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封传：三国养子的权力困局与悲剧终章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秋，成都宫城的囚室中，蜀汉副军将军刘封接过刘备赐下的鸩酒，望着窗外萧瑟的梧桐叶，长叹一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饮罢自尽。这位曾随诸葛亮入蜀、助刘备拓土的养子，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落幕。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其与彭羕、魏延等并列，评曰“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却未言及这出悲剧背后，权力博弈与身份困境的深层纠葛。梳理史料中刘封的生平轨迹，可见一个勇武将才在乱世中的挣扎与沉沦。
刘封本姓寇，长沙郡罗县（今湖南岳阳市湘阴县）人，其祖上曾受封罗侯，属当地望族分支。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刘备在汝南被曹操击败，率残部投奔荆州牧刘表，屯驻新野。此时的刘备年近四十却尚无子嗣，为延续宗嗣、笼络地方势力，见寇氏子弟器宇轩昂，便将其收为养子，改名刘封。这一收养行为兼具私人情感与政治考量：于私，刘备需弥补无后的遗憾；于公，可借寇氏在长沙的人脉根基，巩固在荆州的立足之地。
关于刘封早年的品性，襄樊民间流传的“夹沙甜肉”典故可作旁证：某次宴席上，厨役不慎将肉块掉落，刘封随手拾起吞食，刘备问其缘由，答曰“粒米片肉来之不易，士卒厨役终日劳累，偶有过失，安忍叱斥”。此说虽未见正史记载，却与《三国志》中“有武艺，气力过人”的描述形成互补，勾勒出青年刘封勇武之外的仁厚特质。在荆州的十余年间，刘封随刘备周旋于刘表集团与曹操势力之间，逐渐成长为能征善战的青年将领，其军事才华在入蜀之战中得到充分展现。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受刘璋之邀入蜀抵御张鲁，次年与刘璋决裂，开启益州争夺战。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刘备急召诸葛亮、张飞等率荆州兵入蜀增援，二十余岁的刘封随军出征，溯江西上作战。史载其“所在战克”，在平定江州、德阳等郡县的战役中屡立战功。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刘备率军包围成都，刘璋出降，益州平定。论功行赏时，刘封因“数有战功”被任命为副军中郎将，跻身蜀汉中层将领之列。此时的他，既是刘备的养子，又是战功卓着的功臣，身份尊贵，前途无量。
益州平定后，蜀汉的战略重心转向北部扩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在汉中之战中击败曹操，进位汉中王，随即启动对东三郡（房陵、上庸、西城）的征伐。这一区域北接汉中，东连荆州，是连接蜀汉两大板块的战略枢纽，其得失直接关系到《隆中对》“跨有荆益”蓝图的实现。最初，刘备任命宜都太守孟达率军从秭归北上进攻房陵，孟达顺利破城，斩杀曹魏太守蒯祺。
就在孟达准备乘胜进攻上庸时，刘备却“阴恐达难独任”，派遣刘封从汉中顺沔水南下，统领孟达所部兵马。这一决策暗藏深意：孟达虽早年间率部迎接刘备入蜀，属“元勋之臣”，但其毕竟是刘璋旧部，忠诚度尚未完全经得起考验；而刘封作为刘备养子，兼具亲族身份与军事能力，由他坐镇东三郡，既能震慑孟达，又能确保这一战略要地掌控在亲信手中。刘封抵达后，与孟达合兵攻打上庸，曹魏太守申耽见势不妙，举郡投降，并遣送妻子宗族前往成都作为人质。
为安抚地方势力，刘备对申氏兄弟采取了安抚策略：封申耽为征北将军，仍兼上庸太守，赐爵员乡侯；任命其弟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刘封则因功升任副军将军，与孟达共同驻守上庸。本地豪强”的权力结构，虽在短期内稳定了局势，却为日后的冲突埋下隐患。刘封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领，既需协调孟达的旧部，又要制衡申氏兄弟的地方势力，其处境本就微妙。而他刚猛的性格，使得这种权力平衡极易被打破。
此时的刘封，并未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性。他以刘备养子自居，对孟达多有轻慢，最终因“忿争不和”引发激烈冲突，竟“夺达鼓吹”——夺走了孟达作为太守的仪仗乐队。在汉代，“鼓吹”并非普通乐器，而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多由朝廷或主公赏赐。刘封此举不仅是对孟达个人的羞辱，更是对刘备权力体系的僭越。孟达本就因不救关羽之事心怀不安，经此羞辱后，愈发担心被刘备追责时成为“替罪羊”，遂萌生降魏之心。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率荆州主力围攻樊城、襄阳，初期大破曹军，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随着战事胶着，关羽兵力渐感不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多次派人向上庸求援。面对关羽的紧急召唤，刘封与孟达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拒绝出兵相助。这一决策最终成为关羽兵败身亡的重要诱因，也为刘封的悲剧埋下伏笔。
关于刘封拒不救援的原因，史学界历来存有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其出于私怨——据《三国演义》描述，关羽曾反对刘备立刘封为嗣，称其“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劝刘备“远置将军于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后患”。虽正史未明确记载此语，但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与刘封的养子身份确实存在天然矛盾，这种嫌隙极有可能影响了救援决策。从客观条件看，上庸三郡刚刚归附，申氏兄弟的忠诚度尚未稳固，若贸然调兵，确实存在后方叛乱的风险。
