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北站在灰光中如同一头巨大的钢铁野兽，吞吐着浓烟、蒸汽和人群。
艾琳站在月台边缘，背靠着冰冷的铸铁柱。她的背包放在脚边，重量分配均匀。
包里没有酒，没有香水，没有休假士兵常带的那种“战利品”。只有面包：索菲做的面包。
周围是其他休假期满的士兵。大约两百人，散乱地聚集在指定月台，像一群等待被装运的牲畜。但与六个月前她初次出征时不同——那时月台上还有送行的亲人，有眼泪，有鲜花，有乐队演奏《马赛曲》。现在，只有士兵和士兵。亲人不再来送别了，或许是因为已经送别太多次，或许是因为知道送别无用，或许是因为离别本身已经成为日常的一部分，不再需要仪式。
士兵们分成鲜明的两类。
一类大声谈笑，声音刻意洪亮，仿佛要填满整个车站的虚空。他们炫耀着休假的“战利品”：有人晃动着用布包着的酒瓶，玻璃碰撞发出清脆声响；有人拿出小巧的香水瓶，故意让周围人闻那昂贵而突兀的香气；有人展示新得到的打火机、手表、丝绸围巾——这些东西在巴黎黑市能换到，只要你有钱，或者有可以交易的东西。
“蒙马特那家酒馆的老板娘，啧啧，那身材”
“我弄到了真正的咖啡豆，不是菊苣根那鬼东西！”
“你们知道圣日耳曼大街那家店吗？一条丝袜要五十法郎！五十法郎！我老婆一年的工钱！”
笑声粗粝，带着一种表演性质。艾琳观察着这些面孔：大多年轻，二十岁上下，眼睛里有一种过度兴奋的光，像燃烧过度的蜡烛。他们在用声音和动作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这个假期值得，巴黎值得，回到前线只是暂时的，他们很快会再次归来，带着更多战利品，更多故事。
另一类沉默。他们靠着墙壁，蹲在行李旁，或者只是站着，目光空洞地望着铁轨延伸的方向。这些人年龄更大一些，或者脸上有伤疤，或者动作中有一种疲惫的熟练感。他们是老兵，已经度过至少一个完整的冬天在前线，知道休假不是奖赏，而是一种残酷的对比教育：让你记住温暖床铺的感觉，然后把你扔回冰冷的泥泞；让你尝到新鲜食物的味道，然后让你继续啃硬饼干；让你重新成为“人”几天，然后提醒你本质上仍是消耗品。
艾琳属于后者，但又不同。她沉默，但不是空洞的沉默。她在检查装备：解开背包，确认每样物品的位置；检查军靴鞋带是否牢固；摸了摸腰带上的刺刀鞘和水壶；最后，她的手停在胸前口袋——那里放着索菲给的小布包，里面是那枚戒指和一张索菲的小照，照片边缘已经磨损。
“嘿，你！”
一个声音打断她的动作。艾琳抬头。一个年轻士兵站在她面前，脸颊泛红，呼吸里有廉价葡萄酒的气味。他手里拿着半瓶酒，瓶身上标签已经撕掉。
“你也是返回前线的？”年轻士兵问，语气里有一种试图建立同伴关系的刻意友好。
艾琳点头。
“哪个部队？”
“第243团。”艾琳说，声音平淡。
“哦！我们在东边！第112团！”年轻士兵像是找到了共同点，尽管两支部队相隔至少三十公里，“你轮换了几次。”
艾琳看着他。这个男孩——他最多十九岁——脸上还有青春痘的痕迹，制服崭新，靴子干净得不像走过战壕。他是补充兵，可能是去年秋天或今年初才入伍的，还没经历过真正的消耗战。
“四次。”艾琳说。
年轻士兵的表情僵了一下。四次前线轮换，在1915年初，这意味着至少经历了马恩河、阿图瓦两场大战役，还能活着回来休假——这概率本身就像一种无声的警告。
“哦那你”年轻士兵词穷了，酒意似乎醒了一些。他打量着艾琳：她身上的旧军装洗得发白，肘部和膝盖处有深色补丁；背包磨损严重，边角处皮革已经开裂；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有某种东西让他本能地后退了一步——那是一种见过太多死亡后留下的真空，任何生机靠近都会被吸入、湮灭。
“祝你顺利。”年轻士兵最后说，然后转身回到他那群大声谈笑的朋友中。艾琳听见他压低声音说：“那家伙看起来不太对劲。”
