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夜色浓稠如墨，将赵家小楼紧紧包裹。书房里，时间仿佛凝固了，只有墙上时钟秒针不依不饶的跳动声，像极了赵万宝此刻濒临失控的心跳。那部红色的加密电话，在台灯昏黄的光晕下，宛如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烧着他的视线。
求？还是不求？
这个念头反复撕扯着他。妻子周雯压抑的啜泣隐约从门外传来，更添一份沉重。高振山和宋国涛的“温和”表态，更像是程序性的抚慰，一旦案子触及更深处，他们自保尚且不暇。林枫的意志，通过张彪那把“尖刀”，正一寸寸剖开江城看似平静的肌体，直指核心。儿子赵凯就是那第一个被切开的脓疮，脓血流淌的方向，正隐隐朝着他脚下蔓延。
他不能坐以待毙。但他更不能莽撞行事。直接向陈国栋书记哭诉求助，那是下下之策，不仅自降身价，暴露虚弱，更可能让陈书记为难甚至反感。到了那个层级，任何直白的请托都可能被视为不懂规矩，甚至是一种绑架。
他需要一种更隐蔽、更体面，也更安全的方式。不是“求”，而是“汇报”；不是“请托”，而是“寻求指导”。以工作为名，行沟通之实，在看似正式的交流中，传递出困境，试探出态度。
他重新坐回椅子里，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混乱的思维沉静下来。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眼中多了一丝决断后的清明。他拿起另一部普通的工作保密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小刘，是我。”他对着话筒说，声音恢复了平日工作时的沉稳，只是略显沙哑。
“赵书记！您指示。”电话那头是他的秘书，声音立刻紧张起来，显然也一夜未眠，关注着领导的动向。
“两件事。”赵万宝语速平稳，“第一，你以省委政法委研究室的名义，联系中央政法委研究室综合处，就说我们省在贯彻近期重点工作会议精神、深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一些新的情况和思考，希望能有机会向中央政法委领导做个简要的口头汇报，听听上级的指导意见。汇报内容围绕‘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基层政法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与新对策’这个主题来准备，重点谈我们省，特别是几个典型地市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防控社会风险、巩固基层政权方面的实践和困惑。记住，是请求汇报工作，听取指导，态度要恳切，理由要充实。”
秘书迅速记录着，虽然不解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要安排这样的“工作汇报”，但他不敢多问，只是重复道：“明白，书记。围绕基层治理新挑战新对策，请求向上级汇报工作、听取指导。我马上联系，准备材料。”
“第二，”赵万宝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准备这份汇报材料时，要隐含一条线。不必明说，但要在分析‘风险挑战’部分，适当提及当前一些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基层后，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比如个别案件因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处理时需要统筹考虑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需要上级机关加强指导和协调，确保不偏离法治轨道、不影响大局稳定。措辞要严谨，放在宏观论述里，不能显得是针对具体案件。明白吗？”
秘书心头一震，瞬间明白了领导的深层意图。这是要在正式工作汇报的框架下，极其隐晦地向更高层传递江城当前面临的“复杂情况”和需要“上级指导协调”的信号。既符合程序，又达到了目的。“明白！书记，我会把握好分寸，请放心。”
“嗯，抓紧办。有进展随时直接报我。”赵万宝挂断电话，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这第一步棋，算是落下去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对方的反应，以及继续面对江城这边愈发紧迫的局面。
几乎在赵万宝秘书联系的同时，林枫办公室的电话也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林枫在政法系统内另一位消息灵通的老朋友，语气带着提醒。
“林枫同志，没打扰你吧？听说你们在江城那边，动作不小啊。”对方开门见山，但语气还算轻松。
“都是正常工作。怎么，有什么说法传到老兄你耳朵里了？”林枫不紧不慢地回应，手里还批阅着一份文件。
“说法倒是没有。不过，我刚听说，江城那边的赵万宝同志，好像正在安排，想就基层治理的一些问题，向上级政法委做个专题汇报和工作请示。动作很快，理由也很正式。”对方点到为止。
林枫手中的笔微微一顿，随即继续流畅地写下批示，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的淡笑：“哦？这是好事啊。说明下面的同志重视上级精神，主动思考工作。政法委那边确实应该多听听下面的实际情况。”
“是啊，是好事。”对方也笑了，话锋却一转，“不过，这汇报的时机和主题，倒是有点意思。看来，赵万宝同志压力不小，想找条路子，通通气，或者探探风？”
