授为科学顾问。”
这意味着银杏社不再是地下实验，而是被正式承认的组织。成员们听到这个消息，脸上都露出了释然和自豪的表情。
“还有，”沈砚之继续，“组织决定，银杏社的第一项正式任务是协助调查一起特殊的案件。”
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叠文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在前线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个别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能力，比如能在极远距离发现敌人，能在复杂地形中快速移动，受伤后恢复速度惊人。起初我们认为这是战斗经验的积累，但最近的情报显示，可能和‘零号’有关。”
苏曼卿接过文件翻阅。里面是十几份战士的档案和医疗记录，时间集中在1950年10月到1951年2月，地点在朝鲜半岛的多个战场。
“这些战士在参战前都是普通士兵，没有特殊能力。”沈砚之解释，“但在战斗中受伤或经历极度危险后，能力突然显现。更奇怪的是，他们大多不记得自己怎么获得这些能力的，只说‘突然就会了’。”
陈树仁推了推眼镜：“这听起来像是‘零号’的应激激活。当宿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体内的物质可能被激活，释放潜能以求生存。”
“但他们在国内时没有接触过日本实验材料。”沈砚之指出，“除非‘零号’有其他传播途径。”
会议室陷入沉思。如果“零号”能通过非接触方式传播，那意味着感染范围可能远超想象。
“有没有可能，”苏曼卿提出，“这些战士接触过被感染的敌人？或者战场环境中有我们不知道的感染源？”
“我们需要实地调查。”沈砚之说，“但朝鲜前线现在战事激烈，普通人无法进入。组织考虑派银杏社的成员去——你们有特殊能力，可能更适合这种任务。”
这个提议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上前线？在战火中调查？
赵卫国第一个站起来：“俺去！俺是军人，上前线天经地义！而且俺身体好，子弹打中了也好得快！”
其他几位有军事背景或身体素质增强的成员也表示愿意去。
但苏曼卿摇头：“这太危险了。你们虽然有特殊能力，但面对现代战争的火力，仍然很脆弱。而且如果被敌人俘虏，可能会暴露银杏社和‘零号’的秘密。”
“但我们不去，谁能去？”陈树仁说，“普通调查员可能无法识别‘零号’的迹象，也无法与潜在宿主沟通。我们有优势。”
争论持续了很久。最终决定：派一个精干小组前往朝鲜，但只在中朝边境的安全区域活动，调查从前方轮换下来的部队。小组成员包括赵卫国（军事素质和恢复能力）、一位听力增强的成员（可监听异常声音）、一位视觉增强的成员（可观察细微痕迹），以及林静之教授（医学专家）。沈砚之作为指导员随行，苏曼卿留在北京主持银杏社工作。
“为什么你不能去？”散会后，苏曼卿私下问沈砚之，声音里有关切也有不满。
“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上前线会成为负担。”沈砚之握住她的手，“而且，你需要留在北京。银杏社刚刚成立，你是核心。如果我们都离开，这个新生的组织可能会动摇。”
苏曼卿明白他说得对，但仍然担心：“朝鲜在打仗，那里不安全。”
“我们会待在后方，离前线至少一百公里。”沈砚之安慰她，“而且，这次调查很重要。如果‘零号’真的在朝鲜战场传播，那意味着它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扩散机制。这关系到国家安全。”
三天后，调查小组出发了。苏曼卿在北京的银杏社基地，通过“零号”网络感受着沈砚之的行程。虽然距离遥远，连接微弱，但她能大概知道他的位置和情绪状态——当火车驶过山海关时，她能感觉到他的思乡；当抵达沈阳时，她能感觉到他的警觉。
与此同时，银杏社的工作继续推进。在陈树仁的指导下，成员们开始系统性地记录和分析各自的能力特性、触发条件、消耗代价。科学方法的应用让原本神秘的现象变得可以理解和控制。
“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一次内部会议上，陈树仁报告，“当宿主使用能力服务于他人或集体目标时，能力会稳定而持久；但当用于个人目的或伤害他人时，能力会变得不稳定，甚至反噬宿主。这证实了我之前的观察——‘零号’在响应我们的道德选择。”
