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秋意渐浓，天空呈现出一种高远疏朗的湛蓝。公安部大楼内，林枫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带上，孙哲刚刚将中央政法委退回的、带有陈国栋书记批示的那份简报要点复印件放在了他的案头。林枫的目光落在那一行熟悉的、力道沉稳的批语上，停留了大约十几秒。
“已阅。专项治理工作成效明显，要坚持法治，注重方法，稳妥推进。涉及重大复杂情况，要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的沟通，依法妥善处理。”
字面意思无可指摘，甚至可以说是对公安部工作的肯定和支持。但落在林枫眼里，结合赵万宝试图寻求汇报的动作，以及这批示退回的时机，其中的意味便丰富了起来。加强沟通，依法妥善处理——这是原则，也是提醒，更是一种置身事外、交由办案部门与地方自行协调的微妙姿态。陈国栋书记选择了一条最符合他位置和身份的路：不予否定，也不予直接干预；肯定方向，但强调方法与沟通。这实际上是将皮球，又轻轻地踢回给了林枫，或者说，踢回了“依法妥善处理”这个框架内。
林枫的身体微微向后，靠在椅背上，食指和中指并拢，在光滑的桌面上有节奏地轻轻敲击着。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系统均匀的气流声和他指节叩击桌面发出的低沉笃响。他明白陈国栋的考量，也尊重这种基于大局稳定的审慎。到了他们这个层级，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被过度解读，引发不必要的涟漪。陈国栋选择保持一定的超脱，是明智的，也在情理之中。
但，江城的事，不能只停留在“沟通”和“妥善”的层面。赵凯的罪行铁证如山，必须依法严惩，这是底线，也是专项治理声威所系。而赵万宝的问题，无论其本人涉入多深，其失管失教、纵容甚至可能默许亲属利用影响力的嫌疑，已经随着调查的深入浮出水面。这不仅仅是一个父亲的失职，更是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的纪律红线问题。如果因为顾忌“沟通”和“稳妥”而让此事含糊过去，或者拖延不决，那么专项治理的严肃性、中央权威的震慑力，都将大打折扣，也会给其他地方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传递出错误的信号。
林枫的眼神渐渐变得锐利而坚定。陈书记的批示，给出了原则，但并未锁死路径。既然政法委这条线更侧重于宏观指导和程序协调，那么，对于已经明显触及党纪国法核心地带的问题，就应该由更专责的机关来接手，在更刚性的轨道上运行。
他需要的，不是“沟通”，而是“彻查”；不是“妥善”，而是“明晰”。
他的手指停止了敲击，身体坐直，目光落在了办公桌另一部颜色更深、造型更简洁的保密通讯设备上。这部电话的线路，连接的是真正执掌党纪审查权柄的核心部门。
他没有丝毫犹豫，伸手拿起了听筒。这个动作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决断。他拨通了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知晓的号码。
电话很快被接通，那边传来一个平和、清晰，但自然带着一种威严底蕴的声音：“我是刘远。”
“刘远书记，我是林枫。”林枫的声音平稳有力，开门见山，“有重要情况，需要当面向你汇报沟通。”
电话那头的刘远似乎并不意外，声音依旧平和：“林枫同志，请讲。”
“事情涉及当前专项治理中遇到的一起典型案件，以及可能牵扯到的领导干部重大纪律问题。”林枫言简意赅，“案情本身，公安部督导组已经基本查清，主要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确凿，证据链完整。但在此过程中，发现该领导干部可能存在失管失教、纵容亲属利用其影响力从事非法活动，甚至可能涉及其他违反廉洁纪律的问题线索。案情和线索报告，我可以安排人立刻送呈你处。”
他没有提赵万宝的名字，也没有提江城，但以刘远所处的位置和掌握的信息网络，必然已经有所耳闻，此刻一点就透。
电话里安静了片刻，只能听到轻微的电流声。刘远显然在快速消化和权衡林枫这番话的分量。一位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亲自打电话来沟通一个可能涉及同级或下级高级干部的纪律问题线索，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情况我了解了。”刘远的声音依旧平稳，但语速略微放慢，显示出高度的重视，“林枫同志，感谢你对纪律检查工作的支持。你提到的案件和线索，请按规定程序，形成正式材料移送。中纪委会依法依规予以重视和处理。”
这是标准的工作回应，但林枫知道，刘远的态度已然明确——接收线索，启动程序。
