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三国的纷争舞台上，李严是一位兼具治世之才与悲剧命运的复杂人物。他历经刘表、刘璋、刘备三主，跻身蜀汉核心权力层，与诸葛亮同受先帝托孤之重，却最终因自身行迹失当被废为庶民，其一生起落堪称蜀汉政权兴衰的缩影。
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其与刘封、魏延等并传，评曰“性自矜高”，而透过《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及《水经注》等史料记载，更可窥见这位蜀汉重臣的完整人生轨迹。
李严，字正方，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生年不详，其早年经历已散见于零星史料。作为荆州名士之乡的士人，他年少时便以才干着称，成年后先在荆州牧刘表麾下担任郡吏，因办事干练被派往各郡县巡视，积累了基层政务经验。
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处理地方事务奠定了基础，也让他得以观察汉末荆州的政治生态。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投降，荆州局势骤变。
此时正在秭归县担任县令的李严，不愿归附曹操，遂率部西入益州，投奔益州牧刘璋。刘璋素闻其名，任命他为成都县令，李严在任上依旧展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复有能名”，深得当地吏民认可。
成都作为益州治所，政务繁杂，李严能在此任上获得赞誉，足见其理政之才确非虚传。
建安十八年（213年），刘备自葭萌关起兵攻伐刘璋，益州战局拉开序幕。刘璋任命李严为护军，与参军费观一同率军前往绵竹阻击刘备。这一任命本是刘璋对李严的器重，却成为李严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面对刘备大军的攻势与益州内部的归降风潮，李严经过权衡，最终率部投降刘备，被任命为裨将军。这一选择虽有“背主”之嫌，却为他跻身蜀汉核心集团打开了通道，也体现了汉末士人“良禽择木而栖”的处世逻辑。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率军包围成都，刘璋出城投降，益州正式纳入刘备势力范围。刘备论功行赏，提拔李严为兴业将军，兼任犍为郡太守。犍为郡地处益州南部，辖境广阔，民族杂居，且紧邻南中地区，战略地位重要。
刘备将这一要地交付李严，既是对其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的考验。而李严在犍为太守任上的表现，确实不负所托，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
李严出任犍为郡太守期间（214年—222年），正值益州初定，百废待兴。刘璋治蜀时“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导致地方治理混乱，社会秩序不稳。李严到任后，一方面整顿吏治，严明法度，另一方面积极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展现出“军政双优”的综合能力。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李严主持了两项重大工程，对犍为郡的发展影响深远。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东汉晚期因战乱频仍，都江堰、六水门等水利工程均严重失修，影响农业生产。
李严亲自主持重修蒲江大堰（又称“六水门”），构建起连接江两岸的水利枢纽，有效解决了灌溉与防洪问题。同时，他针对犍为郡汉安桥“每秋夏水盛，辄坏，岁岁修理，百姓苦之”的困境，“凿通天社山，连通车道，省桥梁三津”，既改善了交通条件，又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些举措深得吏民拥护，南宋工部侍郎李心传甚至将眉州通济堰的创始之功归于李严此次兴修水利的盛举。
在军事领域，李严同样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与谋略。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盗贼马秦、高胜在郪县聚众数万起兵反叛，率军攻打资中县。此时刘备正率主力在汉中与曹操鏖战，根本无法分兵平叛，犍为郡陷入危急局面。
面对数倍于己的叛军，李严并未惊慌，也未向汉中求援，而是果断率领本郡五千士兵前往讨伐。他凭借灵活的战术与坚定的指挥，一举击溃叛军，斩杀马秦、高胜等首领，其余叛军余党“悉皆溃散，复为平民”。李严对降众不加追究，尽数恢复其百姓身份，既平定了叛乱，又安抚了民心，展现出恩威并施的治理智慧。
不久后，越嶲郡蛮夷首领高定率军叛乱，包围新道县。李严再次率军驰援，迅速击败叛军，解除新道之围。两次平叛的功绩让刘备对其愈发器重，当即加封他为辅汉将军，仍兼任犍为郡太守。这一时期的李严，不仅在地方治理上政绩卓着，更在军事行动中屡立战功，成为蜀汉政权中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李严在犍为郡任上还参与了蜀汉法律体系的构建。刘备平定益州后，深感“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遂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与李严五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唯一一位来自地方的参与者，李严结合自身治理经验提出的建议，对《蜀科》“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特点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套法律体系此后成为蜀汉政权的治国基石。
