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三十三年，三月十六，卯时正。
北京城，春寒料峭。但街道两侧已站满了人。
与昨日的喧腾不同，今日的人群异常安静。
百姓们裹着厚袄，手里攥着刚买的烧饼或油条，目光都投向同一个方向——西郊。
没有人高声议论，只有偶尔压低嗓音的交谈：
“今儿个是审那个番王？”
“可不是，奥斯曼的苏丹，抓来京里了。”
“能判个啥？砍头？”
“那得看朝廷的意思……”
五城兵马司的士兵沿着街道布设了三道警戒线，深蓝色制服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新式步枪枪口的金属冷光偶尔一闪。
西郊，寰宇会议中心东翼。
一座新改造的建筑静静矗立。
外墙没有任何装饰，灰白色的水泥墙面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泽。
门楣上悬挂着黑底金字的匾额：“特别审判庭”。字体是标准的馆阁体，横平竖直，没有丝毫花哨。
欧洲使团的车队在辰时前陆续抵达。
使节们下车后不约而同地整理衣冠，动作带着明显的紧绷。
威尼斯特使吉齐伯爵伸手抚平礼服前襟的褶皱，指尖冰凉。
他的翻译——那位归化多年的意大利学者——低声提醒：“伯爵，今日审判程序会全程使用扩音设备，我们的每一句议论都可能被听见。”
吉齐伯爵点点头，深吸一口气。
审判庭内部。
大厅长二十丈，宽十二丈，挑高五丈。
整体色调只有三种：地面的墨黑色大理石、墙壁的浅灰色水泥、以及座椅的深棕色硬木。
北端是五阶高的花岗岩基座，上设法官席。
五张紫檀木高背椅一字排开，椅背雕刻着简化的獬豸图案——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
座椅后方悬挂着巨大的日月徽记铁制浮雕。
法官席左下方设检察官席，三张长桌；右下方设辩护席，仅两张小桌。
大厅中央孤零零地摆着一把普通的橡木椅，那是被告席。
椅子没有束缚装置，但四名黑衣法警会始终站在其身后三步距离。
最引人注目的是声学设计。
天花板上均匀分布着十二个铜制扩音喇叭，墙壁表面有细微的棱状凸起——这是格物院声学所的最新成果，用以消除回声。
每个席位前都有固定的铜制话筒，连法官席上的主话筒由黄铜打造，形似莲花。
南侧是阶梯式观礼席。
前排为大明高级官员预留，中间三排是欧洲使节席，后排则是特邀的士绅、报馆主笔及归化学者。
每个座位前都有可折叠的小桌板，上面已经摆放着今日的审判议程及相关文书。
照明来自穹顶的四十盏电灯，光线均匀洒落，没有阴影死角。
“请按指定席位入座，审判将于辰时三刻准时开始。”礼宾官的声音透过扩音系统传来，清晰而略带金属质感，在大厅中回荡。
欧洲使节们找到自己的名牌，轻手轻脚地坐下。
许多人第一眼就看到了桌板上那本厚厚的文书——封面用汉、拉丁、突厥、希腊四种文字印着：“大明帝国最高裁判院特别检察署起诉书(摘要版)”。
吉齐伯爵翻开拉丁文部分。目录页上整齐列着十二项罪状，每项后面标注着证据类型和页码：
一、破坏和平，悍然兴兵(证据:军事调令文书七份，证人三名)
二、抗拒天威，屡抗王师(证据:战报二十一份，被俘将领供词)
七、虐杀平民，暴行累累(证据:幸存者证言，缴获军令)
……
十二、负隅顽抗，致城破民殃(证据:君士坦丁堡攻城战记录，平民伤亡统计)
每条罪状下还有三到五行的简要证据描述。
吉齐伯爵的手指停在第七条上，那里写着：“安卡拉战役后，纵兵屠戮降卒及平民，有耶尼切里军官供词及幸存者指认。”
他的翻译凑近低语：“伯爵，这份起诉书……结构之严谨，胜过欧洲任何王室法庭的诉状。”
吉齐伯爵没有回答。
他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附录部分——那里列出了同案其他被告名单。
