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陈洪武皇帝陈远在北方定鼎北京，改元建制，厉兵秣马，将目光投向南方未靖山河之时，那个偏安于肇庆（后期迁至昆明，为剧情需要设定此时仍在两广）的南明永历小朝廷，非但没有因强敌压境而团结御侮，反而陷入了一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酷烈、更加无耻的内讧漩涡之中。
这场内讧，几乎无关抗清大义，纯粹是权欲、私利与地域偏见的疯狂撕咬，其丑恶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朝堂之上，早已泾渭分明地形成了以首辅大学士丁魁楚、军阀陈邦傅为首的“广东党”（或称“实权派”），和以督师何腾蛟、兵部尚书瞿式耜为首的“湖广-忠贞派”。
双方矛盾，在北方强敌暂缓兵锋、压力稍减的间隙，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因权力分配和未来出路问题，急剧激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矛盾的焦点，首先集中在“拥趸”与“正统”之争。
丁魁楚、陈邦傅盘踞广东，掌控财赋重地，手握重兵（陈邦傅部），对永历帝控制最严。
他们以“保驾功臣”、“朝廷柱石”自居，极力排挤何腾蛟、瞿式耜等在外统兵的“跋扈”将领，担心他们功高震主，威胁自身地位。
丁魁楚不断在永历帝面前进谗，称何腾蛟“坐拥湖广，养寇自重”，瞿式耜“结交外藩（指大陈），心怀叵测”。
而何腾蛟、瞿式耜等人，则在湖广、广西等地艰苦支撑，确实在与清军残部及地方土司周旋，自认是真正的“忠臣”、“干城”。
他们对丁魁楚等人把持朝政、克扣军饷、贪墨无度的行为深恶痛绝，多次上疏弹劾，要求“清君侧，正朝纲”。
双方在朝堂上互相攻讦，奏章往来如同战书。
其次，是对待北方大陈新政权的态度分歧，成了引爆内讧的导火索。
陈远定鼎北京、改元洪武的消息传来，南明朝野震动。
丁魁楚、陈邦傅等人惊恐万状。他们深知，以如今南明的实力，绝无可能与如日中天的大陈抗衡。
他们的策略转向极端保守和绥靖：一方面，严禁传播北方“伪朝”的任何“德政”消息，污蔑陈远为“王莽曹操之流”；
另一方面，暗中派出心腹，携带重礼和“求和”密信，试图绕开朝廷，秘密与陈远接触，幻想能求得“划江而治”或保有富贵。
这一举动，被何腾蛟、瞿式耜的耳目侦知。
瞿式耜愤而上书，痛斥丁魁楚等人“卖国求荣，行同秦桧”，要求永历帝立刻将其下狱治罪，并整军备战，联络川东“夔东十三家”等抗清力量，甚至可考虑与北方“暂借陈逆之力，共剿残虏”（一种联合抗清，实则利用的矛盾想法）。
这彻底激怒了丁魁楚一党。
内讧的高潮，是一场发生在朝堂上的、近乎全武行的闹剧。
一日朝会，双方再次为军饷和“通虏”（指丁魁楚私通大陈）之事争吵不休。
丁魁楚指责瞿式耜“诬陷大臣，动摇国本”。
瞿式耜则当庭出示部分证据，厉声要求三司会审。
陈邦傅在旁按剑怒目，扬言“谁敢动首辅，便是与我全军将士为敌！”
年轻懦弱、毫无主见的永历帝朱由榔吓得面如土色，瑟瑟发抖，只会连连说“众卿息怒，从长计议”。
丁魁楚见状，趁势逼迫永历帝下旨，以“诽谤大臣、离间君臣”之罪，将瞿式耜革职拿问！
就在殿前侍卫犹豫着是否上前时，殿外突然传来喧哗。
原来是何腾蛟留在肇庆的部将，闻讯带兵赶来“护驾”，与陈邦傅的卫士在宫门外对峙，剑拔弩张，几乎酿成火并。
最终，在几名老成宦官和其他胆小官员的哭劝“调停”下，这场风波以瞿式耜“抱病告假”，闭门不出，丁魁楚一党“大获全胜”而暂时平息。但裂痕已无法弥补。
何腾蛟在湖广得知消息，怒发冲冠，上表“清君侧”的言辞更加激烈，并开始暗中调动兵马。
丁魁楚、陈邦傅则加紧控制永历帝，清洗朝中异己，并更加疯狂地搜刮民财，扩充私军，以备不测。
南明内讧生，自毁长城于前。
当北方的洪武皇帝正在有条不紊地整合力量，准备南征时，南明这个小朝廷却在为自己挖掘坟墓。
最高层的分裂与仇视，使得任何抗敌的决策都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力量都无法凝聚。
这个政权，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
它就像一艘千疮百孔、船员还在互相厮打的破船，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覆灭的结局已然注定。
而这场内讧的腥风，很快将刮向那至高无上的龙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