“哪个？哦，那个女的？听说女兵都这样，怪怪的。”
“不是，我是说她的眼睛算了，喝酒喝酒。”
艾琳重新低下头，继续检查装备。她不介意被议论。在前线，议论是士兵们为数不多的娱乐之一。
月台另一头传来哨声。一名中尉站在行李车旁，手里拿着名单，开始点名。声音在车站高耸的拱顶下回荡，混杂着蒸汽机车的嘶鸣、行李搬运工的吆喝、以及远处城市苏醒的模糊喧嚣。
“洛朗！”
艾琳抬起头：“到。”
中尉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女兵在前线步兵部队仍然罕见，尽管战争进行到第二年，兵员短缺迫使军方放宽了限制，但她们大多被分配到医疗、通讯或后勤单位。像艾琳这样在一线步兵连担任士官的，整个法国陆军可能不超过一百人。
“确认装备齐全？”中尉例行公事地问。
“是，长官。”
中尉点点头，继续点名。他的动作熟练而麻木，像在清点货物。
艾琳背上背包。重量压在肩上，熟悉的压力让她感到一种荒谬的安心——至少这个重量是真实的，是可以承受的。相比之下，巴黎的轻盈、面包店的温暖、索菲的拥抱，那些东西太脆弱，像一层薄冰，踩上去就会破裂。
蒸汽机车喷出浓烟，汽笛长鸣。车门打开，士兵们开始登车。
不是客运车厢。是运货用的闷罐车，车厢侧面上还残留着模糊的货运标签：某家公司的标志，某个目的地的缩写，某批货物的编号。现在，这些车厢被临时改造成运兵车：没有座椅，没有窗户，只有两侧钉着的简陋木条长凳，以及地板中央一个用来当马桶的铁皮桶。
艾琳走进车厢。瞬间，气味将她吞没。
汗臭。不是新鲜的汗水味，而是陈旧、发酵、与布料和皮革混合后形成的酸腐气息。这是士兵们长途运输后留下的“遗产”，渗透进车厢的木壁和地板，无法清洗。
烟草味。劣质烟草燃烧后的刺鼻烟雾，混合着自制卷烟用的旧报纸油墨味。
霉味。潮湿的木头、稻草、以及士兵们永远无法完全干燥的衣物共同产生的腐败气味。
皮革味。军靴、腰带、背包的皮革在潮湿环境中产生的独特腥气。
还有隐约的碘伏味、化脓伤口的甜腥味、以及铁皮桶里排泄物的氨臭味。
所有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前线特有的、无法伪造的“战壕气息”。它像一堵无形的墙，撞在每一个刚踏入车厢的士兵脸上。
艾琳停顿了一下。
她感觉到了。
她回来了。
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回来，是状态上的回归。巴黎清晨面包店的香气，索菲皮肤上淡淡的肥皂和面粉味，阁楼被子里温暖的棉花气味——那些气味像一层正在迅速剥落的薄釉，被车厢里这浓烈、粗粝、真实的恶臭覆盖、溶解、取代。
她在车厢靠里的位置找了个地方，放下背包，靠着厢壁坐下。木壁冰冷，透过军装传递到背部。她闭上眼睛。
但闭眼并不能隔绝感官。
周围的声音涌入：士兵们找位置的推搡声，背包落地的闷响，抱怨座位太硬的咒骂，还有那些持续不断的谈话——
“才他妈六天！感觉刚躺下就要起来了！”
“知足吧，我听说北边那些家伙，休假就三天！”
“哪怕一晚也够了，嘿嘿”
粗俗的笑声。
艾琳让自己沉入这些声音之下。她像一块石头沉入浑浊的水底，不抵抗，不参与，只是存在。
车厢门被拉上。光线骤然变暗，只有从门缝和高处几个透气孔透入的微弱光线。空气变得更加浑浊，呼吸声、咳嗽声、衣服摩擦声在封闭空间中放大。
蒸汽机车再次鸣笛，车身剧烈震动，然后缓慢启动。铁轮压在铁轨上，发出规律的撞击声：哐当，哐当，哐当。速度逐渐加快。
巴黎在后退。
艾琳没有看。但她能感觉到：城市的气息在减弱，车站的喧嚣在远离，那些煤气灯、咖啡馆、面包店、温暖的床铺——所有构成“后方”概念的具体事物——正在被速度抛向后方，变成记忆，变成梦，变成某种需要被小心封存、以免在前线脆弱时刻突然涌出、击垮心智的珍贵毒药。