除了奥斯曼的大维齐尔、海军元帅等人，还有一栏写着“欧洲联军涉案人员”，下面列着九个名字，包括热那亚海军司令安东尼奥·多利亚、葡萄牙远征队指挥官迪奥戈·费尔南德斯……
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辰时三刻，人员入场。
首先进入的是法庭公务人员。
八名书记官在法官席侧下方的记录席就位，每人面前摆着厚厚的空白卷宗和数支钢笔。
接着是四名身着深紫色官袍、胸口绣有獬豸图案的检察官，他们在检察官席落座，神情肃穆。
辩护席只来了两人，都是三十余岁的官员，穿着普通的青色常服，面无表情地坐下，打开随身携带的簿册。
然后是大明观礼官员。陆仁、耿裕、牟斌等人从侧门步入，在前排就座。
陆仁今日仍是一身半旧青袍，只在腰间系了条玄色丝绦。
他坐下后翻开议程册，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
欧洲使节区响起一阵压抑的低语——许多人这才第一次看清这位“格物总理”的样貌：面容清俊，眉宇间带着书卷气，但那双眼睛沉静得让人心悸。
“那就是陆仁？”匈牙利特使巴托里伯爵用拉丁语问他的耶稣会士翻译。
“是，伯爵。国务院总理大臣，据说今年三十多岁。”翻译低声回答，“这次审判的流程，听说他亲自过问。”
巴托里伯爵还想说什么，大厅侧门突然打开。
十二名黑衣法警列队而入，分立大厅两侧。
他们腰佩短剑，手持硬木警棍，站定后纹丝不动，如同雕塑。
全场肃立。
四名法官缓步走上法官席。
为首的是最高裁判院左都御史陈文昭，年约五旬，面容清癯，三缕长须垂至胸前。他穿着深红色绣云鹤补子的官袍，头戴乌纱，步履沉稳。
法官落座。
陈文昭调整了一下面前的莲花话筒，试了试音。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系统传出，沉稳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人心上：“特别审判庭现在开庭。带被告。”
塞利姆被带进来时，大厅里只有脚步声和脚镣拖地的轻微声响。
塞利姆的背挺得很直。
他的目光扫过法官席，扫过检察官席，最后在欧洲使节区域停留了一瞬。
那眼神里没有乞求，没有愤怒，只有平静。
他在被告席坐下，手铐搁在膝上。
法警上前解开了他的脚镣，但手铐保留。
陈文昭开始宣读法庭规则。
内容简洁明了：被告有权听取完整指控，有权自我陈述，有权获得指定辩护人协助，有权对证据提出异议。每一条都用汉语宣读一遍，然后由书记官大声复述拉丁语译文——这是为了避免翻译私下低语干扰法庭秩序。
“现在，由特别检察署宣读起诉书。”陈文昭宣布。
首席检察官起身，是位年约五十、面容刚毅的官员。他打开面前的卷宗，调整话筒。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大厅里只有检察官平铺直叙的声音和扩音系统轻微的电噪。
起诉书逐条宣读，每条罪状都配有证据摘要。检察官的语调始终平稳，没有激昂控诉，只是事实陈述：
“罪状一：破坏和平，悍然兴兵。证据：弘治二十九年四月，奥斯曼无视大明最后通牒，于安纳托利亚东部集结军队之调令文书，共七份，均有塞利姆花押及首相副署。书记官，请展示证据副本。”
一名书记官起身，举高一份放大誊抄的文书副本——突厥文原文旁附汉文译文。
他走到大厅中央特设的展示架前，将文书固定，然后面向观礼席大声宣读关键段落：“……命东部诸省总督，集结所有可战之兵，于埃尔祖鲁姆汇合……此令，苏丹塞利姆·本·巴耶济德……”
文书在展示架上停留了约半盏茶时间，确保所有人都能看清。然后书记官取下，换上下一份。
“罪状七：虐杀平民，暴行累累。证据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安卡拉战役后屠杀降卒及平民之耶尼切里军官供词；第二部分，布尔萨围城期间焚毁民居之指挥官手令；第三部分，幸存平民之联合证言。书记官，请依次展示。”