苏曼卿在自己的记录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当她通过网络帮助其他宿主稳定情绪时，她自己也会感到平静和充实；但当她试图通过网络探查他人隐私时，会感到强烈的不适和罪恶感。
“这像是内置的伦理约束。”她在会议上说，“‘零号’似乎鼓励利他行为，抑制自私行为。这也许是它作为‘生命信息载体’的特性——生命要延续，需要合作而非对抗。”
这个发现让银杏社的成员们更加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他们开始尝试将能力应用于实际工作：那位视力增强的教师帮助检查学校建筑的隐患；那位听力增强的工人协助工厂排查设备故障；那位记忆力超群的档案管理员帮助整理历史资料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6月15日，苏曼卿在网络中感觉到一个异常的波动——一个位于上海的节点突然发出强烈的求救信号，混合着恐惧、痛苦和绝望。她立即联系了上海的王振华。
“我正要联系你。”王振华的声音很急，“我们的一位同志——也是银杏社的潜在成员——今天早上突然发病，情况很严重。他说脑子里有‘很多人在尖叫’，然后就昏迷了。医生检查不出原因，但我们监测到他的脑电波异常活跃。”
“他叫什么名字？具体位置？”
“李国华，三十五岁，上海纺织厂的技术员。现在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苏曼卿立即动身前往上海。随行的有陈树仁和一位具有医疗背景的银杏社成员——张医生，他的能力是能“看到”人体的能量流动和异常。
抵达上海时已是傍晚。医院的特殊病房里，李国华躺在病床上，身上连接着各种监测仪器。他的眼睛紧闭，但眼皮下眼珠在快速转动，像是在做噩梦。监测仪显示他的脑电波剧烈震荡，频率在δ波到γ波之间快速切换。
“他已经昏迷十二小时了。”主治医生说，“生命体征稳定，但意识无法唤醒。我们尝试了各种刺激，都没反应。”
苏曼卿走到床边，握住李国华的手。当皮肤接触的瞬间，一股强烈的信息流冲进她的大脑——不是语言，而是原始的恐惧图像：黑暗的地下室、闪烁的灯光、扭曲的人影、尖锐的器械、还有一张模糊的脸，说着日语。
“他在回忆创伤。”苏曼卿松开手，脸色苍白，“他接触‘零号’的过程很暴力，可能是被强行感染。那些记忆一直被压抑，现在突然爆发了。”
张医生闭上眼睛，用手在李国华身体上方缓慢移动。几分钟后，他说：“我能‘看到’他体内的能量流动异常——大部分能量聚集在大脑，像风暴一样旋转。而且有外部能量在干扰他，像是有人在通过网络强行激活他的记忆。”
“能确定干扰源吗？”陈树仁问。
张医生摇头：“太模糊了，只能感觉到方向东南方向，海外。”
山田裕子？还是其他宿主？苏曼卿立即通过网络感知上海地区的节点。李国华的节点暗淡而混乱，像是暴风雨中的烛火。而上海还有其他几个节点，其中一个特别明亮但隐蔽，像是在刻意隐藏自己。
“上海还有另一个宿主，可能就在医院附近。”苏曼卿说，“他可能在用网络影响李国华。”
王振华立即派人搜查医院及周边区域。一小时后，他们在医院对面的旅馆里找到了可疑人员——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自称是来上海出差的商人，但行李中有奇怪的电子设备和日文笔记。
经过突击审讯，男子承认自己是“新人类组织”的成员，代号“蝉”。他的任务是监控上海地区的宿主，并在适当时机“唤醒他们的真正潜力”。
“什么叫‘唤醒真正潜力’？”王振华厉声问。
“就是用强信号刺激，让他们回忆起感染时的恐惧和痛苦。”蝉说，“当宿主处于极度恐惧状态时，‘零号’物质会释放全部潜能，宿主的能力会暂时增强数倍。但副作用是可能永久性精神损伤。”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测试‘女皇’的响应。”蝉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当网络中有一个节点发出强烈求救信号时，‘女皇’会有什么反应？会来救援吗？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吗？还是会通过网络远程安抚？”
苏曼卿明白了。这是一个针对她的测试，或者说是陷阱。敌人想看看她会如何处理宿主危机，从而了解她的能力和行为模式。
“他已经没有价值了。”蝉继续说，“他的任务就是发出信号，吸引你的注意。现在任务完成了。”