“材料今天之内就能送到。”林枫补充道，语气加重了几分，“刘远书记，这个案子发生在专项治理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都可能很大。我的意见是，对于其中涉及的领导干部问题，核查要快，定性要准，处理要公。 这既是对干部本人负责，也是维护党纪严肃性、巩固专项治理成果的必要之举。拖而不决，或者处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都可能带来更大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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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情况通报，带有了明确的工作建议和政治考量。也只有到了林枫这个层级，才能以如此直接而不失分寸的方式，向执纪审查的最高负责人提出这样的建议。
刘远在电话那头似乎轻轻笑了笑，那笑声里带着对同级别战友意图的洞悉和某种默契：“林枫同志的意见很中肯。纪律审查工作，讲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请你放心，只要线索具体、指向明确，中纪委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专项治理是中央部署的重要工作，我们理应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好。有刘远书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林枫的语气缓和下来，“相关材料，我让孙哲同志亲自送过去。细节问题，他可以向你办公室的同志做具体说明。”
“可以。我让办公室同志对接。”刘远爽快答应。
通话结束。林枫放下听筒，身体靠回椅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一步，是关键的一步。将赵万宝的问题线索，正式摆到了中纪委书记刘远的面前，意味着这件事将从公安部的刑事侦查和政法委的程序协调层面，正式升级为中央层面的纪律审查议题。其性质、力度和所能调动的资源，都将完全不同。
他知道，刘远和他一样，都是政治局委员，都是副国级领导人。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责任、对中央决策的坚决贯彻以及对党纪国法绝对维护的基础之上的。刘远刚才的表态，虽然没有使用任何激烈的言辞，但“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这些话语，已经足够清晰。这不再是“沟通”，而是“接手”；不再是“稳妥”，而是“审查”。
他按动内部通话键：“孙哲，进来。”
孙哲应声而入。
“两件事。”林枫指示，语速快而清晰，“第一，将张彪报上来的关于赵凯案件的全部卷宗摘要、证据目录，特别是涉及可能牵扯赵万宝同志纪律问题的相关线索和初步核查情况（包括‘阿豹’关于‘锦绣湖’项目的供述），整理成一份绝密级专项报告。报告要客观、准确，事实部分尽量详实，结论部分只陈述调查发现，不做定性判断。你亲自负责，今天下午五点前完成，我要审阅。”
“是！”孙哲神色一凛，知道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第二，”林枫看着他，“报告完成后，你亲自送到中纪委刘远书记办公室，交给他指定的接收人员。除了书面报告，口头补充一点：这是我部在推进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并认为需要提请中央纪委重点关注的情况。其他不必多言。”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孙哲重重点头，他能感受到这个任务非同寻常的重量。
孙哲离开后，林枫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他知道，从此刻起，江城的风暴将不再局限于江城，也不再局限于公安部督导组的调查范围。它将被纳入更加强大、也更加规范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核心流程之中。
他的角色，从一线指挥者和推动者，开始向更高层级的协调者和监督者转变。他提供了炮弹，指明了目标，现在，将由专门的“炮兵”来实施精确打击。而他，则需要继续站在全局的高度，关注由此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确保整个国家治理机器的运转，在清除毒素的同时，保持平稳和高效。
他拿起笔，开始批阅下一份文件。工作，还在继续。但有些人，有些事的命运轨迹，已经因为刚才那通电话，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中纪委，刘远办公室。
送走孙哲后，刘远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那份还带着油墨气息的绝密报告。他看得很仔细，花了一个多小时，逐页翻阅，不时用笔在旁边的便签上记录几个关键词。
报告内容详实，逻辑清晰。刑事部分铁证如山，赵凯罪责难逃。而关于赵万宝的部分，虽然直接证据不多，但线索指向明确：“锦绣湖”项目审批异常与家属关联的供述、赵凯多次利用父亲名头行事的具体事例、赵万宝本人对子女管教情况的矛盾陈述（从最初的完全不知情到后来承认可能疏于管教）这些碎片，单独看或许力道不足，但组合在一起，尤其是在其子涉嫌如此严重犯罪的大背景下，足以构成对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纪律审查的充分理由。
