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进入第十天，曹变蛟的“软刀子”开始见血。
真正的杀手锏——断粮，其威力开始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显现出来。
北京作为都城，本有巨大的官仓储备，如京通仓、海运仓等，储存着从江南漕运而来的数百万石粮食，理论上足以支撑许久。
然而，理论的丰满敌不过现实的骨感。
第一，管理崩溃。
自清廷中枢“西狩”，实际掌权的济尔哈朗和刚林缺乏足够权威和手腕，对庞大的官僚体系失去了有效控制。
管仓官吏趁乱中饱私囊，监守自盗，将官粮偷偷运出倒卖，或藏匿起来以待时变。
仓廪账目混乱，实际存粮远低于账面数字。
第二，分配不公。
仅剩的、还能被控制的粮食，优先供应内城的满洲王公贵族、八旗兵及其家眷。
至于驻扎在外城的数万汉军绿营、包衣兵，以及上百万普通百姓，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只能得到极其微薄的配给。
第三，恐慌抢购与囤积居奇。
围城之初，城内大小粮商见机不妙，纷纷囤粮惜售，导致市面上粮价一日数涨。
从最初的每石一两银子，飙升至十两、二十两，且有价无市。
百姓恐慌，将最后一点积蓄换成救命粮，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和集中。
到了六月中旬，外城的情况已极度恶化。
汉军绿营的粮饷断绝，士兵开始挨饿。
起初还能喝点稀粥，后来连粥都供应不上。
饥饿的士兵无力值守，更无战心，开小差、抢劫民户粮食的事件暴增，军纪彻底败坏。
普通百姓的处境更为悲惨。
底层贫民早已断炊，树皮、草根、观音土成为“美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在偏僻街巷悄然发生。
每天清晨，都能在街头巷尾发现饿毙的尸首，起初还有官府组织掩埋，后来便无人过问，任凭野狗撕咬，瘟疫开始有了滋生的苗头。
内城的情况稍好，但恐慌情绪同样蔓延。
满洲贵族们虽然暂时不缺吃的，但他们深知，坐吃山空，外面的粮食运不进来，内城的存粮也支撑不了几个月。
更可怕的是，外城百万饥民，如同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就堵在他们家门口。
济尔哈朗和刚林终于意识到了粮食问题的致命性，但为时已晚。
他们勉强凑集了一批粮食，试图运往外城，安抚军心。
然而，杯水车薪，且在运输过程中，就遭到了饥饿士兵和百姓的哄抢，演变成骚乱，死伤数十人，粮食被抢掠一空。
这一事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彻底暴露了清廷留守当局的无能，也彻底激化了内城与外城、满洲与汉人之间本就尖锐的矛盾。
“他妈的！咱们在外头饿着肚子替他们守城，他们在内城吃香喝辣！现在才想起施舍这点狗都不吃的陈米？还让那些旗丁拿鞭子抽咱们？反了！老子不干了！”
一个饿得眼睛发绿的汉军把总，在骚乱中抢到半袋米后，对着手下兄弟吼道。
“对！不干了！开城门，迎王师！王师说了，开城门的有功，有饭吃！”
类似的声音，在饥饿与愤怒的汉军中越来越响亮。
一些中下层军官开始秘密串联。
与此同时，城内的士绅、商贾也坐不住了。
他们有钱，但在粮食面前，钱成了废纸。
他们更担心的是，一旦城破，乱兵和饥民的抢劫，会让他们数代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顺应天命”。
以原明朝翰林李明睿（隐居北京）、大粮商王登库为首的一批有影响力的汉人上层，开始秘密接触。
他们分析了局势，认为清廷大势已去，顽抗只会让全城玉石俱焚。
大陈军的政策看起来还算宽厚，尤其是对主动归顺者。
他们手中掌握着一定的资源（隐藏的粮食、商铺、人脉），或许可以成为“立功”的资本。
六月十八夜，李明睿派心腹家人，冒死用绳索缒下城墙，来到了大陈军大营，求见曹变蛟，呈上了“城内士民乞降表”和一份详细的“城内虚实图”，标注了粮仓位置、兵力布防、特别是内城几处防守相对薄弱的水关、便门。
曹变蛟接见了使者，厚加赏赐，并给予明确承诺：“凡助王师平定北京、保全古迹、安辑百姓者，不论满汉，皆是大功，朝廷必不吝封赏。尤其保护紫禁城、坛庙、库藏完好者，功加一等。”
使者带回的消息和承诺，如同火种，投入了早已干燥至极的柴堆。
断粮困孤城，饥火焚人心。
曹变蛟的“断粮”策略，配合政治攻心，取得了远超强攻的效果。
饥饿不仅摧毁了守军的身体，更摧毁了他们的忠诚和纪律，点燃了沉积已久的民族与阶级矛盾。
北京城，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从内部开始燃烧。
火焰来自汉军士兵空瘪的肚腹，来自百姓绝望的眼神，来自士绅商贾对财富的担忧，也来自满洲贵族们内心的恐惧。
内外交困，上下离心，这座孤城的陷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现在，只差一个火星，或者，一个主动打开城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