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那句“畅所欲言，不必顾虑”的话音刚落，整个文华殿的空气仿佛被投入滚油的冷水，瞬间炸沸！
日前，皇帝口谕阻止魏忠贤抓捕杨维垣，就强调“朝会乃朕广开言路之所，朕许百官在会上畅所欲言，不可因言获罪，不得会后打击报复。”
现在，又再次提醒“畅所欲言，不必顾虑”。
那不是简单的允许发言——
而是皇帝亲手撕开了围猎场最后一道栅栏，向所有虎视眈眈的猎手发出了总攻的信号！
第一个扑出来的，永远是嗅到血腥味最快的鲨鱼。
“陛下！臣，都察院右都御史杨维垣有本奏！”
杨维垣几乎是踏着朱由检的尾音出列，双目赤红如见杀父仇人。
他昨日刚被擢升，今日便需用最猛烈的火力和最彻底的切割，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身新袍。
他手持玉笏，声音尖锐得几乎要刺破殿梁：
“黄阁老所言‘定辽公’、‘图形昭勋’，臣以为荒谬绝伦！魏忠贤纵有泼天大功，亦有滔天之过！功过相比，臣以为当是过大于功！”
杨维垣非常聪明，没有否认魏忠贤的定辽之功，那是涉及到先帝改谥的重要天功，不容置疑，所以他另辟蹊径，重点给魏忠贤论罪，强调他过大于功。
他猛地转身，笏板直指已经面无人色的魏忠贤，一字一顿如同凌迟：
“其一，僭越欺君之罪！魏忠贤一介阉奴，竟敢僭称‘九千岁’，其府邸规制、仪仗用度皆比拟亲王，此乃目无君上，觊觎神器！”
这话狠毒至极，直接把“九千岁”这个称号，从天启帝宠信的像征，扭曲成了“图谋不轨”的铁证。
殿内顿时一片吸气声——杨维垣这是要把魏忠贤往谋逆的死路上钉！
杨维垣根本不给魏忠贤喘息之机，连珠炮般继续：
“其二，荼毒忠良之罪！天启五年，魏忠贤罗织‘东林党案’，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惨死诏狱，周顺昌、高攀龙等数十清流或死或贬！”
他越说越激动，眼框竟真的泛红——这倒不全然是表演。
杨维垣虽然后来投靠阉党，但早年也曾与一些东林人士有过交往。
此刻为了政治生命，他必须把这段黑历史洗刷成“忍辱负重”，而最好的漂白剂，就是比东林党更激烈地反魏！
“陛下！”杨维垣“噗通”跪地，以头抢地。
“此等残害忠良、祸乱朝纲之巨奸，若仅以‘荣退’了事，天下忠义之士何以暝目？！后世史笔，又将如何书写陛下登基之初这段公案？！岂非寒了魏忠贤以求彰显陛下圣君气度之心？”
一个振聋发聩的叩问，把问题直接拔高到了“新君历史评价”的层面。
魏忠贤不是以彰显圣君气度为由谏言票拟吗？
那就用同样的理由，来对魏忠贤进行论罪！
玉阶下的魏忠贤恨欲狂，如果这两大罪名被坐实，自己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他连忙出列，蟒袍下摆拖拽在金砖上，声音粗粝如砂纸摩擦：“陛下！臣冤枉啊！”
“‘九千岁’是下面人阿腴！是那些官员为了攀附，硬塞给臣的名号！臣何曾敢主动僭称？”
“先帝在时，臣每次听闻此事，都吓得跪地请罪，先帝亲口说‘卿劳苦功高，些许虚誉无妨’——此乃先帝恩宠，怎就成了‘觊觎神器’？！”
魏忠贤指着杨维垣，眼神赤红如血：“杨维垣！你早年也曾登门送礼，求臣在先帝面前为你美言！”
“臣之府邸规制、仪仗用度，皆是先帝御赐！有内廷文档可查！杨维垣你既知那是‘僭越’，为何不向先帝死谏收回，却在此时颠倒黑白，是要连先帝的恩赏都否定吗？！”
这番话又急又狠，直指内核：以“先帝恩宠”驳斥“僭越”之说，还顺带揭了杨维垣“攀附媚上”“反复无常”的老底。
这一手反守为攻，让杨维垣自证清白，着实厉害。
杨维垣脸色瞬间涨成猪肝色，却也没有陷入自证清白的陷阱，反而再次发动进攻：“当年诸臣皆有谏言，反而是魏忠贤你巧言令色，蒙蔽先帝圣听，才任你僭越多年！”
话锋又转到魏忠贤蒙蔽圣听上，这种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本说不清楚。唯看仲裁之人取信哪边。
魏忠贤不再理会杨维垣，转向御座之上的朱由检：
“陛下！臣追随先帝七年，从无半分谋逆之心，天地可鉴！臣虽不识字，但也知道‘君恩如山’！绝不敢有半分异心！”
殿内一时寂静，不少中立官员面露尤豫——魏忠贤的话确实戳中要害：
先帝御赐是铁证，杨维垣早年攀附也是公开的秘密，直接否定魏忠贤，无异于间接指责先帝失察。
这第一回合，算是打了个平手。
朱由检没有出声，而是平静地看向其馀众臣。
哪有刚开赛裁判就入场的道理。
他开场讲一句话已经足够，剩下的舞台交给大臣们表演，也让他们把对魏忠贤反攻倒算的锅背起来。
这里的沉默震耳欲聋，群臣马上领悟到新的信号——皇帝嫌火还不够旺！
刚刚晋升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钱谦益几乎是弹射而出。
他须发皆张，声音冰冷，仿佛将多年积怨淬炼成冰刃：
“陛下，臣补杨御史未尽之言——魏忠贤第三大罪：败坏祖制、紊乱国本！”
钱谦益不愧是文坛领袖，开口便从法统高度切入：
“太祖高皇帝定制，宦官不得干政，厂卫不得干预法司。而魏忠贤提督东厂期间，诏狱之囚，多由厂卫刑讯定案；朝堂进退，常凭阉竖一语决断！”
“此獠以阉奴之身，行宰相之权，此乃动摇国本、颠复纲常！”
“更有甚者——”钱谦益语速陡然加快，“天启六年，京师王恭厂大灾，死者万馀。其时谣言四起，谓‘魏阉弄权，天降灾异’。”
“而魏忠贤不思修德，反命厂卫大肆缉捕所谓‘造谣者’，致数百无辜百姓惨死狱中！此非止乱政，实乃丧心病狂，人神共愤！”
这段指控极其阴毒。
它将一场可能的天灾或意外爆炸与魏忠贤的权柄直接捆绑，借助“天人感应”这一儒家政治神学，给魏忠贤扣上了“获罪于天”的终极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