三份文书陆续被展示。供词上有军官的签字画押；手令上有指挥官签名和部队印章；联合证言则按着十几个血手印——那是按不识字幸存者的惯例。
当那份按满血手印的证言被举起时，大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血印在白色纸张上触目惊心，即使是最镇定的欧洲使节，也不禁挪开了目光。
起诉书宣读完毕，整整十二大罪，三十七份关键证据摘要。向被告：“塞利姆·本·巴耶济德，你对上述指控有何陈述？”
塞利姆缓缓抬头。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有人以为他不会开口。然后，他用突厥语说了第一句话，声音沙哑但清晰：“我承认，我战败了。”
书记官大声译成汉语，另一名书记官随即译成拉丁语。
“但你们所称的‘罪’，”塞利姆继续，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是一个君主为保卫他的国家所做之事。你们以强兵利器犯我疆土，我起兵抵抗，何罪之有？你们所说的‘暴行’，是战争的一部分。你们的军队，在攻破君士坦丁堡时，难道没有流血？”
他的辩护人——那名青衣官员——起身，按照程序询问了几个技术性问题：某些证据的获取时间、保存方式、翻译是否准确。检察官一一作答，并出示了证据移交记录和翻译公证文书。整个过程机械而高效，更像是在完成某种既定流程。
然后进入证人环节。
检察官传唤了四名证人。
第一名是原奥斯曼财政部的资深书记官，现已归顺大明。
他作证塞利姆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仍强行加征“圣战特别税”，导致安纳托利亚东部三个省份发生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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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带来了当年的税收账簿副本，上面有塞利姆批准加税的手谕。
第二名是一名被俘的耶尼切里干夫长(千夫长)。他描述了塞利姆在安卡拉陷落后，通过侍从官传达的口头命令：“所有溃逃者，无论官兵，一律处决；城中任何抵抗迹象，纵火焚之。”证人说话时始终低着头，不敢看被告席。
第三名是一名亚美尼亚老商人，须发皆白。
他在儿子搀扶下走上证人席，用夹杂着亚美尼亚语和突厥语的混杂语言，叙述他的商队如何在边境被奥斯曼骑兵抢劫，同行三十七人只有他一人侥幸逃生。老人说到最后老泪纵横，从怀中掏出一块染血的家族徽章，说是从儿子尸体上取下的。
第四名证人出乎所有人意料——是一名大明随军医官。他作证在君士坦丁堡城破后，于废墟中救治平民时，发现了多处集体埋葬坑，经查验死者大多为平民，且很多是背后中箭或刀伤，显系逃亡时被追杀。医官提供了伤亡统计文书和手绘的埋尸点方位图。
每名证人作证完毕，辩护人都会进行简短的交叉询问，问题温和，几乎不挑战核心事实。整个证人环节耗时一个时辰，节奏紧凑，没有任何冗余。
欧洲使节们看得心惊。这种审判——证据链完整、证人证言具体、程序严格——让他们熟悉的欧洲司法程序显得粗糙而随意。
更重要的是，它传递出一个明确信息:大明不仅要在军事上击败你，还要在法律和道义上彻底审判你。
午时正，陈文昭宣布休庭一个时辰。
法警将塞利姆带出。
休息室里气氛压抑。
长桌上摆着茶点和简单餐食，但很少有人动。各国使节聚成小群，翻译们低声交换着看法。
“那些文书证据……太具体了。”葡萄牙特使擦拭着额头的汗，“连加税手谕、军令副本都有。他们的情报能力……”
“不只是情报，”神圣罗马帝国的学者翻译低声道，“是整个证据固定和保存体系。你看那些文书，都有编号、封印、移交记录。这是一套制度。”
