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与《废贱籍制》掀起的惊涛骇浪尚在神州大地上回荡,陈远的目光已投向更为基础、也更为迫切的领域——国计民生的根基。
土地与人口得到解放只是第一步,如何让百姓在新获得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如何让天南地北的物资顺畅流通,如何夯实帝国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成为启明朝廷亟待解决的课题。
于是,两项规模浩大的国家工程——《大修水利令》与《整饬全国驿道、疏浚漕运河诏》,在启明元年冬,相继颁行。
水利乃农业命脉,亦是防洪安民之保障。
陈远深知,明末以来,战乱频仍,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堤防溃决,是导致饥荒、流民乃至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
他在诏书中痛陈:“朕观前明之季,非无水旱,实人谋不臧,堤防不修,沟洫不理,致使小灾成大害,良田化泽国,百姓流离,此官吏之惰,非天时之咎也!”
诏令要求:
1 以工代赈,一举两得:利用冬春农闲,大规模征召民工,以朝廷支付钱粮(或抵扣部分赋税)的方式,进行水利建设。
既兴修了工程,又使贫苦百姓在农闲时有了收入,避免了“无偿劳役”扰民。
2 统筹规划,重点先行:由工部牵头,派精通水利的官员分赴各地,勘察水系,制定规划。
优先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等为害最烈的河流,加固堤防,疏浚河道。
在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等主要农业区,大力修复和新建塘、陂、堰、渠等灌溉设施。
3 明确权责,永续管理:工程竣工后,设立“河泊所”、“塘长”等专职机构或人员负责日常维护,所需费用从地方“水利银”专项或灌区受益田亩中按亩征收少许“水捐”支应,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4 推广新技术:鼓励使用龙骨水车、简车、虹吸等高效提水灌溉工具,并由官府提供图纸、贷款,甚至派工匠指导制作。
诏令下达,从中央到地方迅速行动起来。
工部侍郎徐光启被任命为总揽水利的钦差,这位精通西学、注重实利的官员,带着一批算学、测量人才,奔走于大江南北。
在河南,组织数十万民工加固黄河大堤,疏浚贾鲁河;在江南,整治太湖出水河道,修复鉴湖、练湖等蓄水灌溉工程;在四川,重修都江堰渠系;在陕西,整修郑国渠、白渠遗迹。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以工代赈”的政策下,扛着锄头、挑着箩筐,走向河堤、水渠。
虽然辛苦,但每日能有饱饭吃,还能得些工钱或抵赋的凭证,干劲十足。
许多地方,沉寂多年的水利工程重新焕发生机,潺潺流水滋润着干涸的土地,也滋润着百姓对新朝的期盼。
与此同时,另一项关乎帝国血脉畅通的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整饬全国交通网。
陈远在诏书中指出:“政令之通塞,关乎国家之治乱;商货之流通,系于民生之富贫。今驿道废弛,漕运梗阻,南北隔绝,信息难通,何以治天下?”
诏令要求:
1 驿道:以北京为中心,重新规划、整修通往南京、西安、成都、广州、昆明、沈阳等主要城市的官道(驿道)。
统一道路宽度、路基标准,沿途广植树木巩固路基,设立驿站、递铺,负责公文传递、官员接待、军队补给。
重要路段,逐步铺设石质或三合土路面,提高通行效率,实现“十里一铺,六十里一驿”。
2 漕运:命工部、户部会同新任漕运总督,全力疏浚、维护京杭大运河全线。
清除淤塞,加固堤岸,重修闸坝。
在淮安、扬州、徐州、临清、天津等枢纽,修建大型转运河港与仓储设施。
同时,探索开拓海运补给线,作为漕运补充,命靖海侯赵勇的水师负责护航。
3 统一标准:规定全国主要桥梁的载重标准,统一车轨间距(“车同轨”),促进长途运输。
在重要渡口、关隘,设立官渡、钞关(税卡),但明令禁止滥设关卡、苛索商旅。
命令一出,工部与兵部立刻成为最忙碌的衙门。
测量队奔赴各地,勘定最佳路线。
物料采购清单如雪片般飞向各地的砖窑、石灰场、采石场。
数以十万计的民工和部分军队,投入到劈山开道、遇水架桥、疏浚河道的艰苦劳动中。
在贯通南北的驿道上,以往需要月余的路程,随着道路的平整和驿站的完善,有望缩短近半。
在运河上,搁浅多年的漕船被拖出淤泥,损坏的闸门被更换,运河重新响起船工的号子和帆樯破水的声音。
尽管工程浩大,非数年不能竟全功,但南北血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连通。
兴修水利忙,官道连南北。
陈远以帝王的远见和魄力,将国家资源投入到这些看似不直接产生财富,却关乎国本民命的基础建设之中。
水利工程保护了农田,滋养了农业,稳定了民心;交通网络畅通了物流,降低了成本,促进了商业,巩固了统治。
泥土与石块垒砌的,不仅是堤坝和道路,更是“启明盛世”得以矗立的坚实基座。
当百姓不再为水旱发愁,当商旅可以安全地穿梭于南北,帝国的生机与活力,才能真正迸发出来。
而这些基础建设的推进,又对全国统一的财政、税收、乃至技术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