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一直有个古怪禁忌——晌午头，鬼露头，宁走夜路不赶正午走。
一代传一代，长成了无需言说的形状。其中最硬的、最不容置疑的一条，刻在每个娃娃刚会听声辨气的时候——“晌午头，鬼露头，宁走夜夜路，不赶正午走。”
晌午，指的是日头爬到正当空，影子缩到脚底板那一小会儿，村里老人抬抬枯瘦的手指，说就是城里钟表走到十二点整。
别处都说正午阳气最盛，我们这儿却相反，说那是一天里“阴阳糊了汤”的时候，阳气到了顶，反而泄了气，地缝里、老物件里、没人走的墙角阴沟里，那些凉飕飕的东西就敢探一探头。
所以，那时候，家里有门的关紧门，有活的也撂下，都在屋里眯着，连最闹腾的狗都识相地趴在窝里，只拿耳朵贴着地。
村口的老槐树，底下那口不知年岁的青石井，还有井台边总也晾不干的、泛着苔藓黑绿的水渍，是这禁忌最核心的注脚。
没人说为什么，但人人都知道，正午时分，要离那儿远远的。
我打小听着这规矩长大，骨头里也浸着对这正午阴的畏。
直到去县城上了中学，读了物理生物，知道地球自转、太阳光照，心里那点畏惧才慢慢褪了色，成了种将信将疑的、属于老辈子愚昧的模糊影子。
我堂姐林霜，是这褪色过程里最亮的一抹刮痕。
她比我大六岁，是村里飞出去的金凤凰，在省城大医院当医生，真正的科学信徒。
每次回来，说起村里的规矩，她总笑，嘴角弯得恰到好处，露出一点洁白的牙：“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些？子不语怪力乱神，咱们要讲科学依据。”
这话她说得轻松，听的人却未必舒服。
尤其是三叔公，每回听了，那张核桃皮似的脸就皱得更紧，叼着早已熄火的旱烟杆，望着堂姐匆匆来去的背影，浑浊的眼睛里有说不清的东西。
那件事发生前，堂姐有两年没回来了，听说忙，主治医师了，还要搞科研。
再回来，是因为老家有点事要办，顺道看看。她开着一辆白色的城市越野车进村时，正是上午十一点多，日头已经很毒辣，晒得土路发白，蝉吵得人心慌。
车子碾过晒蔫的野草，停在她家老屋门口，扬起一阵干燥的尘土。
她下车，还是那么利落，短发，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腕和闪着金属冷光的手表。
跟围过来的叔伯婶子打招呼，笑容标准，语气温和，但那种隔阂感，像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儿，挥之不去。
有人小心翼翼提醒：“霜啊，快晌午了，先进屋歇歇，过了这时候再说话。”
堂姐抬眼看了看天，又低头对了对手表，笑了：“正好十二点，没事，我不信那个。”
她说着，从后备箱拿出一个小行李箱，目光扫过不远处静默的老槐树和井台，“哦，对了，车上还有带给奶奶的点心，怕闷坏了，我去打点井水镇上。”
这话像颗小石子投进看似平静的池塘。
三叔公猛地咳嗽起来，几个婶子脸色变了，欲言又止。
堂姐像是没看见，从车里拿出一个保温盒，径自朝着井台走去。
她的高跟鞋踩在晒得发硬的泥地上，咔嗒、咔嗒，敲得人心头发紧。
所有人的目光都粘在她背影上，空气凝住了，连蝉鸣似乎都低了下去。
井台寂静，青石被岁月磨得光滑，中央的井口黑洞洞的，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堂姐走到井边，弯下腰，探头往下看了看。
井很深，映出一小圈晃动的、白亮的天光，和她的脸。
她放下井绳系着的小桶，轱辘转动，发出干涩吱呀的声音，在空旷的正午格外刺耳。桶下去了，传来细微的、破开水面的轻响。
她开始摇轱辘往上提，手臂动作平稳有力，完全是医生那种干练。
