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建设如火如荼，但若无健全的财政体系与统一的流通血脉支撑，庞大的帝国机器终将步履蹒跚。
前明与伪清留下的，是一个货币混乱、税制繁杂、国库空虚的烂摊子。
各地私铸钱币盛行，银、钱比价波动剧烈，商民交困；税制则叠床架屋，正税之外，“三饷”虽名义废除，但地方加派、火耗、摊派多如牛毛，胥吏上下其手，民不聊生。
陈远深知，不行雷霆手段，整顿财政税赋，则一切改革皆成无源之水。
启明二年春，经过户部、工部（铸币）及文渊阁长达半年的筹备与激烈辩论，两项重磅改革诏书——《统一货币令》与《启明新税制条例》，于同月颁布，互为表里，震撼朝野。
《统一货币令》 开篇明义：“货币者，国家之权衡，万民之血脉。今海内初定，而钱法紊乱，私铸丛生，银钱比价无常，商旅疑惧，民生困顿。非革除积弊，统一规制，无以通商惠工，实国裕民。”
诏令核心如下：
1 废两改元，银币为本：宣布白银为法定主币，废除银两的称量货币地位，代之以国家统一铸造的标准银元。
新铸“启明通宝”银元，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含银九成，形制精美，边廓铸有防伪细纹。
一两白银折合一元五角，简化了换算。
2 铜钱为辅，规范铸造：铸造“启明通宝”铜钱，分当十、当五、一文三种。
规定银一元兑换铜钱一千文，官方汇率保持稳定。严禁私人铸钱，违者重处。回收销毁前朝及私铸劣钱，以旧换新。
3 设立银行，调控金融：在北京、南京、西安、成都、广州等主要城市，试点设立官办“大陈皇家银行”，负责银元、铜钱的发行、兑换，并尝试开展存款、放贷、汇兑业务，平抑银钱价，打击高利贷。
4 严打私铸，保障信用：成立由刑部、户部、都察院组成的“查缉私铸局”，授予重权，严厉查处私铸、剪边、掺假等罪行。新币信用与帝国信用绑定，维护币制稳定是国策。
为配合新币发行，朝廷在南京、北京、武昌、昆明设立四大铸币局，集中能工巧匠，采用水力螺旋压币机等新技术，日夜赶工。
新银元图案精美，正面为“启明通宝”四字环绕龙纹，背面为“壹圆”字样及发行年份，难以仿制。
新币一出，因其成色足、重量准、样式新，迅速获得商民认可，流通渐广。
货币是血脉，税制则是汲取营养的根系。在统一货币的同时，更深层次的 《启明新税制条例》 出台，其原则是“简化税种，公平税负，固定税额，杜绝加派”。
1 “一条鞭法”的深化与推广：全面推行“摊丁入亩，赋役合一”。
废除单独的人头税（丁银），将丁银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田赋成为最主要的税收来源，税率根据土地肥瘠分为三等九则，但最高不超过亩产的十分之一。
徭役货币化，并入田赋征收，百姓不再需要亲身服徭役。
2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化：明确将以往被官吏私吞的赋税附加“火耗”，定为正式税收项目，但税率固定，全国统一。
所征“火耗银”全部上缴国库，然后由朝廷从中拨出“养廉银”，作为官员俸禄外的合法补贴，按品级、职务、地区差异发放，高薪养廉，断绝官吏贪污的借口。
3 整顿商税，鼓励流通：简化过关商税，撤并大量苛杂关卡。
主要在水陆要冲设立“钞关”，征收货物通过税，税率从价征收，一般不超过“三十税一”。
坐贾征收“门摊税”，税率亦从轻。取消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重税。
4 编制《赋役全书》，公开透明：户部组织编纂全国统一的《启明赋役全书》，详细载明各州县的田亩等级、税额、丁银摊入数额、应纳税总额，刊印成册，颁发州县，并张榜公布，让百姓清楚自己该交多少税，杜绝胥吏任意加派。
5 强化审计与监察：扩大都察院、户部清吏司的审计权力，加强对地方税收征缴、开支的稽查。
鼓励百姓举报官吏额外加征，查实重奖，被告官吏严惩。
新税制触及了地方官吏和豪绅最核心的利益——任意加派、中饱私囊的权力。
朝野反对声浪不小，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和依附他们的胥吏阶层。但陈远态度坚决，任命了一批干练敢言的御史为“巡按御史”，分赴各地督导税制改革，并派赵胜麾下精锐士兵护送新上任的、支持改革的知府、知县，强力推行。
货币统一新，税制改革深。
这两项改革，从经济命脉上动刀，旨在建立一套高效、公平、透明的国家财政体系。
统一货币促进了商业流通，稳定了民生；新税制则意图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减轻平民负担、增加国库收入。
虽然推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博弈与阵痛，但它们标志着大陈王朝的统治，开始从军事征服转向精细化的国家治理，试图构建一个更具活力、也更可持续的“启明”经济基础。
然而，无论是兴修水利、畅通道路，还是统一币制、改革税赋，都离不开一个关键因素——人才与技术的支撑。
陈远的下一个目标，便是打破千百年来“重道轻器”的桎梏，为这个新兴帝国，注入科学与理性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