“我们的人……多利亚司令真的会被判刑吗？”热那亚特使脸色发白。
他的翻译沉默片刻：“起诉书附录明确列出了他的名字和罪名。如果证据像今天这样扎实……”
所有人都沉默了。
未时正，继续开庭。
下午的议程是最后陈述和宣判。
检察官做了简短总结，重申十二项指控均有确凿证据支撑。
辩护人做了更简短的陈述，仅说了一句：“请法庭考虑被告曾为一国之主的身份，予以酌情。”
然后，陈文昭宣布：“现在休庭合议。一炷香后宣判。”
这“合议”显然是形式性的。不到半柱香时间，法官们就返回了席位。
全场肃立。
陈文昭展开判决书，开始宣读。他的声音通过扩音系统传遍每一个角落，每个字都清晰可辨，仿佛敲在人心上：
“……经本庭审理，证据确实充分，指控成立。巴耶济德，犯有破坏和平、抗拒天威、僭称苏丹、虐杀平民等十二项大罪，其行径严重违背天理人道，给欧亚黎庶带来深重灾难……”
“……综其所为，已构成‘谋逆大罪，祸乱苍生’。依《大明刑律》及战争罪特别条例，本应处以极刑，公开执行，以儆效尤。”
大厅里落针可闻。欧洲使节们屏住呼吸，许多人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陈文昭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继续:
“然，天朝有好生之德。念其曾为一国之主，为保全其最后体面，本庭特予恩恤:判处绞刑，赐全尸，不公开行刑。此判非因复仇，乃为昭示天理、警示后人:凡逆天暴虐者，终将伏法。”
判决落定。
塞利姆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
陈文昭继续宣读：“同案其他被告，包括前奥斯曼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海军元帅海雷丁帕夏等七人，根据参与程度及悔罪表现，分别判处终身监禁、二十年监禁及流放美洲。”
然后，他翻到了判决书最后一页。
“此外，涉及欧洲联军之战犯罪行，经查证属实者如下:威尼斯海军将领乔瓦尼·卡尔帕尼、热那亚海军司令安东尼奥·多利亚、葡萄牙远征队指挥官迪奥戈·费尔南德斯……等共计九人。”
他每念出一个名字，相关国家的特使脸色就白一分。听到“乔瓦尼·卡尔帕尼”时，手指掐进了掌心。
“上述人等，犯有参与非法联军、袭击大明船队及商站、劫掠平民等罪行。鉴于其犯罪行为发生于战争状态，且部分人员已在交战中被击毙或失踪，本庭判决如下:”
“对于已确认死亡者，不再追究。多利亚、迪奥戈·费尔南德斯等人，判处流放瀛洲，服苦役二十年。对其所属国家，另处以相应罚金，具体数额由外交部后续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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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特使瘫在椅子上。
葡萄牙特使双手紧握，指节发白。
“所有判决，自即日起生效。退庭。”
法槌落下，一声闷响在大厅中回荡。
审判结束后的程序同样高效。
四名法警上前，将塞利姆带出法庭——他将被押往西郊专门设立的刑场，在一个封闭场所执行绞刑。其他被判刑者也陆续被带离。整个过程安静有序，没有挣扎，没有喊叫。
欧洲使节们被允许在原地停留片刻，但无人动弹。
许多人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慑中。那种感觉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深沉的寒意——从脚底蔓延到头顶的寒意。
“他们真的判了……”葡萄牙特使喃喃道，声音发干。
“流放瀛洲……二十年苦役……”热那亚特使闭上眼睛，“多利亚司令已经五十七岁了……”