“有人打牌吗？”
“我带了骰子。”
“赌什么？钱？香烟？”
“赌下次休假谁先死！”
短暂的寂静，然后爆发出更响亮的笑声——那种用笑声掩盖恐惧的、嘶哑的、近乎嚎叫的声音。
艾琳的手指无意识地握紧。她在想索菲。不是具体的想念，而是一种感官记忆的重现：索菲的手覆盖在她手上的温度，索菲呼吸时胸口的起伏，索菲说“它们不会变”时声音里那种坚定的温柔。
但就连这些记忆，也在车厢的摇晃和周围的嘈杂中变得模糊，像水中的倒影被搅乱。
火车驶出巴黎郊区，进入乡村。
从门缝透入的光线变得稳定——不再是城市里快速掠过的建筑阴影，而是开阔田野的灰白天光。偶尔经过小站，速度不减，只有站台上模糊的人影和一闪而过的地名标牌。
士兵们的谈话内容逐渐变化。
最初的兴奋和炫耀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现实的焦虑。酒精的作用在消退，车厢的闷热和恶臭让人清醒——或者说，让人重新意识到自己正前往何处。
“你们听说北边的事了吗？”一个声音在车厢中部响起，压得很低，但在一片相对安静中格外清晰。
“哪个北边？”
“阿拉斯那边。德国佬用了新玩意儿。不知道是什么。听说整条战壕的人，都死了”
声音更低了，艾琳听不清后面的词。但她能猜出：要么是新武器，要么是心理战，要么就是纯粹的谣言——前线永远是谣言的温床，因为真相往往比谣言更难以承受。
“妈的，好不容易熬过冬天”
“冬天还算好的，至少冻住了泥巴。现在开春，化冻了，战壕又该成粪坑了。”
“去年阿图瓦的泥，深到能淹死马。我亲眼看见一匹拖炮的马陷进去，越挣扎陷越深，最后只剩头在外面，眼睛瞪得大大的”
“别说了。”
沉默。
然后有人开始哼歌。不成调的小曲，关于一个士兵爱上了一个妓女，妓女偷走了他的钱和心，最后士兵死在了战场上，妓女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歌词粗俗而悲伤，旋律却轻快得诡异。
艾琳听着。她的目光在昏暗的车厢里扫过，像夜视动物在观察周围环境。
靠门的位置，一个年轻士兵——不是刚才和她说话的那个，另一个更年轻的，可能只有十八岁——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轻微颤抖。他在哭。没有声音，但颤抖的肩膀和压抑的呼吸暴露了他。
他旁边的老兵看见了，用胳膊肘捅了捅他。“喂，小子。”
年轻士兵抬起头，脸上有泪痕，眼睛红肿。
“别在这儿哭。”老兵的声音不算温和，但也没有恶意，“哭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你会让其他人难受。”
“对、对不起”年轻士兵哽咽着说。
“家里有人？”老兵问。
年轻士兵点头。“妈妈和妹妹。爸爸去年死了，在边境。”
老兵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东西——用油纸包着的，可能是糖果或巧克力——塞给年轻士兵。“吃吧。吃完睡一觉。到了地方，跟着老兵做，让你挖战壕就挖战壕，让你趴着就别抬头。别想太多，想太多的人死得快。”
年轻士兵接过，小声道谢。
老兵拍拍他的肩，然后转头看向别处，表情恢复成那种常见的麻木。
艾琳观察着这一切。她想起自己第一次上前线时，马尔罗中士也说过类似的话：“别想，做。思考是军官的事，我们只需要执行。”
当时她觉得这是一种愚民政策，现在她理解了：在极端环境下，过度思考确实是一种危险。思考会让你质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冒着被杀的风险服从明显愚蠢的命令。而一旦开始质疑，你就无法继续作为一个有效率的士兵存在。
车厢另一头，几个士兵开始分食带来的食物。有人拿出长棍面包——已经变硬，但比前线的配给面包好得多——掰开分给同伴。有人打开罐头，是巴黎能买到的昂贵肉罐头，不是军用的那种充满油脂和碎骨的糊状物。
