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的电流串联南北,铁路的汽笛响彻华北,铁甲舰的锚链探向深蓝,帝国的现代化巨轮在“蒸汽”与“电力”的双重驱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浪前行。
然而,这一切宏伟基业的基石,离不开坚实而活跃的国民经济,尤其是能提供税收、就业、物资和技术的工、商业。
陈远及其继任者皇太子陈弘绪 深谙此理,在“启明”中后期,一系列旨在破除陈规、释放民间活力、引导资本投向的“工商鼓励策”陆续出台,如同春风吹拂冻土,催生出一片片新兴的工业萌芽,最终汇聚成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林立的壮观景象。
首先,是法律与制度的“松绑”与“护航”。
1 《专利鼓励法》完善与强化:早期版本主要鼓励“奇技巧思”,此时修订扩充,明确保护工业发明、技术创新、新产品设计 的专营权,期限延长,侵权惩罚加重,并简化申请流程。
设立了隶属格致院 的“专利评审委员会”,由学者、工匠、官员共同组成,负责审核。
此举极大地激发了民间,尤其是能工巧匠和格致学者的创新热情,许多针对纺织、采矿、农具、日用器物的改良发明涌现并得以应用。
2 《公司法》雏形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模式推广:借鉴西洋公司制度,朝廷颁布《商办实业条例》,允许民间资本以“股份公司”形式集资,从事采矿、航运、纺织、机器制造等原先多为官府垄断或严格限制的行业。
明确股东责任、利润分配、账目公开等原则。
同时,在大型、高风险或战略性的行业(如大型矿场、铁路、电报、造船),推行“官督商办”(官府监督,商人集资经营)或“官商合办”(官民合资,共担风险),既利用民间资本与管理效率,又保持朝廷控制。着名的“轮船招商局”(航运)、“开平矿务局”(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皆以此模式创办,成效显着。
3 简化商事登记,规范市场秩序:在各通商口岸及主要城市,设立“商务局”或“劝业道”,简化工商业开业登记手续,减少胥吏勒索。
颁布《商标注册暂行章程》,保护商誉。
整顿牙行,打击欺行霸市、囤积居奇。
在上海、汉口 等商埠,尝试设立“商品交易所”(雏形),规范大宗商品交易。
其次,是财政与金融的“输血”与“导流”。
1 税收优惠:对新设的机器工厂、矿场,实行“三年免征,五年减半”的税收优惠。对投资铁路、电报、造船 等“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民间资本,给予更长的免税期。
出口工业品(如机制棉布、生丝、瓷器)的关税进一步降低,甚至给予退税奖励,以鼓励外销。
2 设立“实业银行”与“劝业公债”:在户部支持下,由户部银行(中央银行雏形)牵头,联合山西票号、南方钱庄 及富商,合资成立“通商实业银行”,专司对工矿、交通企业的长期低息贷款。
同时,朝廷首次尝试发行“启明实业建设公债”,以海关收入和铁路盈利为担保,向社会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扶持官督商办企业和技术引进。
3 建立“机器保险”与“水险火险”:随着工厂、仓库、轮船价值日增,传统互助形式已不敷使用。
在西洋保险业影响下,官督商办 的“仁和保险公司”、“济和保险公司”在上海、广州等地成立,为工厂设备、货物运输、船舶提供保险,降低了投资风险。
第三,是基础设施与人才的“筑基”与“育才”。
1 “筑巢引凤”式的工业区规划:在上海 杨树浦、天津 海河畔、汉口 硚口 等地,由地方官府出面,统一征地、平整土地、修建道路、接通水电(初期主要是供水和简易煤气灯),规划出专门的“工业区”或“商埠区”,以优惠地价吸引厂商设厂。
上海杨树浦迅速聚集了纺纱、织布、造船、机器修理等数十家工厂,成为帝国第一个近代工业聚集区。
2 推广“艺徒学堂”与“实业学堂”:在各工厂、矿场推行“艺徒制度”,招收青少年学徒,边工作边学习技术,由老师傅传授。
同时,在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 等新式学堂增设“实业科”,在各省会设立“中等实业学堂”,培养中级技术和管理人才。
工部、商部(新设)定期举办“劝业博览会”和“工艺竞赛”,展示新产品、新技术,奖励能工巧匠。
在多重政策的激励与护航下,自启明四十年起,帝国迎来了第一波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的热潮。
棉纺织业一马当先。
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商人集资引进英国、美国的走锭纺纱机、力织机,建立起数十家拥有数百甚至上千纱锭、织机的“机器纺纱厂”、“机器织布厂”。
虽然规模远不及英国兰开夏,但相比传统手工作坊已是巨变。国产“洋布”(机制棉布)开始与进口洋布及土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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缫丝与丝织业 紧随其后。
在广州、顺德、杭州,采用蒸汽动力 或水力 的“机器缫丝厂”出现,生丝产量和质量提高。
传统丝织中心苏州、南京,也开始引入法国 提花机和日本改良织机,生产更精美、更受海外市场欢迎的绸缎。
面粉、碾米、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 在沿海沿江城市兴起,利用蒸汽机或水力进行规模化加工,供应城市居民和军队。
火柴、肥皂、蜡烛、玻璃等日用化工业 开始出现小型工厂,虽技术粗糙,但满足了城市新兴消费需求。
煤矿、金属矿开采 在“官督商办”模式下,规模扩大,唐山、萍乡、大冶 等矿产量显着提升,为工业和铁路提供燃料与原料。
机器修造与五金加工 厂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涌现,主要为船舶、纺织厂、矿山提供维修服务,并尝试仿制简单机器零件。
工商鼓励策,工厂如笋立。
至启明五十年左右,在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城市,已可看到烟囱林立、机声隆隆的景象。
尽管这些工厂大多规模有限,技术依赖进口,管理粗放,且分布极不均衡,但它们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力量正在帝国肌体内蓬勃生长。
机器工厂的集中生产,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催生了一个与以往任何朝代都截然不同的、庞大的、集中的产业工人阶层。
这个新兴阶层的诞生、生存状况及其与资方(工厂主、商人)的关系,很快就将成为帝国“盛世”光环之下,最尖锐、最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