“探风也好，通气也罢，都是正常的工作沟通。”林枫放下笔，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法律怎么规定，就怎么执行。上级机关了解情况、加强指导，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更经得起检验。我们欢迎任何基于事实和法律的监督与协调。”
，！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明了依法办事的态度，又没有关上沟通的大门，同时暗示了“基于事实和法律”的前提。对方自然听懂了弦外之音。
“哈哈，你说得对。依法办事，实事求是，这是根本。得，我就是顺便一提，你心里有数就行。继续忙吧，不打扰了。”对方爽快地结束了通话。
林枫放下电话，脸上那丝淡笑渐渐敛去。赵万宝果然坐不住了，开始寻求更高层面的缓冲。这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按动内部通话键：“孙哲，进来一下。”
孙哲应声而入。
“两件事。”林枫直接吩咐，“第一，通知张彪，赵凯及其核心团伙的主要刑事犯罪证据，加快梳理固定，尽快形成可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完备卷宗。案件侦查要提速，但质量不能有任何折扣。”
“是！”孙哲记下。
“第二，”林枫身体微微后仰，目光深邃，“以部办公厅名义，起草一份给中央政法委的近期工作简报。重点汇报专项治理工作近期在几个重点领域的推进情况、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以及下一步深化工作的思考。特别要突出‘坚持法治原则、系统治理思维、注重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立场。在提到‘复杂情况’时，可以原则性提及‘个别地区可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与新型犯罪交织，办案中需注重方式方法，坚决依法打击犯罪，同时维护地方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措辞要稳，立意要高。”
孙哲飞快地记录着，心中明了。部长这是在赵万宝可能的“汇报”之前，抢先一步，以公安部的正式渠道，向同一上级机关阐明立场、定下调子。既展示了主动接受指导的姿态，又牢牢把握了“依法打击犯罪”的核心原则，还隐含了对“可能干扰”的预先回应。
“简报要快，今天下班前我要看初稿。”林枫补充道。
“明白，我立刻安排。”孙哲领命而去。
林枫走到窗前，望着午后略显朦胧的天空。赵万宝想走“上层路线”来施加影响或缓解压力，这是地方大员面临此类危机时的常见反应。但他林枫，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小心翼翼平衡各方关系的地方官了。他站在更高的位置，手握更清晰的权责，推动的是关乎全局的治理行动。他要做的，不是去阻止对方沟通，而是确保在任何层面的沟通和博弈中，法治的原则、案件的真相、以及专项治理的大方向，不会被模糊、被干扰、被妥协。
这是一场多维度的较量，战场不仅限于江城的审查室，也延伸到了京城的公文往来和电话线中。
江城，审查点。
张彪收到了林枫关于“加快梳理、准备移送”的指示，同时也从特殊渠道知晓了赵万宝正在寻求向上汇报的消息。他眼神冷峻，明白这意味着最后的收网必须更加干净利落，证据必须如山般不可动摇。
审讯室内，对“阿豹”的攻坚取得了决定性突破。在确凿的录音证据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双重打击下，“阿豹”不仅交代了所有受赵凯指使的具体犯罪行为，还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
“有一次赵凯喝多了，跟我们吹牛，” “阿豹”面色灰败，眼神呆滞地说，“说他爸赵书记虽然平时管得严，不让他打着旗号乱来，但其实有些事，心里是默许的。他说他说有次他一个项目差点黄了，是他妈在家跟他爸念叨了好几天，后来后来那个项目的审批，就莫名其妙加快了。他说，这就是‘影响力’，不用说话，自然有人会看脸色。”
“具体是哪个项目？什么时间？审批加快具体指什么？” 张彪立刻追问，但语气保持平静。
“好像是城东那个‘锦绣湖’住宅项目，时间大概是前年秋天吧。具体怎么加快的，我不知道，赵凯也没细说，就是吹牛那么一提。” “阿豹”努力回忆着。
这是一个模糊但指向性极强的线索。如果属实，可能意味着赵万宝的配偶（周雯）在中间起了作用，而赵万宝本人至少是“默许”了这种利用其影响力的行为。这比赵凯自己吹嘘“我爸是赵万宝”要严重得多，它可能触及了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亲属谋利的纪律红线。
张彪立刻将这一线索单独整理出来，标注为“需进一步秘密核查，线索来源单一，需谨慎”。他明白，这个线索的价值不在于立刻证明什么，而在于为更高层面可能启动的对赵万宝的纪律审查，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可查证的切入点。他将这一情况连同案件主体卷宗准备情况，一并加密报告林枫。
秘书将一份电话记录和一份刚收到的公安部工作简报要点同时放在了陈国栋的办公桌上。
“书记，这是江城省委政法委请求专题工作汇报的电话记录和初步事由。另外，这是公安部办公厅刚送来的近期工作简报要点，林部长那边请您阅知。” 秘书简洁地汇报。
陈国栋拿起电话记录扫了一眼，又翻开简报要点快速浏览。他那张常年严肃的脸上，眉头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两件事几乎同时到来，指向的却是同一个地方——江城。一个请求汇报“基层治理困惑”，一个汇报“专项治理进展与思考”，其中都隐含了对“复杂情况”和“效果统一”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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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下文件，靠向椅背，目光望向窗外，手指在光洁的桌面上轻轻敲击着。赵万宝的意图，他洞若观火。这位以学者型干部自居、在地方颇有根基的副书记，显然是被儿子的事情逼到了墙角，想通过正式工作渠道，向自己这位理论上能对公安部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的上级领导，传递压力、寻求转圜，至少是探明态度。