“尝尝这个，真正的牛肉！”
“上帝啊，我上次吃到这样的肉还是还是战前。”
“巴黎什么都好，就是太贵。这罐头花了我半个月的薪水。”
“值得。死之前总得吃点好的。”
最后那句话让气氛再次凝固。说话的人自己也愣了一下，然后干笑：“开玩笑的，开玩笑。”
但没有人笑。
艾琳从背包里取出索菲做的乡村面包。用布包着，还是温的——索菲在天亮前重新加热过。她掰下一小块，放入口中。麦香，微酸，扎实的口感。她咀嚼得很慢，让味道充分释放。
旁边一个士兵注意到了，嗅了嗅空气。“好香的面包。哪买的？”
“自己做的。”艾琳说。
士兵惊讶地看着她。“你？会做面包？”
艾琳点头。
“厉害。”士兵说，眼神里有一种真实的羡慕，“我老婆做的面包像石头。不过我也两年没吃到了。”
他没有问能不能分一点，艾琳也没有主动给。在前线，食物是私有财产，除非是特别亲近的战友，否则不会轻易分享。这是生存法则之一：你的配给是你的生命线，不能指望别人。
火车继续向东。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化：完好的村庄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被部分摧毁的农舍，荒芜的田野，偶尔可见临时搭建的军营帐篷和物资堆积场。战争的气息透过门缝渗入车厢：不再是巴黎那种抽象的、报纸上的战争，而是具体的、土地被翻搅、树木被炸断、村庄被遗弃的战争。
艾琳吃完面包，把剩下的仔细包好，放回背包。她喝了一口水壶里的水——是巴黎的自来水，经过氯气消毒，有淡淡的化学味道，但比前线的浑浊井水干净得多。
她闭上眼睛，试图休息。
但睡眠没有来。脑海里，两个世界在交锋：巴黎面包店的炉火，战壕里的泥泞；索菲的手，露西尔喉咙里涌出的血；揉面时的节奏，机枪扫射时的节奏。
她不是在选择，而是在承受。承受记忆的洪水，承受认知的撕裂，承受这个事实：她同时属于两个世界，但两个世界都不完全接纳她。在巴黎，她是来自地狱的鬼魂；在前线，她是会思考的异常者。
“下一个站，梅济耶尔补给站！”车厢外传来列车员的喊声，声音在行驶的风中被撕碎，“所有返回第243团的士兵，准备下车！”
艾琳睁开眼。
梅济耶尔不是真正的车站，而是一个前线后方临时搭建的补给转运点。几条生锈的铁轨延伸到这里终止，周围是简陋的木棚、帐篷、堆积如山的物资箱，以及永远泥泞的地面。
火车停下时，车身剧烈摇晃，像是最后的叹息。
车门拉开，光线涌入，刺得人睁不开眼。新鲜空气——如果这混杂着煤烟、腐烂木材和远处战场飘来隐约硝烟味的空气能算“新鲜”的话——涌进车厢，冲淡了里面的恶臭，但也带来了前线的真实触感：潮湿，寒冷，一种无处不在的、缓慢侵蚀一切的衰败感。
艾琳背上背包，跟随其他士兵下车。脚踏上地面时，靴子陷入泥泞——不是巴黎街道那种被清扫过的石板路，而是前线特有的、被无数靴子、车轮、马蹄践踏后形成的深褐色泥浆，黏稠，滑腻，像有生命一样试图抓住每一个踩上去的东西。
“第243团的这边集合！”一名中士站在一个相对干燥的木台上喊话，手里拿着名单。
大约三十名士兵聚集过去。艾琳站在人群边缘，目光扫过这些面孔：有的熟悉，是和她同一批入伍、经历了相同战役幸存下来的人；有几个是伤愈归队的，身上还带着绷带或行动不便的痕迹。
中士开始点名。轮到艾琳时，他多看了她两眼，但没有特别表示。
点名完毕，中士简单交代：“接下来步行前往圣尼古拉村集结地。路程大约八公里。保持队形，不要掉队。到达后向你们各自的连队报到，领取新指令。解散前，医疗检查。”
医疗检查在一个临时帐篷里进行。军医是个疲惫的中年人，眼袋深重，制服上有洗不掉的碘酒渍。他的工作流程化：检查每个士兵是否有明显的传染病症状，询问休假期间是否有“高风险行为”，然后在一个表格上打勾或打叉。
