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意大利的讨论告一段落后，护士进来给列宁量血压。
趁这个间隙，斯大林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森林景色。
韦格纳注意到，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背影显得有些紧绷。
血压测量结果不错。
护士离开后，列宁示意韦格纳坐近些。他的声音压低了些，
“卡尔，意大利的事情你们把握得很好。
但莫斯科那边有些情况，我想应该让你知道。”
韦格纳坐直身体。斯大林也转过身，但他没有走过来，依旧站在窗边看着两人。
“我的身体时好时坏，医生坚决不同意我长途旅行。”
列宁苦笑，
“我已经好久没有回莫斯科了。而一个不在首都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
“我们的党内出现了一些小团体。”
“不是公开的分裂，是那种在会议间隙、在私人聚会中形成的。
有些人觉得，既然我不能主持日常工作，那么就应该有更明确的分工和更高效的决策机制。”
斯大林开口了，
“托洛茨基同志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他最近提出要‘深化世界革命理论’，主张共产国际应该采取更激进的路线。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则更多关注党内组织建设当然，都是从工作出发。”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但韦格纳听出了弦外之音：
托洛茨基在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理论影响力，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列宁的老战友——则在争夺党务系统的控制权。
“我不担心公开的争论，那是正常的。”
列宁的声音里透出深深的疲惫，
“我担心的是台面下的动作。
人事任免开始绕过书记处，重大决策在小范围先定调再拿到政治局走过场，还有格别乌最近收到的‘检举信’特别多，都是针对一些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地方干部。”
韦格纳的心沉了下去。
他太熟悉这种套路了——这是抢班夺权的前奏。
在领导人病重或远离权力中心时，各方势力会像秃鹫一样盘旋，寻找着机会准备在新的权力分配下狠狠地咬上一块肉。
“斯大林同志这次来，”
列宁看向窗边的人，
“除了看我，也是想听听德国同志的意见。毕竟你们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
你们的稳定，对国际共运至关重要。”
斯大林走回椅子坐下，
“韦格纳同志，我就直说了。
莫斯科现在需要一个明确的信号：
德国是否继续全力支持联共（布）当前的领导集体？如果党内出现变动，柏林的同志们会持什么立场？”
韦格纳沉默了几秒，这不仅是苏联内部斗争，这还关乎整个国际共运的走向。
列宁同志显然在担心自己身故后苏共高层可能出现的分裂，而斯大林——无论他个人如何——此刻他还是代表着维持现有领导架构的一方。
“德国共产党的立场始终如一。”
“我们支持联共（布）中央集体的领导，支持列宁同志制定的路线。
任何背离这一原则的行为，都不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
斯大林显然听懂了。
他缓缓点头，身上那种紧绷的姿态稍微放松了些。
“至于更具体的问题，”
韦格纳继续说，
“我想，应该由联共（布）的同志们自己解决。
我们作为兄弟党，可以提供建议，可以在共产国际框架内协调，但绝不会干涉苏共同志们的内部事务。
这是德国同志们的基本原则。”
列宁长长地舒了口气，靠在躺椅上，闭上眼睛：
“这就够了够了。
卡尔，你要记住，苏联的稳定，不只是苏联的事。
如果莫斯科乱了，整个国际共运都会受到影响。对意大利、法国、甚至你们德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列宁睁开眼，目光在韦格纳和斯大林之间移动：
“世界革命正在进入最复杂的阶段，我们经不起内耗。”
护士再次敲门，示意探视时间到了。
韦格纳和斯大林起身告辞。
在门口，斯大林再次向韦格纳伸出手，这次握得比刚才更用力些了。
“谢谢你的红菜汤，韦格纳同志。”
列宁在身后说，声音已经有些困倦，
“下次来，给我讲讲意共解放区老百姓的故事吧。”
离开疗养院，韦格纳和斯大林并肩走在小径上。
两人沉默地走了一段。
斯大林先开口，
“意大利的‘慢推’策略，我会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全力支持。
需要苏联配合的地方，随时提。”
“谢谢。”
韦格纳说，
“不过我更关心的是，莫斯科的情况真的到了需要外部表态的地步了吗？”
