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几名尚书级人物接连发难，气势汹汹，依然难以压制施凤来的怒火，再争下去恐有意外，首辅黄立极知道，自己需要略作调和，以免爆发更加激烈的全面冲突。
没别的原因，他也参与阻击施凤来的行动了。
如果任由施凤来将这把火彻底烧起来，他自己也难脱干系。
晋商那边把价格抬得如此疯狂，时间卡得如此精准，完全超出了他“适度制造困难”的预期。
他原以为施凤来会焦头烂额、四处求告，最终无法完成军令状而灰头土脸。
岂料多重压力之下，对方直接来了个玉石俱焚，将一切阴谋摊在阳光下，还请求皇帝赋予近乎独裁的权力来反击！
这局面已彻底失控
他后悔自己过于自信，小觑了皇帝的决心和施凤来的狠劲，更后悔纵容甚至暗中推动了这场过于露骨的围剿。
但事已至此，作为首辅，他必须从“老成谋国”、“虑及长远”的高度，彻底否定施凤来的方案，将此事定性为“激进冒险”，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背后的利益网络。
黄立极他缓缓出列，苍老的面容上带着首辅应有的凝重与“公允”：“陛下，老臣以为，诸位同僚所虑，并非全无道理。”
“边军冬衣，固属紧要。然朝廷治国，尤如烹小鲜，不可急躁冒进。施次辅所遇困难，或有小人作崇，然其解决之道，更需斟酌。”
他先看似公正地肯定了问题的存在，旋即话锋一转：
“然则，限价征购，易伤农商之本；强征人船，恐失漕运之心；先行锁拿，更易开滥权之门。三者并行，非但解一时之困，恐遗长久之患，动摇国本啊。”
吏部左侍郎温体仁此时也幽幽开口。
他语气平和，仿佛置身事外，分析利害：“首辅老成之言，实乃金玉。施次辅拳拳为国之心，天地可鉴。”
“然则，治大国若烹小鲜，最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以非常之法破一时之困，或可奏效，然其遗毒，恐需数十年方能消弭。漕运、市易、匠籍，牵一发而动全身。”
“臣恐今日解了冬衣之困，明日却生漕弊、市乱、民怨之祸。还请陛下三思。”
温体仁的后悔，是一种冷静的懊恼。
他私下暗示漕运系统“按章办事”，意在观察和制造一点阻力，没想到其他几方的组合拳如此凶猛，更没想到会直接面临“强征人船”这种打破漕运潜规则的威胁。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玩脱了，皇帝若真支持施凤来，其干预力度将远超预期。
他此刻发言，看似中立，实则将施凤来的方案推向“顾此失彼”、“贻害长远”的深渊，既保护漕运利益，也为自己留足转圜馀地。
礼部尚书来宗道再次高举“祖宗法度”和“治国大道”的旗帜，试图抢占道德最高点来反对。
他痛心疾呼：“陛下！施次辅此法，名为权变，实为苛政！”
“《周礼》有均输平准，然绝非此等强横手段！我大明列祖列宗，何时因边需而如此盘剥商民，践踏律例？”
“此风一开，恐天下士民皆谓朝廷与民争利，法度无常！国以信立，政以仁行。恳请陛下，勿从权宜之计，而坏万世之基！”
来宗道是真心认为施凤来在胡闹，在破坏政治伦理。
他虽对具体围剿的龌龊手段不齿，但更反对这种“暴力破局”的思路。
他的反对，理念大于利益。
反对派的几位大佬先后出场，下面的小弟自然也不能闲着。
他们各自的门生故吏，也都纷纷下场，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层面，引经据典，批判施凤来的政策误国误民，贻害无穷。
他们有小弟，施凤来能坐到内阁次辅这个位置，也不可能是孤身一人。
支持施凤来的文官也都纷纷跳出来，各挑对手展开论战。
面对几乎整个文官顶层及其附庸的联合反对，施凤来双拳紧握，面色涨红，但脊梁依旧挺得笔直，毫无退缩之意。
就在他准备再次抗辩时，内阁四辅李国普，手持玉笏，稳步出列。
“陛下，诸位大人。”李国普声音平稳，却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方才所论，甚为激烈。然臣听来，诸公所争，不外是‘经’与‘权’、‘常’与‘变’四字。”
他先向御座一礼，然后环视众人：
“《易经》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今日边军冬衣之困，非寻常公务延宕，乃遭遇有组织之恶意围剿，证据链环环相扣，时间点精准吻合。”
“此非‘常’事，乃‘非常’之变局。若仍以‘常’法应对，无异于缘木求鱼，坐视边关冻毙而空谈仁义！”
李国普直接点破了“有组织围剿”的性质，将争论提升到应对“非常变局”的层面。
“首辅大人忧心长远，乃老成谋国。”李国普看向黄立极，语气尊敬，却话锋犀利。
“然，若无今日解困之‘权变’，则无明日可谋之‘长远’。边关若因无衣而溃，则一切法度、漕运、市易，皆成虚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薛贞尚书执掌刑名，维护律例尊严，理所应当。”他先肯定薛贞的立场，给他一个台阶，马上有话锋一转。
“然，律法之设，本为惩恶扬善，保境安民。今有恶徒，以阴谋手段围剿军需，形同资敌，其行可诛！”
“对此等恶性，若仍拘泥于寻常审讯流程，岂非纵恶害善？施次辅所请‘先行控制，限期移交’，正是针对此等紧急恶性案件之‘权’，并未完全废弃‘经’。此乃‘以权济经’，而非‘以权废经’。”
李国普这番话，将施凤来激烈的方案，纳入了“经权之道”的儒家理论框架内进行辩护。
既承认了“常法”（经）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变通”（权）在应对“非常之恶”时的必要性。
他巧妙地肯定了所有人的立场、出发点都是好的，保留了应有的脸面，但又将施凤来的“先锁拿”解释为一种有限度的紧急措施，并锁定“惩恶”的大义名分。
“至于温侍郎所虑遗毒，”李国普看向温体仁，目光深邃，“非常之法，自当用于非常之时，并施以非常之限。”
“陛下明鉴，施次辅所求之权，明确时限，限定范围，强调证据，并责成事后依律审理。”
“此非开滥权之门，实为针对特定恶性事件的对症之策，正为防其遗毒全身！”
李国普的论述，逻辑严密，层层递进，既回应了所有主要反对意见，又将施凤来的方案包装成了在儒家理论框架内合理合法、且必要的“权变”之举。
他站在了“应对国家紧急状态”、“惩治恶性围剿”的道德和理论制高点。
黄立极、薛凤翔等人脸色极其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