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烟囱如林，机器的轰鸣昼夜不息，标志着帝国正加速驶入工业时代的轨道。
然而，在机器创造巨额利润、城市日渐繁华的表象之下，一个庞大、集中、且处境艰难的新社会群体——产业工人，正在血与汗的浇筑中迅速成形，并随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劳资矛盾。
工人阶层的诞生，源于传统社会的解体与工业的吸附。
随着“工商鼓励策”推行，大量农民因土地兼并、天灾人祸、或单纯被城市“工价”吸引，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涌入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新兴工业城市。
他们中既有破产的自耕农、佃户，也有失去生计的手工业者（如被机织布冲击的土布织工），以及城市贫民。
在工厂门口，他们排成长队，等待被雇佣。他们的身份，从依附于土地的“臣民”或“匠户”，转变为纯粹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的“雇工”或“工人”。
早期工人的境遇，极为悲惨：
工作时间漫长：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 是常态，甚至更长。
工厂主为最大限度利用机器，普遍实行“两班倒”或“三班倒”，机器不停，工人轮流休息。
节假日极少，一年中仅春节等少数几天停工。
工作环境恶劣：纺织厂内棉絮飞舞，令人窒息；矿洞中黑暗潮湿，危险四伏；化工厂毒气弥漫；机器缺乏防护，断指、轧伤事故频发。
厂房拥挤、通风极差，疾病极易流行。
工资微薄：普通男工日薪约二十至三十文（购买力约合几斤米），女工、童工更低，仅及其一半或三分之一。
且常以“罚薪”、“存工”（扣押部分工资年底发，但中途离职不付）等方式克扣。
工资多以铜钱 或厂票（只能在厂区商店消费）支付，实际购买力常因物价上涨而缩水。
居住条件低下：工人多聚居在工厂附近的“棚户区”或资本家建造的简陋“工房”里，拥挤、肮脏、缺乏基本卫生设施，是瘟疫的温床。
毫无保障：伤病、年老、失业，即意味着陷入绝境。
工厂没有任何医疗、养老、失业保障。
因工致残或死亡，往往仅给予极微薄的“抚恤”甚至不予理会。
管理严苛：普遍实行“工头制”或“拿摩温”（nuber one，洋行用语）管理，工头对工人有生杀予夺之权，动辄打骂、罚款、开除。
工厂规章制度极其严苛，稍有不慎即受重罚。
与此同时，资本家（工厂主、商人）阶层也在迅速壮大。
他们中既有凭借特权或与官府关系获得“官督商办”垄断地位的“红顶商人”，也有靠自身经营起家的民间实业家，还有投资设厂的买办 和传统商人。
在“工商鼓励”政策下，他们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生活奢靡，与工人的困苦形成天壤之别。
尖锐的劳资矛盾，在巨大的利益反差与严酷的生存压力下，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矛盾的表现形式多样：
1 经济斗争：最常见的是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反对克扣工资和罚薪。
工人们最初以消极怠工、破坏工具、个别抗议 等方式表达不满，但随着人数的集中和境遇的相似，开始出现集体罢工的雏形。
启明四十八年，上海 某英资纱厂 因无故降低工资，引发数百女工集体停工抗议，虽被工头勾结巡捕房镇压，但影响颇大。
2 反抗虐待：针对工头的无理打骂和苛刻管理，工人们或以群体沉默对抗，或发生暴力冲突。
在唐山某煤矿，曾发生矿工打死一名恶霸工头的事件。
3 争取基本生存权：反对在极端恶劣（如高温、毒气）环境下超时工作，要求改善基本食宿条件。
在广州 某缫丝厂，女工因厂方提供的伙食霉变而集体抗议。
早期的工人斗争，多是自发的、零散的、经济诉求明确但缺乏组织的。
工人内部也存在地域帮派（如苏北帮、宁波帮、广东帮）隔阂，技术工人 与普通粗工待遇差别，男工与女工、童工境遇不同，难以形成统一力量。
工厂主则通常采取强硬镇压（勾结地方官府、雇佣流氓打手）、分化瓦解（收买工头、开除领头者）、关门歇业 威胁等手段应对。
然而，矛盾并未因镇压而消失，反而在积聚。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工人问题”。
《京报》 的某些栏目开始谨慎地报道工人恶劣的生存状况，引发社会议论。
格致院 中少数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潮（通过留学生和译着零星传入）影响的学者，开始思考“劳工权益”问题。
部分开明的地方官员也意识到，若放任劳资矛盾激化，恐酿成大规模社会动荡，影响“新政”稳定和税收。
工人阶层生，劳资矛盾现。
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与劳资冲突的浮现，是帝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副产品”。
它暴露了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也考验着“启明”朝廷的治理智慧。
是继续放任资本对劳动的压榨，以牺牲底层换取经济数字的增长？
还是尝试进行干预和调节，在发展中寻求某种平衡，缓和社会矛盾，维护长治久安？
这个问题，随着工厂烟囱的日益增多和工人抗议声浪的隐约可闻，已无法回避。
制定相关的劳动法规，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成为摆在朝廷面前日益紧迫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