而林枫这边，动作更快，以简报名义抢先明确了“依法打击”、“系统治理”的立场，姿态磊落，原则性强，同时也不失分寸地表达了接受指导的开放性。
两边都很有章法，也都很谨慎，把球踢到了他这里。
陈国栋沉思着。赵万宝是地方大员，工作有成绩，在政法系统也有影响力，其子涉案固然是严重问题，但是否需要因此对其本人启动调查，需要确凿证据和慎重考量。林枫推动的专项治理是当前中央高度重视的工作，方向正确，力度也大，需要支持。但具体到个案，如何把握节奏和尺度，确保不引发不必要的震荡，也是需要考虑的。
他作为更高层级的协调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但必须确保事情在法治和政策的轨道上运行，确保大局稳定。
思索片刻，他有了决断。他对秘书说：“回复江城方面，中央政法委近期工作安排很满，专题汇报暂时无法安排。可以请他们先形成详细的书面报告报来，办公厅会认真研究。如果有必要，再安排时间。”
这是缓兵之计，也是观望之意。不立刻接招，避免被卷入具体纠纷，同时要求对方提供更正式的书面材料，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
“另外，”陈国栋拿起公安部的简报要点，“在这份简报上批示：‘已阅。专项治理工作成效明显，要坚持法治，注重方法，稳妥推进。涉及重大复杂情况，要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的沟通，依法妥善处理。’ 批示件退回公安部办公厅。”
批示的内容非常原则，既肯定了工作，强调了法治和方法，又特别点出了“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沟通”，这实际上是在提醒林枫，在涉及赵万宝这个级别的干部时，程序上、方式上要更加注意，隐含了某种程度的“协调”期望，但并未超出工作范畴。
秘书领命而去。陈国栋知道，自己的这番处理，或许不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但却是当前最稳妥、最符合他身份和职责的做法。事情的关键，最终还是取决于江城那边，张彪到底能挖出多少关于赵万宝本人的实据，以及赵万宝自己，到底是否真的“干净”。他所能做的，就是在程序上确保一切都在可控的轨道内，等待水落石出的那一刻。
江城，赵万宝很快收到了中央政法委办公室的回复。 看到“先报书面报告”的答复，他心中微微一沉，但随即又释然。没有拒绝，就是还有空间；要求书面报告，虽然拖延了时间，但也给了他更充分准备和措辞的机会。这至少说明，陈书记那边没有完全关上大门，态度是审慎的。
他立刻指示秘书，组织精干力量，加班加点撰写那份“关于基层治理新挑战新对策”的汇报材料，务必高质量，务必把那条隐含的“线”织得巧妙而不露痕迹。
同时，他也从自己的渠道，隐约得知了林枫向政法委报送简报以及陈书记批示的内容。看到“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沟通”这一句，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丝。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表明上层也注意到了此事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希望控制节奏和方式。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这丝缓和，另一个消息如冰锥般刺来——秘书紧张地告诉他，省纪委办公厅发来通知，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近期将派调研组到几个地市调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第一站就是省会，调研名单里，省委政法委是重点调研单位之一，调研组组长是省纪委一位以铁面着称的副书记。
赵万宝的心猛地一紧。省纪委的调研，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主题和阵容到来，绝不会是巧合。这很可能意味着，关于他本人是否“失管失教”、是否存在其他问题的初步核查，已经在某种层面悄然启动了。虽然是以“调研”之名，但其锋芒所指，不言而喻。
刚刚因为与上层沟通略有眉目而升起的一丝希望，瞬间被这迫在眉睫的压力碾得粉碎。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已不仅是儿子案件的牵连，更是一场针对他本人政治生命的、全方位的审视风暴。而这场风暴的级别和力度，显然超出了他最初的预估。
他坐回椅子上，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寒意。棋盘上的对手，落子越来越重，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他还能撑多久？那封精心准备的汇报材料，以及可能存在的、来自更高层的“协调”，还能为他争取到多少时间和空间？
窗外的夜色，似乎更加深沉了。赵万宝知道，真正的决战时刻，或许已经不远了。而他手中的牌，正在一张张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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