斯大林停下脚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斗，慢慢往里填着烟丝。
“伊里奇同志太乐观了。”
他还是没有点燃手里的烟斗，
“或者说，他宁愿相信同志们的觉悟。
但现实是，权力真空一定会被填补。
如果中央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致的领导核心，那么地方上的干部、军队里的将领、甚至格别乌内部都会有自己的打算。”
斯大林看向韦格纳：
“你经历过德国革命初期的混乱，你应该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诱惑面前保持初心。”
“所以你的打算是？”
韦格纳问。
“确保政权过渡平稳。”
斯大林简洁地说，
“无论未来谁领导苏联，这个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必须继续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底线。”
斯大林点燃烟斗，深吸一口，烟雾在空气中缓缓消散：
“至于我个人我个人服从党的决定。
如果党需要有人来做一些困难的工作，我不会退缩。”
两人走到森林边缘，一辆黑色的轿车等在路边。
斯大林上车前，回头说了最后一句话：
“韦格纳同志，我们都站在历史的关键点上。
如果我们能互相支持那么这个世界，是真的有希望变得不一样的。”
车子驶远了。
韦格纳独自站在森林边缘，望着柏林城区的方向。夕阳正在西沉，把天空染成暗红和橙黄交织的颜色。
革命从来不是一首单纯的颂歌。它是战略与战术的权衡，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是同志与同志之间复杂的关系。
唐宁街10号，
张伯伦用敲着铺在长桌上的地图：
“先生们，我们不能再犹豫了。
如果维罗纳失守，整个波河平原门户洞开。
接下来是米兰，是都灵——意大利的工业心脏一旦落入红色手中，地中海的力量平衡将彻底崩溃！”
海军大臣的有些声音沙哑：
“我们已经向马耳他增派了舰队，向亚历山大港增派了两个巡洋舰分队。
但海军能做的只有封锁和威慑，要阻止德国人的装甲部队在陆地上推进还是需要陆军来帮意大利政府维持住战线。”
这位老将军的脸色不是很好，目前英国本土有12个正规师，其中6个在爱尔兰维持秩序，3个在训练重建，能机动的仅3个师的兵力。
在印度，有9个英印师，但其中5个在西北边境省镇压部落起义，2个在缅甸，真正能调动的只有2个师。非洲、马来亚、香港的驻军规模更小，且分散在辽阔的疆域。
“先生们，”
沃辛顿-埃文斯顿了顿，
“简单说：
大英帝国没有一支完整的、能够立即投入欧洲大陆作战的机动陆军。
上次战争掏空了我们，现在的陆军规模只有1918年的三分之一，而且多数部队严重缺乏重装备。”
自由党成员，担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插话道，
“所以我们就要把印度人送去阿尔卑斯山送死？
为了墨索里尼那个小丑？”
“当然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蔓延！”
张伯伦反驳，
“温斯顿，你比我更清楚，如果意大利全境赤化，下一个会是法国，然后是西班牙整个南欧将成为红色联盟。
到那时，我们就要在家门口面对一个从北海到地中海的共产主义集团！”
“讨论重点不该是‘要不要干预’，而是‘怎样以最小代价干预’。”
鲍德温的声音平静，
“我们不会，也不能为了墨索里尼流干帝国的血。
但我们必须向柏林政府发出明确信号：
英国不会坐视欧洲大陆被单方面改变现状。”
“从印度抽调部队。但西北边境的部队不能动。
从南方军区调，从训练营地调。组成一个就叫‘英印地中海特遣队’吧。规模控制在两万人左右，装备按二线标准。”
“两万人？”
沃辛顿-埃文斯苦笑，
“首相，德国人和苏联人在意大利投入了至少八万精锐，而且拥有我们完全无法匹敌的装甲和空中力量。两万印度部队这连给他们塞牙缝都不够。”
“正因为不够，所以才合适。”
鲍德温眼中闪过精明之色，
“如果我们派去五万精锐，那就是准备和德国人进行全面战争的姿态，我们和德国都没有退路。
但派两万二线部队这是政治信号，不是军事决定。
我们要告诉柏林：英国在关注，在行动，但不想升级。
同时也要告诉意大利人，我们援助了，但别指望我们替你们打仗。”
丘吉尔冷笑：“用印度士兵的生命，来打一场注定失败的象征性战争吗？”
“温斯顿，”
鲍德温看向他，
“你有更好的方案吗？或者说，你愿意看着红旗插满意大利，然后在下议院接受议员的质询：
‘为什么政府坐视共产主义吞噬欧洲’？”
丘吉尔张了张嘴，最终颓然坐下。
英国内部会议决议，立即从印度南部军区抽调部队，组建“英印第4步兵师”哈林顿爵士指挥，紧急海运至意大利南部港口塔兰托。
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协助意大利军队稳定战线，而非与德军正面交战。
如果战线崩溃，他们有权重新评估部署位置——说白了，就是可以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