桶渐渐升上来，湿漉漉的，滴滴答答落下清亮的水珠。
可就在桶沿快要冒出井口的那一刻，堂姐的动作忽然顿了一下，眉头微蹙，往井里又看了一眼。
“怎么了霜丫头？”远处有人忍不住喊，声音发干。
堂姐没应声，反而加快了摇轱辘的速度。
终于，小桶被提了上来，但里面除了半桶清澈的井水，还斜斜泡着一个东西。
一个湿透了的纸人。
那纸人粗糙，红纸剪的，大约一尺来长，看得出是手工做的，线条拙劣，五官只用墨点点出两个眼睛和一个嘴巴，被水泡得有些洇染开来，像在哭，又像在笑。
纸人身上还缠着几缕水草般的黑色细丝，黏答答地贴在红纸上。
周围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气声。
几个胆小的孩子被大人捂住了眼睛。
堂姐看着桶里的纸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最初的诧异一闪而过。
她伸手，很自然地捏住纸人的一只胳膊，把它从水里拎了出来。
纸人湿透了，沉甸甸的，红颜色被水浸得愈发浓艳，滴落的水在她脚边积了一小滩。
她另一只手抹了一把脸上溅到的水珠，转向众人，甚至微微笑了一下。
“我当是什么，”她的声音清晰平稳，在死寂的正午传开，“估计是谁家孩子恶作剧，或者上坟剩下的东西被风吹进去了，井水流动，带点杂物很正常。”
她晃了晃手里的纸人，“看，就是普通红纸。哪有什么脏东西？要相信科学。”
她说完，随手把纸人丢在井台边的石头上，发出啪一声轻响。
然后拎起那半桶水，镇好保温盒，走回老屋。
脚步依旧咔嗒咔嗒，背影挺直，留下井台边一群脸色煞白的乡亲，和那个摊在青石上、缓缓淌着水、颜色刺目的红纸人。
三叔公蹲在自家门槛上，望着堂姐消失的方向，很久没动，只是把旱烟杆在脚底磕了又磕，尽管里面早已没有烟丝。
那天之后，堂姐似乎一切如常，村里人私下议论纷纷，但当着她的面，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那天的事。
堂姐该办事办事，该访亲访亲，只是住回了老屋，没急着回城。
变化是细微的，起初没人说得清哪里不对。
好像是她的话少了些，笑容也淡了点，总像在想着什么。
然后有人注意到，她似乎格外关注那口井。
好几次，有人看见她在非正午的时候，独自在井台边站着，低头看着井口，一站就是好一会儿。
再后来，怪事开始了。
有人起夜，迷迷糊糊看见老槐树下有个红影子，一晃就不见了。
有孩子夜里哭闹，说窗外有个红衣服的人贴在玻璃上看他。
最让人心头发毛的是，村里那几条平时正午雷打不动要蔫蔫趴窝的狗，一到十二点，反而开始不安，对着井台的方向低低呜咽，夹着尾巴，有时甚至狂吠几声，又突然噤声，喉咙里发出恐惧的咕噜声。
但这些，堂姐似乎毫无察觉。
她开始做一件更让人无法理解的事。
那天，恰巧又是快正午，日头明晃晃的。
我帮母亲去村头小卖部买盐，回来路过老槐树附近，下意识地加快脚步，眼睛却忍不住瞥向井台。这一瞥，脚步就钉住了。
堂姐在那里。
她蹲在井台边的青石上，身边放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盆，盆里是满满一堆衣服。
她正埋着头，用力搓洗。
她的姿势很专注，手臂有规律地摆动，搓衣板，不知她从哪里找出来的老式搓衣板，发出单调的“唰、唰”声。
她穿着回来时那件浅蓝色衬衫，袖子挽得很高，小臂因为用力而绷紧。
我离得不算近，但正午的阳光毫无遮拦，我能清楚地看见盆里衣服的颜色。
红。
不是鲜艳的新红，是一种暗淡的、被水浸透后沉甸甸的红，像凝固的血，又像陈年的朱砂。
而且，那些衣服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