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的指挥棒转向“新学”，如同在帝国知识体系的根系注入了一股活水，然而，仅仅依靠改良官学、书院和私塾的零散教学，已难以满足对系统性、高层次、专业化“新学”人才的爆炸性需求。
朝廷需要的不再是仅仅通晓经义、略知实务的普通官吏，更需要能够领导技术革新、掌管专业部门、处理复杂外交、规划国家战略的高级专门人才。
旧有的国子监、地方府州县学，其教育内容、师资水平、管理模式，已严重滞后于时代。
创办新式大学，成为“启明”朝廷培育顶尖人才、引领学术风气的必然选择。
启明二十五至三十年间，一场由国家主导、地方响应、官民合力的“兴办大学”热潮，在帝国南北蓬勃兴起。
这场运动并非简单复制传统书院模式，而是带有鲜明的“启明”特色——官办为主，注重实用，分科设教，中西兼采。
首先，是京师国立大学的创办与引领。
启明二十五年，在皇帝陈远亲自过问、首席大学士徐光启直接主持下，京师大学堂（后改称京师大学）在北京 西郊（原皇家园林之一部）正式创立。
其规格之高，开帝国教育史之先河。
皇帝亲题匾额，并下诏明确其宗旨：“京师大学堂，为 国家储才 之地， 讲求 实学，融贯 中西，以 造就 通 经 致用 之 才，备 朝廷 任 使。”
徐光启兼任首任管学大臣（校长），从全国征召博学鸿儒、格致院学者、乃至高薪聘请西洋学者（耶稣会士、荷兰技师）任教。
京师大学堂分科设院，初设：
经学院：并非单纯讲授程朱理学，而是以“通经致用”为要，研究经学与政治、伦理、教育之关系，培养高级文官与学者。
法学院：系统讲授《大陈律》、历代刑名、诉讼程序、乃至初步的“万国公法”（国际法），培养司法、外交人才。
格致学院（理学院）：下设算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萌芽）、动植物学 等门，是吸收西学、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前沿。
工学院：最初设土木工程（水利、道路、建筑）、矿冶工程、机械工程 等门，注重实用技术与设计。
农学院：研究农学、畜牧、林业、病虫害防治，旨在推广农业技术。
医学院：尝试融合传统中医与初步的西医生理、解剖、外科知识。
学制灵活，分“预备科”（类似预科，学习基础）、“正科”（分专业深入学习，三至五年不等）。
课程除本专业外，还须修习经学、国文、骑射。
教学注重实验、实习、辩论。
图书馆收藏大量中西图书、仪器。
京师大学堂迅速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标杆和学术中心。
其次，是地方专业性大学的兴起。
在京师大学的示范和朝廷鼓励下，各地督抚、开明士绅、乃至富商巨贾，纷纷出资或奏请创办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学校：
上海（云台山）：利用其作为新兴贸易港口、工商业繁盛的优势，两江总督奏设“南洋公学”（后发展为南洋大学），侧重商科、船政（航海、造船）、外语（英、荷、葡语），为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和海关培养人才。
广州：两广总督与粤商合办“岭南学堂”（后为岭南大学），因其对外交往历史悠久，侧重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商法、海关税务，并设医学院，引进西洋医学较多。
武汉（武昌）：湖广总督设“两湖大学堂”，利用九省通衢、内陆中心的地位，侧重法政、师范、农学，为华中地区培养官吏和教师。
福州：闽浙总督与船政官员合办“船政学堂”（后并入福州大学堂），专攻造船工程、轮机工程、海军指挥，师资多聘自欧洲（荷、英）及留学归国人员，成为帝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西安：陕甘总督设“西北大学堂”，侧重边政（研究蒙古、回部、藏事）、畜牧、矿冶，为经营西北边疆储备人才。
成都：四川总督设“四川大学堂”，侧重农学（四川盆地农业）、医药（本地药材丰富）、文史。
此外，在一些传统手工业中心或矿区，也出现了更专门的技术学校，如景德镇的“陶瓷工艺学堂”，唐山的“矿务学堂”等。
第三，是私立书院向新式学院的转型。
一些资金雄厚、眼光开阔的地方士绅或商帮，也出资将原有书院改造，或新建私立学院。
如无锡 东林书院 后裔与江南商帮合办的“东林实学书院”，徽州盐商资助的“紫阳新学书院”等。
这些私立学院规模较小，但机制灵活，往往在商科、会计、艺术等方面颇有特色。
大学遍地开，风气为之新。
短短数年间，十余所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在帝国主要城市矗立起来，虽然其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仍带有旧式书院的痕迹，师资教材匮乏，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新兴的高等教育网络。
它们打破了科举是唯一正途的旧观念，为青年学子提供了除“学而优则仕”之外，钻研科学、技术、法律、商业等专门学问的上升通道。
大学成为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阵地，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
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逐渐充实到格致院、工部、户部、兵部、海关、驻外机构 以及新兴的工矿企业 中，成为推动帝国近代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然而，国内大学的创建，毕竟受限于自身学术积累和眼界。
要真正“熔铸中西，以求超胜”，还必须将目光投向那“新学”与“格致”的真正源头之一——遥远的西洋。
一股走出国门、负笈海外的“留学潮”，正在最富冒险与求知精神的青年学子心中，悄然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