轮到艾琳时，军医抬头看了一眼，愣住了。
不是因为她是女性——在前线医疗站，女护士并不罕见——而是因为她的状态。军医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那是一种专业的评估：苍白但非病态，眼下有深度疲劳的黑影，但眼神异常清醒，甚至清醒得有些空洞。
“姓名，部队。”军医恢复公事公办的语气。
军医在名单上找到她的名字，打了个勾。“休假期间有无不适？发烧？腹泻？皮疹？”
“没有。”
“有无高风险接触？”军医问得有些犹豫。对女性士兵问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军队文化中仍属尴尬。
“没有。”艾琳的回答简短而确定。
军医点点头，在表格上做记录。然后他停顿了一下，压低声音：“你的腰伤蝎尾狮毒刺留下的那个。恢复得如何？”
艾琳看了他一眼。军医记得她——这并不奇怪，蝎尾狮造成的伤口在前线是罕见病例，而且她是少数幸存者之一。
“稳定。”艾琳说，“偶尔会痛，但不影响行动。”
“注意观察。如果有红肿、化脓，或者疼痛加剧，立即回医疗站。”军医说，语气里有一丝难得的关切，“那种毒素我们了解不多。可能会有长期影响。”
“明白。”
军医最后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祝你好运”，但他没有说出来。在这个地方，“好运”是一种稀缺品，说出来反而像嘲讽。
艾琳离开医疗帐篷，回到集合点。其他士兵已经完成了检查，正在领取额外的补给：每人一包饼干，一块巧克力，一盒香烟，还有一小瓶白兰地——“前线士气维持品”，官方这么称呼。
艾琳领到自己的那份。饼干是标准的军用硬饼干，用厚纸板般的包装纸包着；巧克力是廉价的可可脂代用品，味道像加了糖的蜡；香烟是粗切的烟草，用劣质纸卷成；白兰地是最便宜的那种，喝下去像吞火。
她把这些东西塞进背包，和索菲的面包放在一起。对比鲜明：一边是工厂量产的、只为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的“补给”，一边是手工制作的、承载着具体关怀的“食物”。
“所有人，列队！”中士再次喊话。
士兵们排成两列，动作拖沓但服从。没有军官会在这个时候要求完美的队列——每个人都知道，几小时后，他们就会回到战壕，队列将失去所有意义，活下来才是唯一的标准。
队伍开始移动，离开补给站，走上一条泥泞的乡村道路。
路很糟糕。
这不是战前那种铺设整齐的国道，而是一条被军事交通反复碾压后形成的“道路”：泥浆深及脚踝，有些地方甚至到小腿；路面布满车辙印、马蹄印、靴子印，交错重叠，像某种疯狂的抽象画；路旁是倒塌的篱笆、炸断的树木、被遗弃的农具，偶尔还能看见一两只死动物的尸体，膨胀，腐烂，成群苍蝇围绕着嗡嗡作响。
天空是铅灰色的，低垂的云层仿佛随时会压下来。没有下雨，但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每一次呼吸都像吸进冰冷的湿棉花。
艾琳走在队伍中段。她的步伐自动调整到行军节奏：稳定，匀速，每一步都尽量踩在相对坚实的地方，避免陷入过深的泥坑。这是身体记忆，不需要思考。
周围，士兵们最初还试图交谈，但很快就沉默了。步行消耗体力，泥泞消耗意志，而逐渐靠近前线的现实消耗掉最后一点休假带来的轻松假象。
他们经过一个小村庄——如果那一堆废墟还能被称为“村庄”的话。教堂的尖塔倒塌了一半，钟楼歪斜，钟已经不见了；农舍的屋顶被掀开，墙壁布满弹孔，窗户像空洞的眼窝；村口的井边，井架断裂，井口被木板草草封住，上面用粉笔写着“污染，勿饮”。
没有居民。一个都没有。只有几只瘦骨嶙峋的野狗在废墟间翻找食物，听到队伍接近时警惕地抬头，然后迅速跑开。
“这是圣玛丽村。”队伍里一个老兵低声说，“去年秋天被德国佬炮击了一整晚。据说死了三十多个平民，剩下的都逃走了。”
