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与《废贱籍制》掀起的惊涛骇浪尚在神州大地上回荡，陈远的目光已投向更为基础、也更为迫切的领域——国计民生的根基。
土地与人口得到解放只是第一步，如何让百姓在新获得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如何让天南地北的物资顺畅流通，如何夯实帝国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成为启明朝廷亟待解决的课题。
于是，两项规模浩大的国家工程——《大修水利令》与《整饬全国驿道、疏浚漕运河诏》，在启明元年冬，相继颁行。
水利乃农业命脉，亦是防洪安民之保障。
陈远深知，明末以来，战乱频仍，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堤防溃决，是导致饥荒、流民乃至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
他在诏书中痛陈：“朕观前明之季，非无水旱，实人谋不臧，堤防不修，沟洫不理，致使小灾成大害，良田化泽国，百姓流离，此官吏之惰，非天时之咎也！”
诏令要求：
1 以工代赈，一举两得：利用冬春农闲，大规模征召民工，以朝廷支付钱粮（或抵扣部分赋税）的方式，进行水利建设。
既兴修了工程，又使贫苦百姓在农闲时有了收入，避免了“无偿劳役”扰民。
2 统筹规划，重点先行：由工部牵头，派精通水利的官员分赴各地，勘察水系，制定规划。
优先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等为害最烈的河流，加固堤防，疏浚河道。
在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等主要农业区，大力修复和新建塘、陂、堰、渠等灌溉设施。
3 明确权责，永续管理：工程竣工后，设立“河泊所”、“塘长”等专职机构或人员负责日常维护，所需费用从地方“水利银”专项或灌区受益田亩中按亩征收少许“水捐”支应，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4 推广新技术：鼓励使用龙骨水车、简车、虹吸等高效提水灌溉工具，并由官府提供图纸、贷款，甚至派工匠指导制作。
诏令下达，从中央到地方迅速行动起来。
工部侍郎徐光启被任命为总揽水利的钦差，这位精通西学、注重实利的官员，带着一批算学、测量人才，奔走于大江南北。
在河南，组织数十万民工加固黄河大堤，疏浚贾鲁河；在江南，整治太湖出水河道，修复鉴湖、练湖等蓄水灌溉工程；在四川，重修都江堰渠系；在陕西，整修郑国渠、白渠遗迹。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以工代赈”的政策下，扛着锄头、挑着箩筐，走向河堤、水渠。
虽然辛苦，但每日能有饱饭吃，还能得些工钱或抵赋的凭证，干劲十足。
许多地方，沉寂多年的水利工程重新焕发生机，潺潺流水滋润着干涸的土地，也滋润着百姓对新朝的期盼。
与此同时，另一项关乎帝国血脉畅通的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整饬全国交通网。
陈远在诏书中指出：“政令之通塞，关乎国家之治乱；商货之流通，系于民生之富贫。今驿道废弛，漕运梗阻，南北隔绝，信息难通，何以治天下？”
诏令要求：
1 驿道：以北京为中心，重新规划、整修通往南京、西安、成都、广州、昆明、沈阳等主要城市的官道（驿道）。
统一道路宽度、路基标准，沿途广植树木巩固路基，设立驿站、递铺，负责公文传递、官员接待、军队补给。
重要路段，逐步铺设石质或三合土路面，提高通行效率，实现“十里一铺，六十里一驿”。
2 漕运：命工部、户部会同新任漕运总督，全力疏浚、维护京杭大运河全线。
清除淤塞，加固堤岸，重修闸坝。
在淮安、扬州、徐州、临清、天津等枢纽，修建大型转运河港与仓储设施。
同时，探索开拓海运补给线，作为漕运补充，命靖海侯赵勇的水师负责护航。
3 统一标准：规定全国主要桥梁的载重标准，统一车轨间距（“车同轨”），促进长途运输。
在重要渡口、关隘，设立官渡、钞关（税卡），但明令禁止滥设关卡、苛索商旅。
命令一出，工部与兵部立刻成为最忙碌的衙门。
测量队奔赴各地，勘定最佳路线。
物料采购清单如雪片般飞向各地的砖窑、石灰场、采石场。
数以十万计的民工和部分军队，投入到劈山开道、遇水架桥、疏浚河道的艰苦劳动中。
在贯通南北的驿道上，以往需要月余的路程，随着道路的平整和驿站的完善，有望缩短近半。
在运河上，搁浅多年的漕船被拖出淤泥，损坏的闸门被更换，运河重新响起船工的号子和帆樯破水的声音。
尽管工程浩大，非数年不能竟全功，但南北血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连通。
兴修水利忙，官道连南北。
陈远以帝王的远见和魄力，将国家资源投入到这些看似不直接产生财富，却关乎国本民命的基础建设之中。
水利工程保护了农田，滋养了农业，稳定了民心；交通网络畅通了物流，降低了成本，促进了商业，巩固了统治。
泥土与石块垒砌的，不仅是堤坝和道路，更是“启明盛世”得以矗立的坚实基座。
当百姓不再为水旱发愁，当商旅可以安全地穿梭于南北，帝国的生机与活力，才能真正迸发出来。
而这些基础建设的推进，又对全国统一的财政、税收、乃至技术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