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火苗一经点燃，便驱散了连日来的阴霾。工作室重新高速运转起来。
叶凡负责的证据搜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刘大姐翻箱倒柜，又找到了几张不同年份、来自那家镇卫生院的零散收费票据，时间跨度近十年，病因从外伤、劳损到呼吸道感染，虽然琐碎，但清晰地勾勒出老李长期在石材厂工作并频繁因工作相关健康问题就医的轨迹。小陈那边也通过正规途径，向镇卫生院发出了协助查询历史就诊记录的函件。
与此同时，唐若雪凭借其专业声誉和人脉，成功与省职业病防治院（以下简称“省职防院”）取得了联系，初步沟通了老李的情况。对方表示，原则上接受劳动者自行申请诊断，但强调必须提供尽可能详尽的职业史证明和符合要求的临床检查资料。
“时间紧迫，老李的病情等不起。”唐若雪当机立断，“叶凡，你立刻准备所有已收集到的材料，包括票据、之前大医院的诊断书和ct片，跟我去一趟省职防院，当面与诊断办公室沟通，争取尽快安排检查。”
再次踏上前往省城的路，叶凡的心情与上次去邻县安监局时截然不同。那次是面对官僚体系的无力，而这次，是手握线索、主动出击。他仔细检查着随身携带的文件袋，里面每一张泛黄的票据，此刻都重若千钧。
省职防院位于城西，环境清幽，但气氛严肃。职业病诊断办公室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董的副主任，一位戴着眼镜、神情严谨的中年女医生。
唐若雪简要说明了来意，并将整理好的材料递上。董主任仔细地翻阅着，目光在那些时间跨度漫长的镇卫生院票据上停留了很久。
“材料比较零散。”董主任抬起头，语气客观，“这些票据能证明患者在该地域多次就医，病因也与粉尘作业可能引发的健康问题有一定相关性，但作为直接职业史证明，链条还不够完整和有力。严格来说，最理想的还是由用人单位出具证明，或者有明确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等。”
叶凡的心微微一沉，但他没有气馁，上前一步，语气诚恳而专业：
“董主任，我们理解诊断的严谨性。但现实情况是，用人单位拒不配合，甚至威胁当事人和潜在证人。这些医疗票据，时间连贯，病因集中，且均指向同一家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医疗机构，我们认为，这已经构成了一条高度指向性的间接证据链，符合《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中关于‘劳动者提供的职业史证明’的范畴。”
他引用了具体的法规条款，继续分析：“更重要的是，患者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他指向带来的ct片子）与尘肺病三期高度吻合，病情危急。如果因为用人单位的不配合和证据形式的非理想化，就延误甚至拒绝诊断，这不仅对患者个体是毁灭性的打击，也与《职业病防治法》保护劳动者健康的立法初衷相悖。”
董主任听着叶凡条理清晰、法理结合的分析，镜片后的目光闪过一丝讶异和欣赏。她重新拿起ct片子，对着灯仔细查看，眉头微微蹙起。
“影像学表现确实很典型”她沉吟着，“患者的临床症状？”
“咳嗽、咳痰、胸闷、气短进行性加重，近期出现咳血，体力严重下降，无法平卧。”叶凡迅速回答，这些细节他已牢记于心。
董主任放下片子，看向唐若雪和叶凡，语气缓和了一些：“你们准备得很充分，情况我也了解了。患者病情确实不容乐观。这样吧，基于你们提供的这些间接证据和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先行受理诊断申请。但按照程序，需要安排患者尽快入院，进行系统的临床检查和鉴别诊断，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影像学表现的疾病。最终能否确诊为职业性尘肺病，还需要诊断组专家集体讨论决定。”
“太好了！谢谢您，董主任！”叶凡心中一喜，连忙道谢。这已经是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先别急着谢。”董主任表情依旧严肃，“入院检查需要费用，而且不便宜。你们”
“费用我们来想办法。”唐若雪接过话，语气坚定，“请尽快安排床位和检查。”
离开省职防院，叶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阳光照在脸上，带着初冬的暖意。
“刚才表现不错。”回程的车上，唐若雪罕见地给出了肯定，“法条引用准确，逻辑清晰，关键是有了点律师的样子。”
叶凡笑了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这离真正的律师还差得远，但这份认可，对他至关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工作室上下齐动员。唐若雪动用了一部分工作室的风险备用金，并联系了几个长期关注劳工权益的公益基金会，筹措老李的住院检查费用。叶凡则负责与省职防院保持沟通，协调入院事宜，并继续指导刘大姐准备相关手续。
当老李终于顺利住进省职防院的病房，开始接受一系列精密检查时，刘大姐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反复说着“谢谢”。
叶凡站在工作室的窗边，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他知道，入院只是第一步，最终的诊断结果、后续的工伤认定、漫长的索赔之路，都还是未知数。
但至少，他们推开了一扇门，将一丝微光，照进了那个被尘埃与绝望笼罩的家庭。
诊断，不仅是对疾病的确认，更是对权利的主张，对正义的呼唤。而他们，正是这呼唤声中最坚定的传递者。
叶凡握了握拳，转身回到书桌前，翻开了那本厚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材。法考在即，老李的案子也进入了新阶段，他必须更快地成长，才能扛起更多的责任。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而他心中的那盏灯，也愈发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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