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革故鼎新，如同在帝国教育文化的原野上投下了一枚火种，迅速引燃了“新学”的燎原之势。
这里所谓的“新学”，并非全盘否定传统儒学，而是在“经世致用”的旗帜下，以儒学义理为根基，广泛吸纳史学、诸子、律法、算学、格致（自然科学）、地理、经济、兵学等实用知识，形成的一种兼容并包、注重实效的学术思想体系。
它既是科举考试内容改革的直接产物，也反过来塑造着新一代士人的知识结构与精神气质。
新学的兴起，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是教育内容的革新。
诏令既下，天下官学、书院、私塾，为适应新科举，不得不调整授课内容。
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注疏，算学（《九章算术》、《几何原本》译本）、律法（《大陈律》精要）、地理（《坤舆万国全图》、各省舆地志）、农政（《农政全书》摘要）、水利（《河防一览》）、兵略（《孙子兵法》、《纪效新书》）、乃至格致初步（天文、物理、机械常识）等，逐渐成为生徒的必修或选修科目。
许多有远见的山长、教师，开始聘请通晓算学、律法、西学的“新学师”来授课。教材编纂成为热点，格致院 组织学者编纂的《新学纲要》、《经世文编》、《格致入门》等书籍，被各地学宫争相刊印，洛阳纸贵。
其次，是学术风气的转向。
以往空谈心性、埋头故纸堆的风气受到抑制，实证、考据、解决实际问题 的学风开始受到推崇。
士子们不再满足于背诵程朱语录，而是开始关注田赋、漕运、盐政、边防、海贸、刑狱 等现实政务，并在诗文中加以讨论。
结社讲学的内容，也从纯粹的理学辩论，扩展到舆地考察、器械制作、海外见闻 的交流。
一些受到西学影响的学者，开始尝试用实验、观测 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现象，如测量星象、记录物候、分析矿物等。
第三，是“新学士”群体的形成。
通过新科举选拔出来的进士、举人，其知识结构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
他们可能通晓勾股测量，能协助清丈田亩、规划水利；熟稔律例条文，能公正断案、草拟章程；了解海外大势，能参与外交谈判、管理海关；略知机械原理，能督导匠作、改进工具。
尽管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或许不如前辈“醇正”，但他们的实务能力、开阔眼界 和进取精神，正是“启明”时代治理庞大帝国、应对内外挑战所急需的。
第四，是新学与西学的有限融合。
在“格致”的旗帜下，来自西洋的数学、天文、地理、火器、医学 知识，被有选择地吸收进新学体系。
徐光启提出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思想，成为处理中西学问关系的准则。
新学士们不再盲目排外，而是以实用 为标准，评判西学的价值。
算学中的欧几里得几何、天文中的日心说、地理中的世界地图、军事中的燧发枪原理，逐渐被知识阶层所了解甚至接受。
当然，这种吸收是审慎的，以不触及“华夷之辨”根本和儒家伦理底线为前提。
新学取士才，实效显于政。
改革后的首批新科进士，于启明二十七年金榜题名。
这批“新学士”被分发至各部院、地方州县历练，很快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活力。
分发至户部 的新进士，能运用新式记账法理清账目，参与制定更合理的商税方案。
在工部 任职者，能看懂简单的工程图纸，协助督办河工、城防、官道建设，效率提高。
派往刑部、大理寺 的，能更准确地引用律条，处理积案，减少冤狱。
任职地方州县的，许多不再只是坐堂审案、催征钱粮，而是积极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整顿保甲、建立义仓、推广识字，其施政更贴合百姓实际需要。
一些有胆识的，甚至尝试在辖区内鼓励工商、整饬市集。
进入理藩院、市舶司 的，因其略通外语和了解外情，在处理涉外事务时更加得心应手。
当然，新学士也有其局限。
一些人可能儒学根基不牢，在涉及“道统”、“教化”等深层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一些人则可能过于注重“实利”，忽视道德修养，甚至滋生功利之心。
且新旧交替中，难免有冲突与磨合。
一些守旧官员讥讽新学士为“匠吏”、“计吏”，认为其不堪大用。
而新学士也常感掣肘于旧体制、旧观念。
但无论如何，新学 通过科举这个最重要的渠道，成功地将其理念与人才注入了帝国的统治阶层。
它开始改变官僚群体的整体素质，影响着朝廷的决策倾向和地方治理模式。
“经世致用”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呼声，而逐渐成为官员选拔与考核的实际标准。
这为“内阁负责制”的有效运行、各项新政的持续推进、乃至应对未来更复杂的国内外挑战，储备了至关重要的智力资源和干部基础。
帝国的航船，在更换了更精密的传动齿轮和动力源之后，正朝着陈远所期望的“启明盛世”的深水区，稳稳前行。
然而，盛世之下，新的矛盾与挑战也在滋生，国内土地兼并的暗流、区域发展的失衡、海外殖民的伦理困境、以及与西方列强日益复杂的竞争关系，都等待着新一代的“新学士”们，运用他们的智慧与所学，去一一应对、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