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三国的军事舞台上，冯习是一位被史料简略记载却影响关键战局的将领。这位在夷陵之战中担任蜀汉前军统帅的南郡士人，以短暂而壮烈的军旅生涯，见证了刘备集团从入蜀拓疆到东征败绩的起伏转折。他的名字虽未如关张马赵般显赫，却在决定蜀汉国运的决战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文依据《三国志》及注引文献，结合历代考证与军事史研究，对其生平事迹进行系统梳理与考述，以还原这位乱世将领的历史面貌。
冯习，字休元，南郡（治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其生年史无明载，据其军事活动轨迹推算，约生于公元185年至190年之间，卒于蜀汉章武二年（222年）。作为三国时期南郡籍蜀汉将领的代表人物，冯习的家世背景虽未见于正史详载，但结合汉末南郡士族分布与政治生态，可推知其出身于地方士人阶层。
南郡自东汉以来便是荆州核心区域，境内豪强林立、人才荟萃，蒯氏、蔡氏、向氏等士族势力盘根错节。冯氏虽非南郡顶级望族，却也是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冯绲传》记载，东汉中期曾任车骑将军的冯绲便出身南郡，其家族在荆州一带素有声望。虽无直接史料佐证冯习与冯绲同族，但从汉末士人多依托家族声望入仕的背景来看，冯习应受益于地方家族网络的扶持，较早接触军事与政务。
冯习的早年经历缺乏明确史料记载，但其军事素养的形成显然与荆州的战乱环境密切相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刘琮举州投降，刘备率部南撤，荆州陷入曹、刘、孙三方争夺的混乱局面。此时正值冯习弱冠之年，极有可能在这一时期投身军旅，积累基层军事经验。南郡最终为孙权所得后，冯习并未依附东吴政权，而是选择追随寄居荆州的刘备，这一抉择既体现了他对刘备“兴复汉室”理念的认同，也暗含着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考量。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邀，率军入川讨伐张鲁，冯习作为核心部将随军西行。见于《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吴书》，虽未详述其当时的官职，但结合蜀汉军队编制推断，冯习此时应已担任中级军职，负责领兵作战。入川途中，刘备部队经江州、垫江向涪县推进，沿途遭遇刘璋部下的零星抵抗，冯习在这些小规模战斗中展现出的军事才能，为其日后获得重用奠定了基础。
建安十七年（212年），刘备与刘璋反目，益州之战正式爆发。这场历时近三年的战争，成为冯习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刘备自涪县向成都进军，分遣诸将攻略周边郡县，冯习奉命与黄忠、卓膺等将领协同作战，先后参与攻打雒城、绵竹等关键战役。
雒城之战是益州之战中最为惨烈的攻坚战之一，刘璋之子刘循率重兵坚守，刘备部队久攻不下，军师庞统中流矢身亡。庞统传》记载，此战中“先主进军围雒，统率众攻城”，冯习作为先锋将领，参与了昼夜不息的攻城作战。他所部士兵“披坚执锐，先登陷阵”，多次突破敌军城防工事，虽伤亡惨重却始终未退，展现出极强的战场执行力。最终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冯习与诸将合力攻破雒城，为刘备进军成都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成都平定后，刘备论功行赏，冯习因战功被任命为牙门将军。这一官职虽属杂号将军，却承担着“陪伴主公左右，参赞军谋”的重要职责，赵云曾因长坂坡救主之功担任此职。刘备将冯习置于这一职位，既认可其作战勇猛，也看重其谋略素养。此后数年间，冯习随刘备驻守成都，参与军队整编与边防部署，逐渐从一线战将向统帅型人才转变。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汉中之战中击败曹操，进位汉中王，蜀汉政权达到鼎盛。此时的冯习已升任护军，负责协调诸军事务。护军一职始设于秦代，汉代沿置，主要掌管军队的选拔、考核与军纪维护，是连接主帅与基层部队的关键职位。冯习在任期间，“整肃军纪，遴选精锐”，为蜀汉军队的战斗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戏传》载，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称冯习“休元强果，陨身匡国”，这一评价虽简洁，却精准概括了其刚强有力、果敢坚毅的治军风格。
同年，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被杀，蜀汉东部防线彻底崩溃。刘备为夺回荆州、为关羽复仇，决意东征孙权。在战前准备阶段，冯习因“久历战阵，熟知荆襄地理”，被刘备任命为领军，统筹东征军的战前训练与战略部署。他针对东吴军队水战优势明显的特点，提出“水陆并进，以陆制水”的作战思路，主张以步兵主力沿长江南岸推进，牵制东吴水军，同时以水军顺江而下，形成夹击之势。这一战略构想得到刘备的采纳，成为蜀汉东征的基本作战方针。