“为什么炮击？这里又没驻军。”一个年轻士兵问。
老兵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天真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能。因为炮弹有多余的。因为地图上有个点需要被抹掉。还需要更多理由吗？”
年轻士兵闭嘴了。
艾琳看着那些废墟。她想起南特，她的家乡。如果战争继续这样推进，如果战线向西移动，南特会不会也变成这样？父亲工作的铁路枢纽，会不会成为轰炸目标？那些她童年奔跑过的街道，会不会布满弹坑？
她不知道。战争的可预测性为零。你可以预测天气，可以预测补给到达时间，但无法预测死亡会以何种方式、在何时、降临到何人头上。
队伍继续前进。景色变得越来越熟悉——不是视觉上的熟悉，而是一种氛围上的熟悉：土地被翻搅过不止一次，树木以不自然的角度折断，远处地平线上有低矮的土，空气中硝烟味越来越明显。
还有声音。最初是隐约的闷响，像远方的雷声。然后逐渐清晰：是炮击。不是密集的轰炸，而是零星的、试探性的交火。轰轰间隔不规则，但持续不断。那是前线在呼吸，在低吼，在提醒每一个靠近的人：这里不是巴黎，不是后方，这里是吞噬生命的机器仍在运转的地方。
艾琳感到身体在发生变化。
不是物理变化，而是一种状态的切换。就像机器切换齿轮，从低速档换到高速档。她的呼吸变浅，视线自动开始扫描周围环境：那片树林适合埋伏吗？那个小土坡提供射击视角吗？路边的沟渠有多深，能提供掩护吗？
巴黎留给她的那层脆弱的“常人”外壳，正在被每一步剥落。
她想起索菲说“它们不会变”时的眼神。但索菲错了。一切都在变。面包店可能被征用，面粉可能断供，炉火可能熄灭，甚至索菲本人不，她不去想那个。那是危险的思考，是会让人软弱、让人想掉头逃跑的思考。
她强迫自己回到当下：脚下的泥泞，背包的重量，远处炮火的闷响，周围士兵沉重的呼吸。
队伍在一个小路口停下。带路的中士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怀表。
“休息十分钟。喝水，吃点什么。接下来是最后三公里，直接进入圣尼古拉村外围阵地。”
士兵们散开到路边的相对干燥处，坐下，或靠在树上。艾琳没有坐下——坐下意味着要重新站起来，而她的腰伤会让那个动作变得痛苦。她靠着一棵白杨树，树干上有弹孔，树液从伤口渗出，凝固成琥珀色的泪滴。
她从背包里取出水壶，喝了一口。水已经变温，有金属和帆布的味道。
旁边的士兵开始吃东西。有人打开配给的饼干，咬下去时发出咔嚓声，碎屑掉进泥里。有人掰开巧克力，小心翼翼地舔，像在品尝最后的甜蜜。
艾琳没有动索菲的面包。那些面包是储备，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线。她取出配给的饼干，咬了一口。坚硬，干燥，几乎没有味道，除了面粉和一点点盐。她咀嚼了很久，才勉强咽下。
“嘿，你。”
艾琳抬头。是刚才在车厢里哭泣的年轻士兵。他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半块巧克力。
“这个给你。”年轻士兵说，声音还有些不稳，“我不太想吃。”
艾琳看着他。他的眼睛红肿未消，但表情里有种努力装出的坚强。他在试图建立某种联结，或许是因为恐惧，或许是因为孤独，或许只是因为需要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走向地狱。
“为什么？”艾琳问。
年轻士兵愣了一下。“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给我？”
“因为你是一位老兵”年轻士兵词穷了，“你看上去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我想也许你能告诉我。”