话音刚落，蝉突然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几秒钟后停止了呼吸。医生检查后确认是毒发身亡——他在被捕前就服用了延时毒药。
敌人的残忍和决绝让所有人震惊。为了一个测试，他们不惜牺牲两个宿主。
回到病房，李国华的情况更加危急。他的呼吸变得不规则，心跳忽快忽慢，体温升高到40度。
“必须救他。”苏曼卿说，“不能让他们得逞——用牺牲同志来测试我。”
她再次握住李国华的手，但这次不是被动接收信息，而是主动发送。她通过网络，向李国华传递平静、温暖、安全的感觉：阳光下的田野，微风中摇曳的稻穗，孩子们的笑声，同志们的鼓励所有她记忆中美好的、安宁的画面。
同时，她在意识中对李国华说话：“李国华同志，我是苏曼卿。你现在很安全，在医院，有同志保护你。那些痛苦的记忆已经过去了，你是新中国的主人，是纺织厂的技术员，是光荣的劳动者。回来吧，同志们需要你，新中国需要你。”
她一遍遍重复这些话，像母亲安抚受惊的孩子。她能感觉到李国华的节点逐渐稳定，混乱的能量风暴开始平息。
张医生报告：“能量流动在恢复正常！脑电波频率下降到a波范围，体温开始下降！”
半小时后，李国华的眼皮颤动，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起初茫然，然后逐渐聚焦，看到了床边的苏曼卿。
“苏同志？”他虚弱地说。
“是我。你安全了。”苏曼卿微笑。
李国华的眼泪涌了出来：“我梦到那些日本人他们给我注射好疼”
“都过去了。你现在是自由的中国人，没有人能再伤害你。”
这次事件让银杏社意识到，敌人并没有因为山田裕子的被捕而停止活动。相反，他们可能变得更加隐秘和危险。而银杏社作为公开的组织，很可能成为敌人的主要目标。
“我们需要加强安全措施。”当晚的紧急会议上，陈树仁说，“特别是对那些能力尚未稳定、容易受影响的成员。”
“但更重要的是，”苏曼卿说，“我们要加快让成员掌握控制能力的方法。不能总是被动应对，要主动防御。我建议制定系统的训练计划，包括能力控制、网络防御、心理建设。”
计划得到了一致通过。银杏社开始了正式的培训课程，由陈树仁负责理论教学，苏曼卿负责网络实践，有经验的成员分享各自的心得。训练在保密基地进行，成员们暂时离开原工作岗位，集中学习。
训练的第一课是“感知自我”。苏曼卿引导成员们闭上眼睛，感受自己体内的“零号”物质，理解它们的分布、活动规律、与身体的互动方式。
“不要害怕它们，也不要崇拜它们。”苏曼卿说，“它们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像器官一样，需要了解和掌控。当你了解它们，你就能控制它们，而不是被它们控制。”
第二课是“建立心理防线”。陈树仁教授成员们心理学的防御机制：如何识别和抵抗脑中的负面声音，如何用正面信念强化自我，如何在网络中保持独立意识。
“想象你的意识是一座城堡。”陈树仁在黑板上画图，“城墙是你的信念，城门是你的选择，守卫是你的警惕。当网络中的负面信息来袭时，关闭城门，加固城墙，让守卫保持警惕。”
第三课是“能力伦理”。苏曼卿和成员们讨论能力的边界：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能力，什么情况下必须克制，如何避免能力滥用，如何确保能力服务于人民。
讨论很热烈。赵卫国说：“俺觉得，能力就像枪，可以用来保卫国家，也可以用来伤害人民。关键是谁拿着枪，为了什么拿枪。”
一位叫王秀英的女教师补充：“而且能力有代价。我视力增强后，眼睛很容易疲劳，需要更多休息。如果滥用能力，可能伤害自己，反而不能好好工作。”
通过讨论，银杏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伦理守则：
能力属于人民，必须用于服务人民；
尊重他人隐私，不得滥用能力窥探；
保守组织秘密，不得随意暴露能力；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新中国公民。
守则被印制成小册子，每位成员人手一份。苏曼卿能感觉到，当大家认同并遵守这些守则时，网络中的连接变得更加清晰和健康，充满了正向的能量。
与此同时，沈砚之在东北的调查也有了进展。
6月20日，他从沈阳发回报告：经过对轮换部队的调查，确认了七名战士有“零号”感染迹象。他们都是在朝鲜战场上受伤后获得特殊能力的，而且都提到一个共同细节——受伤时接触过一种“发光的粉末”。
