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冷风吹得叶凡打了个寒噤，却也吹散了些许他心头的滞重与绝望。那抹残阳终究彻底沉入了地平线，夜色如同墨汁般浸染开来。
他不能在这里沉沦下去，母亲那双含泪又带着最后一丝期盼的眼睛，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
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了那条熟悉的、如今却让他倍感压力的巷子。家中的灯光从窗户透出来，昏黄而微弱，却成了这片冰冷夜色里，唯一指向他的坐标。
母亲依旧在等他，桌上留着饭菜，用碗扣着保温。父亲房间的门依旧紧闭。
“吃过了吗？”母亲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
“吃过了。”叶凡撒了谎，他不想再消耗家里所剩无几的食物。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
饥饿、疲惫、屈辱、迷茫种种情绪如同潮水般再次涌上，几乎要将他淹没。
他用力闭上眼睛，深呼吸，试图将那些求职被拒的画面、那些鄙夷的眼神从脑海中驱赶出去。
不行，不能这样。他对自己说。禁室之内，比这更绝望的时刻他都熬过来了。那时候支撑他的，是书本，是知识，是帮助他人时获得的微弱价值感。
知识法律知识
一个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流星，骤然点亮了他的思绪。那些同样生活在底层，可能因为不懂法而吃亏、而迷茫的普通人，很需要法律帮助。
这个社会固然歧视他“双开”的身份，拒绝给他一个“正经”的工作岗位。但如果，他换一种方式，不寻求被“雇佣”，而是尝试着提供一种服务呢？一种基于他专业知识的、微小的、或许能被某些走投无路的人所需要的服务。
这个想法让他心跳加速。风险是巨大的。他没有律师资格证，甚至没有一个合法的执业身份。他这种行为，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稍有不慎，就可能再次万劫不复。
但是，他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尊严？早已在一次次求职被拒中碾落成泥。安稳？对他而言本就是奢望。
法律，对于懂得运用它的人，是武器；对于不懂的人，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座城市，这个县城，又有多少像老蔫一样，在生活的泥沼里挣扎，却因为无知而更加无助的普通人？
一个模糊的计划开始在他脑中成型。他不需要办公室，不需要招牌，甚至不需要让人知道他是谁。他可以从最微小、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开始。
第二天，他没有再去劳动力市场。而是去了县城里几个老旧的居民区，那里住着很多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他观察着布告栏，那里贴着各种寻人启事、租房信息，也有一些私人借贷、纠纷调解的小广告。
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打印店，用身上最后几块钱，打印了几十张小纸条。纸条上的内容极其简单，没有任何抬头和落款，只有一行字：
“法律咨询，民间纠纷，代写文书。价格面议。”
下面是一个新办的、不记名的预付费手机号码。
这像是一场赌博。赌的是这个社会角落里，是否还存在着一丝对廉价法律帮助的需求，赌的是是否有人愿意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电话号码。
他将这些纸条，小心翼翼地贴在那些布告栏不起眼的角落，或者塞进一些看起来家境并不宽裕的家庭的门缝里。动作迅捷而隐蔽，像一个执行秘密任务的间谍。每贴一张，他的心都悬着，既期待回应，又恐惧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一天，毫无音讯。手机安静得像块石头。
第二天，依旧如此。
希望如同风中的残烛，明灭不定。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太过天真。或许，根本没有人需要他这种来路不明的“服务”。或许，他注定要被这个社会彻底抛弃。
第三天下午，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那个廉价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发出刺耳的铃声。
叶凡的心猛地一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可靠：
“喂，你好。”
电话那头，是一个带着浓重本地口音、听起来有些焦急的中年女声：
“喂？是是那个贴条子，说可以写文书的吗？”
“是的，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我家房子漏水，把楼下邻居的墙泡了，邻居非要我们赔一大笔钱，还要告我们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这这该怎么办啊？”
叶凡握着手机，走到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开始耐心地询问具体情况：房屋产权、漏水原因、损失程度、对方索赔的依据、是否有物业或社区介入过
他一边听，一边在脑中飞快地梳理着法律关系。这属于典型的相邻权纠纷。
他告诉那个女人，首先需要固定证据，拍照、找物业出具证明；其次，赔偿需要依据实际损失来定，不是对方要多少就给多少；最后，他建议对方可以先尝试通过社区或司法所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考虑诉讼，并且指导她如何准备一份情况说明和赔偿清单。
他没有大包大揽，只是提供思路和方法。电话那头的女人，从一开始的语无伦次、充满恐慌，到后来渐渐平静下来，仿佛找到了主心骨。
“谢谢谢谢你啊！我我先按你说的试试看”女人千恩万谢地挂了电话。
没有提钱。叶凡甚至忘了提。但听着对方语气中重新燃起的希望，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微小的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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