艾琳沉默了几秒。然后她接过巧克力，掰下一小块，把剩下的还给他。“谢谢。”
年轻士兵接过，似乎松了口气。“我叫亨利。罗。第一次上前线。”
亨利点点头，眼神里混合着敬畏和恐惧。他犹豫了一下，然后问：“有什么建议吗？对于第一次？”
艾琳看着他。这个男孩——他真的是个男孩，下巴上刚长出柔软的胡须，手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让她想起很多人：想起刚入伍时的自己，想起露西尔，想起卡娜。他们都曾这样问过，以不同的方式，带着相同的恐惧。
“跟着老兵做。”艾琳说，重复了车厢里老兵的话，“让你挖战壕就挖战壕，让你趴着就别抬头。保持你的装备干燥，尤其是脚。战壕足比子弹杀死的人更多。”
亨利的表情凝固了。他消化着这些话的含义，脸色逐渐变白。然后他点点头，低声说：“谢谢。”
他转身离开，回到自己的位置。
艾琳看着手里的那一小块巧克力。廉价的可可脂代用品，在掌心的温度下开始软化。她把它放进嘴里。甜味扩散开来，人工的、粗糙的甜，但仍然是甜。
最廉价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可以变得无比珍贵。一块巧克力，一根香烟，一口干净的水，一分钟不受打扰的睡眠——这些在巴黎稀松平常的事物，在这里是生命的锚点，是继续存在的理由。
哨声响起。
“起来！继续前进！”
士兵们纷纷站起，拍掉身上的泥土，背上背包。动作比刚才更慢，更沉重。因为每个人都清楚：接下来的三公里，每一步都在靠近那个地方。
队伍再次移动。
最后这三公里是最艰难的。不是因为路况更糟——路况一直很糟——而是因为心理负担。就像走向刑场的最后一段路，每一步都在缩短与终点的距离。
炮声更清晰了。现在能分辨出不同类型：沉闷的重炮，尖锐的野战炮，还有隐约的机枪点射声——哒哒哒，短暂停顿，又是哒哒哒。那是前线的语言，是死亡在交谈。
景色也在变化。路两旁开始出现军事设施：带刺铁丝网的路障，简易了望塔，伪装网覆盖的炮兵阵地，还有一排排简陋的坟墓，木制十字架上用油漆写着名字和日期，有些已经模糊不清。
空气中有新的气味：火药燃烧后的硫磺味，腐烂木材的霉味，还有一种甜腻的、让人不安的气味。艾琳知道那是什么：尸体。不是新鲜的尸体——新鲜的血腥味更刺鼻——而是被埋得太浅、或者根本没被掩埋、在泥土和雨水中缓慢分解的尸体。这种气味会渗透进土地，渗透进空气，渗透进每一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的记忆，永远无法洗掉。
队伍在一个检查站停下。这里是圣尼古拉村的外围防线，由沙袋、铁丝网和几个混凝土机枪碉堡组成。守卫的士兵看起来和艾琳他们一样疲惫，制服沾满泥浆，脸上是长期缺乏睡眠的灰败。
带路的中士与守卫军官交接文件，简短交谈。艾琳听不见内容，但能从军官的手势和表情判断：前方情况“稳定”，意思是今天没有大规模进攻，只有日常的骚扰和炮击。
文件检查完毕，铁丝网路障被移开。队伍通过。
然后，艾琳看见了。
圣尼古拉村。
一些建筑屹立着。那些用石头建造的、结构坚固的农舍，尽管墙壁布满弹孔，屋顶被掀开，但骨架还在。其中一栋，艾琳认得：那是布洛上尉设立临时指挥部的地方，另一边的农舍是她和卡娜、以及其他幸存者撤退回来后停留的地方。
她深吸一口气。空气进入肺部，带着硝烟、泥土和腐烂的气味。这是前线的空气，是她过去六个月呼吸的空气，是她接下来不知道还要呼吸多久的空气。
巴黎的气味——面包、咖啡、索菲的肥皂——已经遥远得像个梦。
她往驻地走去。
每一步，军靴都陷进泥里。
每一步，都在确认：
我回来了。
不是回家。
是回到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