不过，李严“性自矜高”的性格缺陷在这一时期已初露端倪。他在任期间“大修房舍，治家宅过于奢华”，甚至因迁移郡治官邸之事与持反对意见的郡功曹杨洪发生激烈争执，导致杨洪愤而辞职。这种刚愎自用、不容异见的行事风格，为他日后的政治悲剧埋下了隐患。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击败曹操夺取汉中，进位汉中王。在劝进刘备的表文中，李严位列十一位领衔人物之一，足见其此时已跻身蜀汉核心决策层。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年号章武。次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亲率大军伐吴，却在夷陵之战中遭遇惨败，率残兵退守永安（今重庆奉节）。这场战败不仅让蜀汉国力大损，更让刘备身心俱疲，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在永安病重，急召李严前往行宫，任命其为尚书令。尚书令在汉代为少府属官，掌文书奏章，东汉后期逐渐成为总揽朝政的要职，地位仅次于丞相。刘备在危难之际将此职授予李严，既是对其行政能力的信任，也是对蜀汉权力结构的重要调整。此时诸葛亮虽为丞相，但正留守成都主持后方政务，李严出任尚书令，实则形成了成都与永安两大权力中心相互制衡的格局。
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病情加剧，临终前上演了三国历史上着名的“白帝城托孤”。先主传》记载，刘备“召诸葛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在对李严的任命上，刘备则赋予其军事重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一安排并非偶然，而是刘备基于蜀汉政治现实的深思熟虑。
从权力结构来看，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主管行政与内政；任命李严为中都护，主管军事并镇守永安，形成了“政由葛氏，军由李氏”的制衡格局。永安作为蜀汉东部门户，紧邻东吴，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由李严镇守可防范东吴突袭。同时，刘备此举也有平衡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外来势力的考量：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核心，李严则兼具荆州出身与益州治理经验，能得到双方认可。
后主刘禅继位后，于建兴元年（223年）加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授光禄勋，进一步巩固其地位。建兴四年（226年），李严升任前将军。此时诸葛亮准备进驻汉中，为北伐做准备，遂将后方事务托付给李严，并命其从永安移驻江州（今重庆渝中区）。江州作为连接益州腹地与永安的战略枢纽，李严在此驻扎既可统筹后方军事，又可支援汉中前线。诸葛亮还任命征西将军陈到接替李严镇守永安，且“统属严”，进一步强化了李严的军事指挥权。
这一时期的李严，达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他身兼前将军、光禄勋等职，封都乡侯，假节，手握重兵镇守一方，与诸葛亮同受托孤之命，成为蜀汉政权中仅次于诸葛亮的二号人物。刘备的信任与重用，为李严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但也让他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胀。
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蜀汉政治局势的发展逐渐激化。二人虽同为托孤大臣，但在政治理念、权力诉求与治国方略上存在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最终演变为不可调和的冲突。
建兴四年（226年），诸葛亮准备出兵汉中，为北伐曹魏做准备，希望调李严率军前往汉中镇守。这一安排本是出于北伐大局的考虑，汉中作为北伐前线基地，需重臣镇守。但李严却“穷难纵横，无有来意”，极力推脱不去，反而提出“分五郡为巴州，求为巴州刺史”的要求。当时蜀汉仅辖益州一州，李严要求设立巴州并担任刺史，实则是想与诸葛亮分庭抗礼，形成“益州牧诸葛亮、巴州刺史李严”的二元权力结构。诸葛亮认为此举会破坏蜀汉政权的统一，遂拒绝了李严的请求，二人之间首次出现公开裂痕。
此前，李严还曾做出过更令诸葛亮警惕的举动。他曾私下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阶称王”，九锡是古代帝王赐予诸侯大臣的最高礼遇，通常被视为篡权的前兆。诸葛亮对此极为反感，在回信中严词驳斥：“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番话既表明了自己兴复汉室的决心，也暗含对李严的警示。李严此举究竟是真心劝进还是试探诸葛亮的野心，已无从考证，但无疑加深了二人之间的猜忌。
蜀汉大臣陈震对李严的为人早有察觉。他在出使东吴前，私下对诸葛亮说：“李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腹有鳞甲”是比喻李严心胸险恶、狡诈多变，劝诸葛亮多加提防。诸葛亮此时虽已察觉李严的问题，但考虑到“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为了北伐大业，仍选择对李严隐忍包容，希望能“相忍为国”。
建兴八年（230年），曹魏大司马曹真率军三路进攻汉中，蜀汉面临严峻的军事压力。诸葛亮再次要求李严率两万人马驰援汉中，李严却再次表现出抵触情绪，甚至“更成巧说，帝司马懿等开府辟召”，私下传言司马懿等人已设置官署诱降他，暗示自己可能叛降曹魏。诸葛亮深知李严的用意，为了换取他的配合，只得做出妥协：一方面上表后主，升任李严为骠骑将军，满足其对官位的渴求；另一方面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接替李严掌管江州军务。在得到这些优厚条件后，李严才最终率军北上汉中。
