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关制度的齿轮一旦开始严丝合缝地运转，其产生的效益便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显现出来。
启明十年的户部岁入奏销黄册，用朱笔赫然标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海关税银，岁入逾八百万两。
这还仅仅是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四大正口的统计，未计入福州、泉州对东洋、南洋华商的税收，以及吕宋、澳门等海外殖民地和租借地的收入。
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强，且增长势头迅猛。
白银，如同被磁石吸引的洪流，从四面八方，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汹涌注入帝国的财政血脉：
最大宗，也最稳定的，是 对欧直接贸易。随着海关制度规范化，贸易条件明确，欧洲商船，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此时已开始尝试对华贸易）的船只，来华数量显着增加。
他们从欧洲、印度、东南亚运来白银（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本洋）、毛呢、香料（部分）、棉花、药材、钟表等，但最受欢迎、也几乎是唯一能平衡巨额逆差的硬通货，就是白银。
因为欧洲对中国茶叶、生丝、瓷器、丝绸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而中国对欧洲商品的需求相对有限（呢绒销量渐增，但远不能抵补）。
于是，一船船白银在海关官吏的监督下过秤、登记、抽税（5的从价税），然后流入特许行商的银库，再通过行商购买中国货物。
仅茶叶一项，每年从福建、安徽、浙江等地汇集到广州、厦门，经海关出口的数量就以数千万斤计，换回的白银堆积如山。
其次，是 南洋与日本贸易。
尽管荷兰垄断了南洋部分香料，但大陈通过吕宋基地、华人海商网络以及直接贸易，依然获得了大量香料（胡椒、丁香）、苏木、玳瑁、燕窝、锡、铅等特产，除部分自用外，也转口日本或欧洲获利。
对日贸易虽受“锁国”政策限制，但通过郑氏旧部、福州、泉州的特许商船，仍然能将生丝、药材、书籍、砂糖等运往长崎，换回日本白银、铜、硫磺等，利润丰厚。
南洋和日本贸易的白银流入，补充了欧洲白银的不足。
第三，是 海外殖民与特许公司收入。
吕宋北镇守府（赵勇经营）不仅自身通过控制金矿、蔗糖、烟草、香料贸易获取巨额利润，每年上缴内库的白银、黄金价值不下百万两。
朝廷特许成立的“皇明海洋贸易公司”（简称“皇贸公司”），由内帑、户部、以及民间大商贾（主要是闽粤海商）参股，享有对东洋（日本）、南洋（非荷兰核心区）及印度洋的部分贸易专营权，其利润分红也是朝廷重要财源。
此外，澳门葡萄牙人缴纳的“地租银”和贸易税，广州荷兰商馆的馆租及贸易税，虽数目相对不大，但象征意义显着，体现了主权收益。
第四，是 国内工商税的增长。
海关改革带动了沿海口岸城市的繁荣。
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上海）迅速成为万商云集的巨埠。
为外贸服务的行业如造船、瓷器烧造、丝绸纺织、茶叶加工、包装运输、钱庄票号、客栈酒楼等空前兴旺。
随之而来的市税（门摊税）、交易税、牙税、房产税等工商税收也水涨船高。
虽然这些税收归地方（与海关税中央直接不同），但也充实了地方财政，间接减轻了中央的转移支付压力。
海量的白银流入，迅速改变了帝国的财政面貌和经济运行：
国库充盈：太仓银库前所未有地充实，不仅足以支付庞大的军费（西北、东北、南洋驻军，水师建设）、官俸，还能大力投入水利（黄河、淮河、运河治理）、官道驿路、边疆建设（黑龙江、西域屯田）、官学及格致院的经费。
以往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大为改观，朝廷推行各项新政（如兴修水利、普及官学、推广新农具）的底气和能力大大增强。
币制稳定：朝廷利用流入的白银，加大了“启明通宝”银元的铸造和投放，进一步巩固了“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成果。稳定的银本位和充足的货币供应，促进了国内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张，长期困扰经济的“银贵钱贱”或“钱荒”问题得到缓解。
沿海勃兴：巨额贸易利润催生了广州十三行、厦门潘氏、云台山沈氏等一批富可敌国的行商巨贾。
他们不仅自身奢靡消费，带动了奢侈品行业和城市建设，也积极投资土地（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手工业作坊、海外贸易，甚至开始涉足矿业、金融。
沿海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带有西式风格的建筑（“十三行夷馆”、商行、教堂）开始出现，市井文化空前繁荣。
就业增加：外贸及相关产业吸纳了数百万计的就业人口，从茶农、蚕农、瓷工、织工，到码头苦力、船工、商贩、账房、通译等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人口压力，社会稳定性增强。
技术进步刺激：海外市场的需求（如欧洲对特定花色瓷器的喜好、对更精细生丝的要求）和竞争（如荷兰、英国棉纺织品的输入），刺激了国内瓷器、丝绸、棉布等行业的技术革新和专业化分工。
一些敏锐的商人开始投资改进生产工具，如丝绸业中尝试引入更先进的提花机，制瓷业中研究釉料配比和烧制工艺，制茶业中探索新的发酵和烘焙技术。
当然，白银滚滚来的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隐患与不均衡：
经济外向依赖：国民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海外市场，特别是欧洲对茶叶、丝绸的需求。
一旦国际市场波动或出现替代品，将对国内相关产业和财政收入造成巨大冲击。
区域发展失衡：财富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及其腹地（江南、珠江三角洲），内地和北方广大地区受益相对有限，甚至因手工业品受到进口货或沿海优质产品的竞争而受损，地区差距拉大。
白银流入与通胀：虽然目前白银主要用于购买中国商品，推动的是生产而非纯粹消费，但长期巨量白银输入，仍开始引发部分商品（尤其是与外贸相关的生产资料、城市地价、奢侈品）的价格缓慢上涨，埋下通胀隐患。
利益集团固化：行商、皇贸公司以及与外贸相关的官僚，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可能阻碍进一步的市场开放或制度改革，以维护其垄断特权。
尽管如此，在启明十年至十五年间，海关税收无疑是帝国财政最耀眼、最强劲的增长引擎，也是陈远能够相对从容地推进内部改革、巩固边疆、发展军备的坚实经济基础。
白银的光芒，照亮了“启明盛世”的国库，也吸引着更多野心与才智，投向生产、流通与创造领域。
就在这白银浪潮的涌动中，一些更深刻的变化，正在帝国经济肌体的深处，悄然孕育、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