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刘备正式下诏伐吴，夷陵之战拉开序幕。在军队部署上，刘备构建了层次分明的作战体系：以白帝城为总指挥部，江州为后援基地，前军主力约四万人由冯习担任大督（即统帅），全面负责前线作战；张南为先锋，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为别督，受冯习节制；黄权总督江北诸军，防备曹魏突袭；吴班、陈式统领水军，沿长江配合陆军推进。这一部署显示，冯习已成为蜀汉前军的核心统帅，承担着攻破东吴防线的主要任务。
东征初期，蜀汉军队进展顺利。冯习与吴班率领先锋部队自白帝城出发，沿长江三峡东进，首先在巫县与东吴守军遭遇。吴将李异、刘阿率军据守巫县县城及周边险要，企图阻止蜀军东进。冯习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令吴班率领部分兵力在正面强攻，吸引吴军主力，自己则亲率精锐部队绕至吴军侧后，趁夜发起突袭。吴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仓皇溃败。冯习率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克巫县，随后继续东进，攻克秭归，取得了东征的初步胜利。
占领秭归后，冯习并未急于冒进，而是向刘备建议暂缓进军，“整饬军备，安抚降民，探察吴军虚实”。刘备采纳了这一建议，命冯习在秭归构筑防御工事，同时派遣使者前往武陵郡，招降当地五溪蛮夷。五溪蛮首领沙摩柯率部归附，为蜀汉军队增添了约一万兵力，进一步增强了前军实力。在此期间，冯习对军队进行了重新整编，将蛮夷部队与汉军混编，任命熟悉蛮夷战法的将领进行训练，有效提升了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章武二年（222年）二月，刘备亲率中军抵达秭归，与冯习会合。经过短暂休整，蜀汉军队继续东进，进至夷道县猇亭（今湖北省宜都市西北）。此时东吴已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领朱然、潘璋、韩当等将领，统兵五万抵御蜀军。陆逊针对蜀军锐气正盛的特点，采取“避其锋芒，固守疲敌”的战略，率军退守猇亭以东的夷道，凭险坚守，不与蜀军正面交锋。
冯习率军多次向吴军防线发起进攻，均被陆逊击退。吴军依托预设的防御工事，“以逸待劳，矢石齐发”，蜀军伤亡惨重。冯习见强攻无效，遂改变战术，令吴班率领数千兵力在平地立营，摆出决战姿态，企图引诱吴军出战。陆逊识破此计，严令诸将“不许妄动，静观其变”。两军在猇亭形成对峙局面，这一对峙持续了长达四个月之久。
对峙期间，冯习多次召开军事会议，与诸将商议破敌之策。张南建议“绕过夷道，直取江陵”，傅彤主张“强攻夷道，撕开防线”，冯习则认为“江陵城防坚固，绕道恐遭伏击；强攻伤亡过大，非长久之计”。他提出“分兵袭扰，待敌疲敝”的策略，派遣小股部队不断袭击吴军粮道与营寨，试图打破僵局。但陆逊早有防备，加强了粮道守卫与营寨防御，冯习的袭扰战术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随着时间推移，蜀军的劣势逐渐显现。盛夏时节，长江沿岸酷暑难耐，蜀军士兵“水土不服，疫病流行”，战斗力大幅下降。同时，蜀军远离后方，粮草运输困难，补给日益紧张。冯习多次向刘备上书，请求“速战速决或暂缓进攻”，但此时的刘备急于求成，未能采纳这些建议，错失了调整战略的最佳时机。
章武二年（222年）闰六月，陆逊认为反攻时机已到，决定对蜀军发起总攻。他针对蜀军“连营七百里，兵力分散”的弱点，制定了“火攻为先导，分割围歼”的作战计划。陆逊命士兵各持茅草，趁夜突袭蜀军营寨，点燃火把纵火焚烧。当时正值东南风盛行，火势迅速蔓延，蜀军各营寨相继起火，陷入一片混乱。
冯习在营中得知吴军劫营纵火，立即率亲兵组织抵抗。他下令“将士们坚守营寨，切勿慌乱，待火势稍缓再组织突围”，并亲率卫队往返冲杀，试图扑灭大火、稳定军心。但火势凶猛，吴军攻势凌厉，蜀军防线很快被突破。陆逊传》记载，吴军“以火攻拔之，破其四十余营”，蜀军主力遭受重创。
在乱军之中，冯习与诸将失去联系，所部被吴军分割包围。他率领残部向西北方向突围，企图与刘备的中军会合。突围途中，遭遇东吴将领潘璋部下的截击。潘璋所部是东吴精锐部队，战斗力极强，冯习虽奋力拼杀，却因寡不敌众陷入重围。先主传》明确记载：“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秋八月，收兵还巫。”而冯习则未能突破重围，“为璋部下所斩”，壮烈殉国。
与冯习一同战死的还有张南、傅彤等蜀汉将领。傅彤在突围时被吴军包围，吴将劝其投降，傅彤怒斥道：“吴狗！何有汉将军降者！”最终力战而死。张南在掩护主力撤退时，与吴军激战，寡不敌众战死沙场。杨戏传》注引《蜀记》记载，夷陵之战中蜀汉“将士阵亡者万余人，降者数千”，前军统帅冯习的战死，成为蜀军全线溃败的重要标志。
刘备在得知冯习战死、前军覆灭的消息后，悲痛不已，感慨道：“休元随朕入蜀，多立战功，今陨身疆场，朕之过也！”随后刘备率领残部退守白帝城，不久便病逝于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不仅使蜀汉失去了夺回荆州的可能，更严重削弱了国力，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冯习作为前军统帅，虽因战败承担一定责任，但其临危不惧、战死沙场的气节，却得到了后世的认可。
