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税制的改革，如同为帝国躯体疏通了血脉与经络，但陈远深知，一个真正强盛的王朝，绝不能仅靠权术与兵威，更需有格物致知的智慧与开拓创新的活力。
自穿越以来，他始终对东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抱有深刻的忧患意识。
前明虽有《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瑰宝，徐光启、李之藻等先贤也曾致力于引进西学，然终究囿于传统观念、科举制度与动荡时局，未能形成体系，更未能上升为国策。伪清更是倒行逆施，扼杀思想。
如今，海内初定，正是破除愚昧、倡导实学、奖掖发明的绝佳时机。
启明二年夏，在经过与徐光启、柳如是、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复商讨后，陈远力排众议，颁布了一道石破天惊的诏书——设立“大陈格致院”（后通称科学院），并倡导“百家争鸣，实学为用”。
诏书言道：“朕观三代以降，治道之隆，未有不本于学术之明；国家之强，未有不资于器械之利。
今泰西诸国，帆船炮利，远涉重洋，窥我海疆；其天文历算、机械制造，亦有可采。
我华夏虽有《考工》、《天工》之遗编，然多散佚不传，或视为奇技淫巧，此实文明之大憾！”
“兹特设立‘大陈格致院’，于北京西山择地建院。其宗旨在于：讲求实学，探究物理，改良工艺，富强国家。
凡天文、历法、算学、地理、水利、农学、医学、营造、机械、火药、矿冶等一切有裨国计民生之学问技艺，皆在研习之列！”
格致院设院长一人，由皇帝特简（首任院长为徐光启），下设各“学馆”。
诏令明确：
广募人才：不分出身，只要通晓一技之长，经考核，均可入院，授予“待诏”、“博士”、“学士”等衔，享受优厚俸禄，专心研究。
翻译西书：设“译书馆”，系统翻译泰西数学、几何、天文、地理、物理、医学等着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坤舆万国全图》等，“熔铸中西，以求实用”。
实验验证：强调“实证”，设立观星台、实验室、试验田、工坊，不尚空谈，注重观察、实验与数据。
鼓励发明：颁布《专利鼓励法》，凡有能造利国利民之新式器械、改进工艺、培育良种者，经格致院验证有效，由朝廷授予“专利凭照”，许其专营获利若干年，或给予重奖、授予官职。
刊行学报：创办《格致汇编》（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促进交流。
与成立格致院相呼应，陈远在文化政策上，明确倡导“百家争鸣，实学为用”的风气。
他下诏改革科举内容，增加策论、算学、律法、农政等实用科目的比重。
在官学体系外，鼓励民间兴办书院、义学，讲授实学。
甚至默许一些有争议的学术讨论，只要不涉及颠覆政权、不伤风化，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争鸣。
诏令一出，天下哗然。
守旧士大夫痛心疾首，斥为“以夷变夏”、“败坏人心”、“工匠之术，岂登大雅之堂？”但更多被科举压抑、有实学之才的寒门士子、能工巧匠、乃至不得志的学者，则如久旱逢甘霖，欢欣鼓舞。
许多人带着自己的着作、图纸、器物，从四面八方赶往北京西山，参加格致院的选拔考核。
徐光启以年迈之躯，欣然领命，将毕生搜集的西学书籍、自己与利玛窦等人合译的手稿，以及农学、水利心得，悉数贡献出来。
在他的主持下，格致院迅速聚集了一批奇才：
精于历算的李天经，
擅长火器与机械的孙元化，
从澳门聘请的精通数学、测量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
民间巧匠薄珏，
甚至还有几位对种植番薯、玉米颇有心得的老农……
格致院内，很快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观星台上，望远镜对准星空，修订历法；实验室内，进行着金属冶炼、火药配比的测试；工坊里，匠人们按照新式图纸，敲打着改良的农具、水车零件；译书馆内，烛光常明，中西学者争论着某个数学定理的译法；试验田里，来自南美洲的土豆、番薯与本地作物进行着对比种植……
尽管阻力重重，嘲讽不断，但“格致”之风，已如星星之火，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点燃。
一些务实的地方官员，也开始尝试将格致院的一些初步成果，如新式犁、水车、施肥法，在本地推广。
科学院成立，百家争鸣现。
陈远以超越时代的眼光，试图为帝国植入科学与理性的基因。
格致院的设立，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机构，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这个新王朝对知识、对技术、对创新前所未有的重视。
它打破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单一价值取向，为“启明盛世”注入了探索未知、改进世界的强劲动力。
然而，新思想的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新政策的推行，离不开高效的信息传递与舆论引导。
陈远深知，在变革的时代，必须掌握“喉舌”，于是，一项全新的宣传工具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