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咯噔一下，堂姐结婚我是记得的，三年前，在城里办的宴席，她穿了一身特别好看的中式礼服，就是红色的，上衣下裙，绣着精致的缠枝花纹。
当时还听婶子们夸，说料子好，做工贵。
此刻盆里浸泡着的，依稀就是那套衣服，只是没了当初的光彩，红得晦暗，湿漉漉地堆在一起，像一团没有生气的肉。
她洗得非常用力，非常仔细，领口，袖缘，前襟，反复搓揉，仿佛上面沾了什么看不见的、极难清洗的污渍。
盆里的水已经变得浑浊，泛着一种说不清的暗色。
井绳和轱辘静静垂着，黑洞洞的井口就在她身后咫尺之遥。
一阵风吹过，老槐树叶子哗啦一响，我猛地打了个寒颤，明明太阳烤得人皮肤发烫。
我赶紧低下头，不敢再看，快步离开，心在胸腔里咚咚直跳，那“唰、唰”的搓洗声却像粘在了耳朵里。
从那天起，只要日头快到正中，堂姐就会准时出现在井台边，端着那个红盆，盆里是那身旧红衣，沉默地，用力地搓洗。
盆里的水永远洗不干净似的，总是很快变得浑浊。
她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专注，但那种专注里透着一股冰冷的偏执，看得人心里发毛。
没人敢去问她，连她最亲的父母，也只是远远看着，脸上布满愁苦和恐惧。
村里关于“正午阴”的恐惧，因为堂姐这怪异的举动，陡然变成了切近的、实实在在的恐怖。
人们不再只是口耳相传那条禁忌，而是亲眼看见了某种应验。
正午时分，村子真正陷入了死寂，连鸡鸣狗吠都听不见，只有老槐树下，那单调而执拗的“唰、唰”声，日复一日，敲在每个人的神经上。
堂姐自己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她以城里工作忙为借口，推迟了返程。
她开始回避亲戚邻居，除了正午洗衣，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老屋里。
她的脸色原本是健康的白皙，现在却透出一种久不见光的、瓷器般的冷白，眼下的青黑越来越重。
有次我近距离看见她，发现她那双总是冷静清澈的眼睛，瞳仁似乎比以前黑了些，也深了些，看人的时候，目光有点直勾勾的，少了暖意。
她说话的语调也慢了，有时会走神，答非所问。
最让人不安的是，她偶尔会自言自语，声音很低，含混不清，但有人隐约听见几个词，好像是“洗干净……就没事了……总会干净的……”
村子里的每个人都人心惶惶，三叔公衰老得更快了，他不再蹲在门口，而是整天坐在昏暗的堂屋里，对着墙上泛黄的祖先画像发呆，嘴里喃喃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话。
有胆大的后生私下嘀咕，说是不是请个懂行的来看看，但立刻被老一辈厉声喝止，说这种事情，沾惹不得，越碰越麻烦，只能等它自己过去。
可怎么过去呢？
堂姐的红衣，似乎永远也洗不完。
事情在一个异常闷热的午后走向了难以预料的方向。
那天，乌云早早聚拢，天空是泛着锈迹的黄铜色，压得很低，没有风，空气粘稠得如同胶水。
正是最让人心慌的阴阳糊汤的时辰。
堂姐和往常一样，端着红盆，走向井台。
乌云缝隙里漏下的天光惨白，照得井台一片不自然的亮。堂姐蹲下，开始洗衣。
唰，唰，唰。
声音在凝滞的空气里传得格外远。
村里的狗，从早上开始就异常焦躁，此刻全都缩在窝里发抖，一声不吭。
几乎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但又忍不住留一道缝隙，惊恐地窥视。
堂姐洗了很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久。
盆里的水换了一次又一次，从井里打上来时清亮，一浸入红衣，就迅速变得污浊。
她的动作越来越用力，肩膀耸动，手臂机械般地来回，仿佛不是在洗衣，而是在与什么无形的怪物角力。
她的嘴唇翕动着，依旧在自言自语，声音比平时大了一点，断续地飘过来：“……不对……还有……怎么还有……要洗干净……必须……”
乌云越来越厚，天色迅速暗沉下来，明明是正午，却像提前进入了黄昏。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
