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疽的阑尾，像一条肿胀僵死的紫黑色水蛭，被哈里斯用两把精细的阑尾钳稳稳夹住，提离了它寄附的盲肠残端。切缘整齐，残端经过石炭酸和酒精的仔细烧灼、消毒，此刻正被一针一线严密地包埋进盲肠壁内，如同将一个罪恶的源头彻底封印、掩埋。标本盘中，那条离体的病变器官静静躺着，在无影灯下更显狰狞，它是过去三十多个小时里所有剧痛、高热、濒死恐惧的物质核心。
腹腔冲洗的温盐水还在汩汩流入，带着血丝和细微的脓苔被吸引器不断抽走，发出规律而单调的嘶嘶声。手术进入了相对平缓的收尾阶段——检查有无活动出血，理顺黏连的肠管，放置引流管，准备逐层缝合腹壁。
然而，就在哈里斯完成残端包埋、将注意力转向冲洗的腹腔、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再次轻柔探查那些发炎水肿的肠袢和腹膜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或者说，一种被压抑已久的、纯粹科学探求欲，混合着亲眼目睹“异常现象”的困惑，突然冲破了这位英国外科医生固有的冷静与矜持。
他的目光，并未离开术野，手指依旧在感知着肠管的温度和蠕动，但声音却清晰地从口罩后传了出来，不是对助手，也不是对护士，而是径直投向了手术室角落，那个通往观察走廊的门——他知道，或者他确信，那个中国医生一定还站在那里。
“沈先生。”哈里斯的声音在寂静的手术室里显得格外突兀，甚至让正在递送冲洗盐水的护士手抖了一下。
短暂的停顿，似乎连吸引器的嘶嘶声都轻了一瞬。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主刀医生，又顺着他的目光瞥向那扇门。
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隙，沈墨轩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没有完全进入，保持着对无菌区域的尊重，但显然一直在近处聆听里面的动静。
“哈里斯博士？”沈墨轩的声音平稳传来。
哈里斯没有抬头，他的手指正在轻轻拨开一片黏连在盆壁的网膜，动作依旧精准。“根据你的理论，”他开口，英语的发音清晰，语速比平时稍慢，仿佛在谨慎地选择词汇，“我现在切除了这个‘邪之所凑’的部位……”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想如何将那个中医术语更准确地嵌入自己的语境。“……这个，按照你的说法，热毒积聚、腐肉成脓的‘肠痈’核心病灶。那么，接下来，在你们的医学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才能最大程度地帮助他……恢复？”
问题问出来了。在手术台上，在患者腹腔尚未关闭、生命体征仍需严密监控的时刻，一个受过严格现代医学训练、向来以解剖和生理学为唯一圭臬的西方外科医生，向一位持完全不同理论体系的中医，询问术后治疗的哲学。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认知框架的叩问。哈里斯问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疗法，更是沈墨轩所代表的那个古老医学体系，如何看待“病去”之后“身存”的状态，以及如何干预这个状态。
手术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安德森护士长的眉头深深皱起，显然认为这不是讨论抽象理论的合宜时机。年轻的中国助手则睁大了眼睛，紧张又期待地看向沈墨轩。麻醉师也暂时将目光从监护仪上移开。
沈墨轩站在门口的光影里，沉默了片刻。他听懂了哈里斯的弦外之音：切除病灶（祛邪）之后，西医的标准流程是抗感染、支持治疗、等待自愈；那么，中医的“扶正”或“调理”，具体是什么？它如何与前者衔接，甚至超越？
他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手术台上老栓苍白如纸、却似乎比手术前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平静”的脸，然后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沉稳，透过门缝传入：
“哈里斯博士，在吾等看来，痈疽之生，非独局部之害，实为全身正气亏虚、气血失调，致邪毒乘虚凝聚于一处。如今您以精湛刀术，直取其巢穴，犹如擒贼先擒王，捣毁敌之帅帐。此乃祛邪之极要，功莫大焉。”
他先肯定了哈里斯手术的价值，用对方能理解的军事比喻。
“然则，”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为凝重，“帅帐虽毁，敌军溃散之卒（余毒）、战火蔓延之伤痕（创伤耗损）、以及城池本身因久战而致的粮草匮乏、墙垣残破（正气大虚、气血津液枯竭），却依然存在，甚至因其指挥部突然被毁而可能陷入更混乱之境地。”
他走近了两步，但依旧停在门槛之外，目光似乎能穿透距离，落在老栓身上。“故而，此时之要，首在安定城池，收拾残局。”
“具体而言，”沈墨轩语速加快，但条理分明，“其一，需继续清剿溃散残毒。您以盐水冲洗腹腔，便是此法，与我等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之药内服外敷，其理相通，皆为涤荡余秽，防其死灰复燃，流窜为害。”
“其二，亦是当下最急迫者，在于紧急修补墙垣，补充粮草。”他的手指在身侧虚划，仿佛在勾勒一幅人体气血运行的图景。“手术创伤，大耗气血津液。患者本就高热伤阴，气随脓泄，此刻更是雪上加霜。观其面色晄白、脉象细微欲绝，此乃气阴两脱之危兆。若不急固，恐帅帐虽毁，城池已先自倾覆。”