刘远放下报告，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林枫的动作很快，也很果断。这份报告不仅提供了线索，更表明了一种态度：公安部在履行打击犯罪职责的同时，对可能存在的“伞”的问题，绝不姑息，并主动将线索移交。
他明白林枫打那个电话，并派秘书亲自送报告的深意。这既是对中纪委工作的尊重和支持，也是在传递一种紧迫感——专项治理需要纪律保障的及时跟进，以形成合力。
刘远沉思片刻，按下了内部通话键：“请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还有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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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两位神情严肃、作风干练的司局级干部走了进来。
“有个紧急情况。”刘远没有寒暄，示意他们坐下，将那份报告推了过去，“你们先看看这份公安部移送的线索报告。重点看后面涉及领导干部的部分。”
两位主任立刻拿起报告，快速而专注地浏览起来。他们的脸色随着阅读的深入，变得愈发凝重。
看完后，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抬起头：“刘书记，从报告看，赵凯的刑事案件证据扎实。关于赵万宝同志的问题，线索虽然间接，但结合其子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的情况，其本人失管失教、可能纵容甚至默许亲属利用影响力的嫌疑确实存在，而且有具体事例指向。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问题线索处置规定，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赵万宝同志启动初步核实程序。”
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补充道：“考虑到赵万宝同志是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属于省部级副职干部，且案情敏感、可能影响地方稳定，建议由中央纪委直接牵头，会同相关地方纪委，组成联合核查组，以‘调研’或‘专项检查’名义介入，尽快核实相关问题线索的真实性、严重程度。”
刘远静静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两位主任的建议，符合程序，也考虑了实际情况。
“可以。”刘远最终点了点头，做出了决断，“就按这个思路办。第七室牵头，从相关室抽调精干力量，会同该省纪委，成立联合核查组。名义上，就是针对‘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和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情况’进行专项调研。但任务要明确：第一，核实赵万宝同志对其子赵凯违法犯罪活动是否知情，是否尽到管教责任；第二，核查‘锦绣湖’项目等具体线索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赵万宝同志及其配偶是否存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亲属谋利的行为；第三，注意了解赵万宝同志本人其他方面是否存在违反廉洁纪律的问题。行动要快，方式要稳妥，严格依规依纪依法，重证据，重程序。”
“是！”两位主任肃然应道。
“另外，”刘远顿了顿，语气更加严肃，“此事敏感，要注意保密纪律。核查组名单和工作方案，报我批准后执行。在初步核实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前，不得扩大知情范围。”
“明白！”
两位主任领命而去，立刻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刘远独自留在办公室，目光再次落在那份报告上。他知道，自己签发的这个决定，将很快转化为一场针对一位封疆大吏的、低调但绝对专业的纪律核查风暴。这风暴或许没有公安机关抓捕行动那般雷霆万钧，但其对权力运行深层次的涤荡力量，却可能更加持久和深刻。
他拿起笔，在一份空白批示页上，写下了一行字：“即办。务必查清事实，严肃执纪。” 然后，他拨通了内部电话，吩咐秘书安排一个简短的会议，他需要亲自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汇报这一重要情况和工作安排。程序，正在严密地启动；齿轮，开始精准地咬合。江城的风暴，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更具决定性的阶段。而此刻的赵万宝，对此还一无所知，仍在为他那份精心准备的汇报材料和可能到来的“调研”而焦虑地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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