抵达汉中后，诸葛亮任命李严以中都护身份“署丞相府事”，将丞相府的日常事务托付给他，给予其极高的信任与权力。“朝廷上下皆怪亮待平之厚”，而诸葛亮的真实想法是“以明公业，未得遂志，且不可以魏延、杨仪之小忿，而失社稷之大计”，希望以包容换取李严的合作。但诸葛亮的退让并未换来李严的悔改，反而让他更加骄纵，为日后的粮运事件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李严在这一时期还存在个人品行上的缺陷。他自视甚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接”，不愿与同僚往来；在江州任上时，与属下牙门将王冲发生摩擦，导致王冲因惧怕被诬陷而叛逃降魏。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官场风气，更削弱了蜀汉政权的内部凝聚力。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发动第四次北伐，率军进攻祁山，与魏将司马懿、张合率领的魏军相持于祁山一带。此次北伐，诸葛亮任命李严（此时已改名为李平）负责督运粮草，保障前线供给。粮草是军队的生命线，尤其是在远离后方的北伐战场，粮运的通畅直接决定着北伐的成败。诸葛亮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李严，既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的最后考验。
然而，天公不作美，“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连绵的大雨冲毁了蜀道，导致粮草无法按时送达前线。面对这一困境，李严本应及时向诸葛亮如实汇报情况，商议对策，但他却采取了欺上瞒下的做法。他首先派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前往前线拜见诸葛亮，“宣旨令退军”，告知诸葛亮因粮运不济，需率军撤退。诸葛亮在得知粮草无法供应后，为避免军队陷入断粮困境，只得下令撤军。
但在诸葛亮撤军后，李严却上演了一出颠倒黑白的闹剧。他首先故作惊讶地对朝中大臣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将粮运不济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而暗示诸葛亮撤军是延误战机。随后，他又上奏后主刘禅，谎称“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将撤军说成是诱敌深入的战术安排，企图掩盖自己督运粮草不力的罪责。为了进一步推卸责任，他甚至想“杀督运岑述以塞责”，嫁祸于下属。
李严的这些行为看似周密，却忽略了诸葛亮对政务的严谨态度。诸葛亮在撤军后，收集了李严前后发出的所有书信、奏疏，发现其言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严“辞穷情竭，首谢罪负”，无法再进行狡辩，只得叩头认罪。
诸葛亮见李严不思悔改，反而欺君罔上，终于忍无可忍，当即上表后主刘禅，历数李严的罪状。奏疏中详细列举了李严的三大罪状：一是“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接受先帝与后主的厚恩，却不思报效，反而制造事端；二是“欲因临事讨取，谓臣言‘九锡’，臣答言‘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此前怂恿自己受九锡、进王位，包藏祸心；三是“督运粮谷，而阳郭驿马，使兵不得时赴，断截军粮，令三军困弊”，此次督运粮草不力，反而欺上瞒下，导致北伐功败垂成。诸葛亮在奏疏中痛陈：“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恳请后主依法严惩李严。
后主刘禅接到奏疏后，召集朝臣商议，最终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废平为民，徙梓潼郡”。李严被剥夺所有官职、爵位，流放到梓潼郡（今四川梓潼），从一位托孤重臣沦为平民，其政治生涯彻底终结。这一判决既是对李严个人罪行的惩处，也是诸葛亮整肃朝纲、维护蜀汉政权稳定的必然举措。
李严被流放后，诸葛亮并未株连其家人，反而对李严的儿子李丰予以重用，任命他为丞相府参军，负责管理后方事务，并写信告诫李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既表达了对李严的失望，也希望李丰能吸取教训，忠心报国。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诸葛亮的公正，也展现了他“赏罚分明”的治国理念。
被流放梓潼郡后，李严并未完全绝望，他始终抱有被重新起用的期望。在他看来，诸葛亮虽然严惩了他，但并未将事情做绝，且重用了他的儿子李丰，这或许是诸葛亮给自己的机会。他深知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具备不计前嫌、重用人才的胸襟与权力，也唯有诸葛亮了解自己的才能。因此，他在流放期间“常冀亮当自补复”，等待着诸葛亮召他复出的消息。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发动第五次北伐，率军进驻五丈原，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展开对峙。
面对司马懿的坚守不出，诸葛亮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
消息传到李严耳中；李严哀叹道：“丞相因病亡故，吾无复起之机也！”
可见只有诸葛亮有爱惜他的才干及宽容他的雅量，其余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