哈里斯的手指在患者的肠管上停顿了一下。他听懂了“气阴两脱”的翻译（lpse of both vital energy and y fids），这与他所见的低血压、心动过速、皮肤弹性差、尿少等休克前期的临床表现，惊人地吻合。只是描述的语言完全不同。
“如何‘修补’、‘补充’？”哈里斯追问，目光依然在术野，但耳朵已完全竖起。
“当以大剂益气固脱、养阴生津之药，急煎频服，或从鼻饲灌入。”沈墨轩毫不犹豫地回答，“人参、麦冬、五味子（生脉散之意），可急固气阴；黄芪、当归，补气生血；生地、玄参，滋阴凉血；佐以金银花、蒲公英、丹皮、赤芍等，继续清解余热瘀毒。此乃复方合剂，君臣佐使，共奏扶正祛邪、力挽狂澜之效。”
他说的是一系列草药名称和方剂思路。哈里斯对其中一些名字有模糊的印象（人参作为滋补品在西方也有认知），但对其具体药理和配伍完全陌生。
“这些……草药，如何能快速补充血容量、提升血压、对抗可能存在的细菌？”哈里斯的问题变得尖锐而具体，回到了他熟悉的生理学和病理学层面。“我们现在给他静脉输注的盐水，虽然缓慢，至少是明确的液体补充。你所说的汤剂，成分复杂，吸收和起效时间未知，如何能应对他此刻可能随时发生的循环衰竭？”
这是核心冲突。一边是成分明确、输注途径直接、作用机制（至少是物理扩容）清晰的静脉输液；另一边是成分复杂、口服吸收、作用机制（在哈里斯看来）模糊甚至神秘的草药汤剂。
沈墨轩没有被问住，他似乎早有准备。“哈里斯博士，您所言输液，好比直接向干涸的河道注水，可解一时之渴。然河道本身若已千疮百孔（脏腑功能衰败），水注入后，未必能存留滋养，反可能四处漏泄，甚至加重负担。”
他向前一步，语气恳切：“中药汤剂，非仅为‘注水’。其效在于激发人身自身之泉源，修复河道，疏浚壅塞，使水能自生，渠能自固。人参大补元气，能振奋脏腑机能，犹如强健泵力；黄芪固表益气，能收摄耗散之气津，犹如修补堤坝；麦冬、生地等养阴生津，犹如引来源头活水。其起效或不如输液直接迅猛，但若对症，一旦起效，则更为持久稳固，且能兼顾调理全身失衡之状态，而非仅着眼于血压数字。”
他顿了顿，补充道：“自然，此非排斥贵方之输液。危急之时，双管齐下，标本兼治，或为最佳。输液可救其标，暂稳形势；汤药可固其本，图谋长远。两者并非对立，或可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哈里斯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翻译过来的词。他沉默着，继续手中的操作，将引流管妥善放置。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沈墨轩的话，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自洽的逻辑闭环：疾病是全身失衡的局部表现，治疗需在去除局部病灶的同时，系统性地纠正全身失衡。手术解决了局部问题，而草药旨在解决全身问题。这个思路，与他所学的、侧重于局部病理和特异性对抗（手术切除、抗生素杀菌）的西医模式，确实不同。
他无法立即接受那套“气”、“阴”、“津液”的理论，但他无法否认，患者在手术后此刻相对平稳的生命体征，与术前针灸干预之间，似乎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关联。如果针灸这种“调节”能起作用，那么旨在“扶正”的草药，是否也可能有其道理？尤其是在常规西医支持治疗手段有限的当下（没有强效抗生素，输血条件也苛刻）。
风险呢？成分未知的复杂混合物，可能存在的毒性、过敏反应、与身体状态的不可预测的相互作用……
“沈先生，”哈里斯终于再次开口，他已经开始了腹壁肌肉层的缝合，针线在他手中穿梭自如，“你的理论……很有趣，也有其内在逻辑。但医学决策，必须基于证据和可控的风险。在患者离开手术室、生命体征完全稳定之前，我不能允许使用任何未经我充分评估和同意的额外治疗，尤其是成分复杂的口服药物。我们的术后方案，将以监测、输液、必要时使用强心剂和有限的抗感染措施为主。这是目前最安全、最可预测的路径。”
他的回答，既没有完全拒绝，也没有接受。他划下了一条清晰而谨慎的界限：先以西医方法稳住局面，观察；中医的介入，需要时间、证据和更严格的审查。
沈墨轩听懂了其中的妥协与保留。这已比他预想的完全拒绝要好得多。至少，哈里斯没有将他的理论斥为无稽之谈，而是承认其“有趣”和“内在逻辑”，并留下了未来可能性的窗口。
“理应如此。”沈墨轩颔首，“当务之急，是助患者平安离开手术台。后续调理，可容稍后再议。不过，”他话锋微转，目光投向老栓，“若蒙允许，我可于患者清醒后，先行诊脉察舌，详辨其气血津液耗伤之具体程度，为后续可能之调理，预作准备。此仅为诊断，不行干预。”
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合理的请求。
哈里斯缝完了腹内斜肌，开始缝合腹外斜肌腱膜。他微微点了点头，动作幅度小到几乎看不见。“可以。在病房，在我的监督下。”
对话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但哈里斯心中那点被勾起的好奇与困惑，并未平息，反而像一颗投入深水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在缓缓扩散。他第一次开始真正思考，也许，只是也许，在对人体这个复杂系统的理解上，除了他熟悉的解剖图、生理方程式和细菌图谱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描述语言和干预逻辑。这种逻辑可能无法被现有的科学仪器完全测量，但它所指向的临床现象——比如患者异常的平稳——却真实不虚。
手术缝合在继续。但某些东西，已经在两位医生之间，在这间充斥着西方现代医学符号的手术室里，悄然改变了。一场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在手术刀下开始，它不会随着腹壁切口的关闭而结束，只会随着患者艰难的重生之路，走向更深、更未知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