“根据描述，那种粉末和1947年上海实验室泄漏的物质相同。”沈砚之在电话中说，“我们怀疑，美国或日本可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零号’相关物质，作为某种战场实验。”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七名战士虽然目前状况稳定，但都出现了轻微的记忆紊乱和情绪波动，与李国华的早期症状相似。
“需要把他们接回国内，进行专业评估和治疗。”林静之在电话那头建议，“同时，我们必须向朝鲜方面和美国方面提出正式抗议，如果他们在战场上使用生物武器或实验性物质，那是战争罪行。”
但问题很复杂：朝鲜战争是联合国军与中朝军队的冲突，中国是以志愿军名义参战，没有正式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国际抗议需要极其谨慎的外交手腕。
“中央已经在研究对策。”胡组长在北京的会议上说，“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更多证据。银杏社的任务是协助收集和分析证据，同时保护好受感染的战士。”
苏曼卿接下了这个任务。她通过网络，尝试联系那七名战士中的意识。因为距离遥远且他们不是完整宿主，连接很微弱，但她能感觉到他们的困惑和恐惧——他们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害怕被当作异类。
“告诉他们，他们不是怪物，是受伤的战士，组织会帮助他们。”苏曼卿对沈砚之说，“安排他们轮换回国，到银杏社基地接受评估。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有同志，有组织。”
一周后，第一批三名战士抵达北京。当赵卫国穿着军装，在基地门口迎接他们时，三位年轻的战士愣住了——他们看到了一个和他们有相似经历，但精神饱满、充满自信的同志。
“同志们，欢迎回家。”赵卫国敬了个军礼，“在这里，你们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会学会控制它，会继续为新中国服务。”
三位战士的眼中涌出了泪水。自从获得特殊能力后，他们一直活在恐惧和孤独中，现在终于有了归属。
银杏社的成员增加到十八人。随着新成员的加入，网络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苏曼卿能感觉到，这个由中国宿主组成的网络正在形成独特的文化——强调集体主义、服务人民、自我控制，与山田裕子描述的“新人类”优越感截然不同。
一天晚上，苏曼卿在网络中“漫游”。她能感知到全球网络的整体状态：美国节点理性而功利，苏联节点冷峻而纪律，日本节点波动而焦虑，欧洲节点分散而困惑而中国的节点，虽然数量不多，但团结、温暖、坚定。
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不同国家的宿主能互相理解，互相交流，也许能避免对抗，找到和平共处的道路。但她也知道，在冷战背景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想什么？”沈砚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已经从东北回来了，虽然疲惫，但完成了任务。
“在想网络的未来。”苏曼卿靠在他肩上，“它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全世界连接起来。但网上的节点各自为政，互相猜忌。如果有一天，这张网能成为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分裂的鸿沟”
“那需要时间，需要信任，需要共同的价值。”沈砚之握住她的手，“但至少，我们从中国开始，建立了一个好的榜样。银杏社证明了，宿主可以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力量，而不是威胁。”
窗外，北京的夏夜星空璀璨。院子里，银杏树的叶子在夜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新的挑战也在前方。
但银杏社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坚定而有力。
这只是一个开始，但开始往往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