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权力层级的模糊。关羽虽被授予“假节钺”，拥有调度荆州兵马的权力，但上庸是否属于其管辖范围，史无明确定论。刘备派刘封统领孟达时，并未明确其需受关羽节制，这使得刘封有理由认为自己只需对刘备负责。此外，当时关羽战事正顺，“威震华夏”，刘封与孟达或许未能预判局势会迅速恶化，误以为无需紧急救援。然而，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后，上庸援军的缺失便成为无法挽回的过错。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率残部退守麦城，最终在章乡被东吴将领潘璋擒杀，荆州彻底失守。消息传到汉中，刘备“恨之”，对刘封、孟达的不满已然公开。此时的刘封若能主动缓和与孟达的关系，或许还能共担罪责，但他反而激化矛盾，最终将孟达推向曹魏阵营。这一系列决策失误，使得刘封从“功臣”逐渐沦为“罪人”。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孟达在恐惧与怨恨中作出叛降决定。他先“表辞先主”，写下长篇表文辞别刘备，文中以“申生至孝反被亲疑，子胥至忠反遭君诛”自比，抒发内心的冤屈与不安。随后，孟达率部曲投降曹魏，此时曹操已死，曹丕继位，对孟达的归降极为欣喜。曹丕见孟达“姿容甚伟”且才华出众，任命其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并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郡，以孟达为太守。
为彰显对孟达的信任，曹丕随即派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孟达一同率军进攻上庸，意图彻底夺取东三郡。在进军途中，孟达特意写信给刘封，劝其归降。刘封书》被完整收录于《三国志·刘封传》中，堪称三国时期劝降书的典范。孟达在信中直击刘封的身份痛点：“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指出刘禅已被立为太子，刘封的养子身份注定难以立足。
信中还以申生、重耳等历史人物为例，劝刘封“弃身来东，继嗣罗侯，不为背亲也；北面事君，以正纲纪，不为弃旧也”，承诺降魏后可恢复其罗侯后裔的身份与爵位。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与尖锐的剖析，刘封却选择拒绝投降。这一决策既体现了他对刘备的忠诚，也暴露了其政治判断力的缺失——他未能看清，此时的自己在蜀汉政权中已无回旋余地。
刘封的坚守并未换来转机。在曹魏大军与孟达叛军的夹击下，本就摇摆不定的申氏兄弟迅速倒戈，申仪率先反叛，申耽随后投降。失去地方势力支持的刘封军心动摇，很快被击败。建安二十五年七月，上庸失守，刘封率残部突围，一路向西逃回成都。东三郡的丢失，使蜀汉失去了东北方向的战略屏障，也让刘备彻底失去了对荆州的牵制能力，《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彻底破灭。
回到成都的刘封，等待他的不是宽恕，而是最终的审判。刘备当面列举其两大罪状：一是“侵陵孟达”，导致其叛降曹魏；二是“不救关羽”，间接造成荆州失守。这两条罪状确实证据确凿，但若仅论此，刘封未必会被处死——蜀汉历史上，黄权降魏后家人仍被善待，马谡失街亭也未株连亲属。真正决定刘封命运的，是诸葛亮的一番进言。
刘备最终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赐刘封自尽。这位养育了近二十年的养子，最终成为权力传承的牺牲品。刘封自尽前那句“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充满了对命运的无奈与悔恨。而刘备“为之流涕”，也流露出内心的复杂情感——既有对养子之死的痛惜，也有对巩固国本的决绝。这种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恰恰凸显了乱世中权力博弈的残酷性。
刘封死后，其子刘林得以保全性命，在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迁居河东郡，延续了家族血脉。而孟达降魏后虽一度风光，最终却因意图叛魏归蜀，被司马懿率军擒杀，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两位曾经的同僚与对手，最终都以悲剧收场，成为三国权力游戏的注脚。
六、历史评说：身份与性格的双重悲剧
对于刘封的一生，历代史家与学者有着不同的评价。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其与彭羕、廖立等“获罪见诛”者同列，认为他们“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强调其悲剧源于自身行为过失。这种评价虽符合“咎由自取”的传统史观，却忽略了刘封所处的特殊境遇——养子身份带来的天然嫌疑，以及刘备集团权力结构的内在矛盾。
诸葛亮对刘封“刚烈勇猛，难以驾驭”的评价，精准点出了其性格弱点，但也反映了蜀汉政权对将领的控制逻辑。明朝学者李贽则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刘封“不救关羽是迫不得已、情有可原”，其拒绝孟达劝降的行为“值得肯定”。清初学者毛宗岗进一步指出，刘封的遗憾在于“明白得太晚了”，若能及早认清自身处境，或许可避免悲剧。
从现代史学视角来看，刘封的悲剧本质上是“身份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叠加。作为养子，他既是刘备家族的成员，又始终处于“外人”的边缘地带，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使其在权力传承中必然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而其刚猛的性格，使其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中缺乏灵活性，既未能处理好与孟达的关系，也未能消除刘备与诸葛亮的猜忌。
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刘封或许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他的一生却折射出乱世中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他凭借勇武与忠诚获得高位，却因身份与性格的局限走向毁灭，其命运轨迹既与个人选择息息相关，也被时代与权力的洪流所裹挟。正如上庸的群山见证了他的荣耀与溃败，成都的宫墙也见证了权力博弈的残酷与无奈。刘封之死，不仅是一个将领的悲剧，更是三国时代权力逻辑的生动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