“五十七岁还能指挥舰队攻打别人，”他的翻译苦涩地低语，“现在该付出代价了。”
耿裕此时站起身，走向欧洲使节区域。各国特使连忙收敛神色，起身相迎，动作比昨日更加恭敬。
“诸位使节，”耿裕的声音平静如常，“方才的审判，想必各位都已目睹。大明秉持公义，依法行事。对于历史罪行，该清算的清算；但对于未来，陛下早有训谕:愿与诚心修好之邦，共筑新秩序。”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今日申时，外交部将召集专题会议，商讨战争赔款、边界划定、贸易章程等具体事宜。望各位本着务实态度参与。”
“是，是……”吉齐伯爵率先躬身，腰弯得比任何时候都深，“威尼斯定当全力配合，绝无二心。”
其他特使也纷纷表态，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谦卑和急切。
使节们离开审判庭时，脚步都有些虚浮。
在返回住宿区的长廊上，他们看见几名工部官员正在指挥工人拆卸扩音设备和展示架。技术人员动作熟练，神情平静，仿佛刚才那场震动人心的审判，只是他们日常工作中普通的一环。
“文明的灯塔……”神圣罗马帝国的学者翻译再次低语，但这次语气复杂得难以形容，“他们确实在建造某种全新的东西。法律、程序、证据、技术……全部整合在一起。这不是野蛮的征服，这是……系统的取代。”
当日晚间，国务院小会议室。
陆仁、耿裕、牟斌、陈文昭四人围桌而坐。
桌上摊开着今日审判的完整记录。
“效果如何？”陆仁问，手里端着一杯清茶。
陈文昭答道：“回陆相，程序执行无误，证据展示充分。欧洲使节反应强烈，尤其在对欧洲战犯的判决宣布时，多人面色惨白。”
耿裕点头：“申时的专题会议，气氛与昨日截然不同。威尼斯、热那亚对赔款条款未再纠缠，只询问支付细节。葡萄牙、西班牙试图争取减轻罚金，但语气软弱。匈牙利、波兰在边界问题上让步极快，几乎未作争执。”
牟斌补充：“内卫回报，使节们回到住处后，私下议论的焦点已从‘能否争取更好条件’转向‘如何避免触怒大明’。多人表示要立即写信回国，建议全面接受大明条款。”
陆仁轻轻放下茶盏：“这就够了。审判塞利姆，从来不是为了泄愤或炫耀。是要让他们明白三件事。”
他竖起食指：“第一，大明有实力抓住任何敌人——哪怕他曾是一国之主。”
中指竖起：“第二，大明有制度审判任何罪行——程序严谨，证据确凿。”
无名指竖起：“第三，大明也有‘仁慈’——赐全尸，不公开处决，就是告诉他们：顺从者，可得体面；顽抗者，身败名裂。”
“接下来谈判，”陆仁继续，“底线不让，但在执行细节上可以给一些弹性。分期付款的期限可以放宽，贸易关税可以设置过渡期，流放苦役可以允许家属探视。要让他们带着‘虽然苛刻但总算活下来了’的感觉回去。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敬畏，也需要……一点虚幻的希望。”
“下官明白。”耿裕肃然道。
陆仁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北京城的万家灯火如星河洒落。
工厂区的烟囱在夜色中隐现轮廓，电报总局的灯光彻夜不熄，更远处，未完工的铁路工地上还有零星的火光。
这座城市的脉搏，正以某种全新的节奏跳动。
“他们称我们为‘文明的灯塔’。”陆仁忽然说，声音很轻，“那就让这灯塔的光，既照亮我们的路，也让他们看清——顺光者生，逆光者亡。”
身后三人躬身应是。
夜色渐深。
审判庭的灯光早已熄灭，但这场审判带来的震慑，正随着使节们急促的书信，飘向万里之外的欧罗巴。
而北京城，依旧平静如常，市井的喧闹、工厂的汽笛、学堂的钟声，一切都在继续。
仿佛今日发生的一切，只是这个正在重塑世界的庞大帝国，一个寻常的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