冯习的生平事迹在正史中记载较为简略，主要散见于《三国志》的相关传记中。先主传》仅在记载夷陵之战时提及“以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以及战后“冯习、张南等皆没”。陆逊传》则记载了冯习作为蜀军统帅与吴军对峙及战死的经过：“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
这些记载虽明确了冯习在夷陵之战中的角色与结局，但对其早年经历、入蜀后的具体战功等细节均未提及。造成这种记载简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陈寿撰写《三国志》时，蜀汉史料相对匮乏。蜀汉政权未设史官，“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导致许多人物事迹未能系统记录；其二，冯习战死时职位虽高，但相较于关羽、诸葛亮等核心人物，其历史影响力有限，难以获得详细记载；其三，夷陵之战是蜀汉的惨败，陈寿在记载时可能有所避讳，对相关将领的事迹记载较为简略。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也未能找到更多关于冯习的史料进行补充。这与裴松之注其他人物时援引《襄阳记》《英雄记》等文献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说明冯习的事迹在魏晋时期便已记载不多。尽管如此，裴松之在注中保留了杨戏《季汉辅臣赞》中对冯习的评价：“休元强果，陨身匡国”，这为后世研究冯习的性格与功绩提供了重要依据。
后世对冯习的研究多基于有限的正史记载，结合军事史与地方史进行考证。关于冯习的籍贯，《三国志》未明确记载，《吴书》称其为“南郡人”，抖音百科等现代史料进一步明确为“南郡治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这一说法与汉末南郡的行政区划及蜀汉将领的籍贯分布相符，具有较高可信度。关于冯习的官职，《先主传》称其为“大督”，《陆逊传》亦称其为蜀军统帅，结合东汉三国军制，“大督”即全军统帅，这一职位在蜀汉军队中仅次于主帅刘备，进一步印证了冯习在东征军中的核心地位。
需要辨析的是，有部分史料将冯习与东汉开国将领冯异混淆，认为二者存在家族联系。冯异传》记载，冯异为颍川郡父城县（今河南省宝丰县）人，与冯习的南郡籍贯不符，且二者所处时代相差近二百年，显然不存在家族关联。这一混淆可能源于二人同姓且均为汉军将领，后世史料传抄过程中出现了误记。
冯习的历史评价主要集中在其军事才能与忠烈气节两个方面。作为蜀汉将领，他在入蜀之战与夷陵之战中展现出的军事素养得到了时人的认可。刘备任命其为东征军大督，本身就是对其军事能力的高度信任。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评价其“强果”，即刚强有力、果敢坚毅，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冯习的作战风格与性格特点。
诸葛亮在夷陵之战后总结战败教训时，曾提及冯习，认为其“虽有勇略，然受制于天时地利，非战之罪也”。诸葛亮的这一评价既客观指出了冯习在战役指挥中面临的客观困难，也认可了其军事才能。尽管夷陵之战以惨败告终，但冯习作为前军统帅，在战前部署与初期作战中展现出的战略眼光与战术能力，仍值得肯定。
从历史影响来看，冯习的战死不仅是蜀汉军队的重大损失，更对蜀汉后期的军事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夷陵之战后，蜀汉“宿将凋零”，军事人才出现断层，这成为诸葛亮后来北伐时面临的重要困境。冯习作为刘备一手提拔的中生代将领，本应在蜀汉后期的军事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其战死无疑加剧了蜀汉的人才危机。
在后世文化记忆中，冯习的形象逐渐与夷陵之战的历史悲剧紧密相连。唐代诗人杜甫在凭吊蜀汉遗迹时，曾写下“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的诗句，虽未直接提及冯习，却描绘了夷陵之战的历史背景，间接唤起了人们对冯习等战死将领的记忆。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详细记载了冯习在夷陵之战中的事迹，进一步确立了其作为蜀军统帅的历史地位。
在冯习的籍贯所在地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当地百姓为纪念这位战死的蜀汉将领，曾修建“冯将军祠”，后因战乱被毁，但相关的地名与传说却保留了下来。这些民间记忆虽包含虚构成分，却反映了后世对冯习忠烈气节的尊崇。
现代史学界对冯习的评价更为客观全面。学者们既认可其军事才能与忠烈气节，也指出了其在战役指挥中的不足。夷陵之战中，冯习作为前军统帅，未能及时劝阻刘备的冒进决策，且在对峙期间未能有效破解吴军的防御战术，对战役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但总体而言，史学界普遍认为，夷陵之战的失败主要源于刘备的战略误判与天时地利的不利因素，冯习作为前线将领，已尽到自身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