就在这时，堂姐的动作猛地停住了。
她盯着盆里的红衣，看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极其缓慢地，用两根手指，从衣服堆的深处，捏出了一个东西。
又是一个纸人。
比上次那个更小，更粗糙，但同样是红纸剪的，墨点勾出的五官歪歪扭扭。
不同的是，这个纸人不是湿的，而是干巴巴的，紧紧贴在一块红色的衣料上，像是从衣服内衬的夹层里被洗出来的。
堂姐捏着那个小纸人，整个人僵在那里。
她脸上的平静终于碎裂了，是一种极度的困惑，混合着某种逐渐苏醒的、深沉的惊悸。
她看着纸人，又看看盆里污浊的水和暗红的衣服，眼神剧烈地闪烁着。
突然，她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将小纸人甩开。
纸人轻飘飘地落在井台边的湿地上。
她站起身，因为蹲得太久踉跄了一下，然后死死地盯住了那口井。
黑洞洞的井口，沉默地对着她。
她一步步后退，撞翻了红盆，污浊的水泼了一地，那身湿透的旧红衣也滑落出来，瘫在泥水里，红得触目惊心。
她退到老槐树干边，背靠着粗糙的树皮，胸膛剧烈起伏，大口喘着气，目光却无法从井口移开。
天空一声炸雷，惨白的电光骤然亮起，瞬间照亮了她苍白如鬼的脸，也照亮了井台、老槐树，以及地上那瘫软的红衣和旁边那个小小的、诡异的红纸人。
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了下来，瞬间就变得滂沱。
暴雨如注，天地间一片迷蒙。
透过狂泻的雨帘，我看见堂姐依旧僵立在槐树下，望着井的方向，一动不动，任由冰冷的雨水浇透全身。
而井口深处，在那雷光电闪的刹那，我恍惚似乎看到，有什么比墨还黑的东西，悄然缩回了无尽的黑暗里。
雨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天放晴了，堂姐发起了高烧，胡话不断，被紧急送去了县医院。
那身旧红衣和红盆凌乱地留在井台边，后来不知被谁悄悄收拾走了，或许是三叔公，或许是堂姐的父母。
井台被雨水冲刷得格外干净，青石缝里的苔藓绿得发亮，那口井幽深如故。
堂姐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回来时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但眼神里的那种直勾勾的、冰冷的偏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浓重的疲惫。
她绝口不提那口井，不提那身红衣，也不提纸人。
对旁人的试探询问，她只是摇头，闭紧嘴唇，脸色苍白。
她很快收拾行李，返回了省城。
车子驶离村庄时，没有人目送，家家户户都安静得出奇。
村里似乎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但有些东西，确确实实不一样了。
正午时分，村子依然死寂。
偶尔有不懂事的孩子想往外跑，会被大人狠狠拽回，低声呵斥的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真实的颤抖。
狗依然会在那时对着井台呜咽。
堂姐再也没有回来过。
只是听说，她在城里依然做医生，工作出色，生活正常。
那口老井，后来被三叔公带着人，用一块厚重的青石板牢牢封住了，缝隙还用混合了朱砂和香灰的泥浆糊死。
封井那天，是个阴天，没有太阳，也没有影子。
三叔公穿着最旧的衣服，仪式做完，他看着被封死的井口，哑着嗓子，对在场所有噤若寒蝉的村里人说：
“有些东西，不该见光。见了，就沾上了。正午的太阳，照得见万物，也照得见……别的。规矩传下来，总有它的道理。别不信。”
他最后四个字说得很轻，比青石板还重。
老槐树依旧年年发芽，岁岁枯荣。
而我，每次不得已必须在正午时分路过村口，总会下意识地远远绕开那一片区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