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离开后，囚室陷入了比之前更深的寂静。但这种寂静不再令人窒息，反而像一片刚刚经历过暴风雨洗礼的旷野，虽然满目疮痍，空气却变得清冷而清醒。
叶凡没有动那杯水，他只是蜷缩在硬板床上，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在舔舐伤口。王主任的话在他脑海中反复回响：“你的心里，似乎还残留着一点别的东西。”
那是什么？是良知吗？还是仅仅是不甘和恐惧？
他闭上眼，强迫自己不再逃避，去回溯自己一步步滑落的轨迹。从那个被放在角落的纸袋开始，到那份抬高的林地补偿方案，再到对吴骏侄子工作的默许，最后是俱乐部里那放松警惕的夜晚，以及默许周远山势力在泵站招标中获利
每一件事，在当时似乎都有“不得已”的理由，都可以用“推动工作”、“平衡关系”、“无奈之举”来粉饰。但现在，剥开所有这些自欺欺人的外壳，露出的内核是什么？
是虚荣。是享受着周远山那种“懂事”商人带来的便利和奉承，享受着在更高层面“协调关系”带来的权力感，享受着那种被吴骏这样的同僚视为“自己人”的虚假温暖。
是软弱。是害怕孤独，害怕被孤立，害怕承担坚持原则可能带来的短期阵痛和人际风险，于是在压力面前一次次选择了更容易的路径。
是贪婪。不仅仅是对方便和舒适的贪婪，更是对那种“游刃有余”、“成熟老练”官场形象的贪婪，他潜意识里渴望摆脱“刻板”、“理想化”的标签，成为一个更“接地气”、更“吃得开”的官员。
而这些虚荣、软弱和贪婪，最终将他拖入了泥潭，也牵连了他最珍视的父亲。
想到这里，一阵尖锐的痛楚再次攫住了他。父亲那张愤怒而屈辱的脸，比任何党纪条文都更深刻地鞭挞着他的灵魂。他玷污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前程，更是父亲一辈子清清白白、挺直腰杆做人的骄傲！
他算是什么法治天下的追求者？算什么心怀理想的青年才俊？他不过是一个在权力和诱惑面前不堪一击的懦夫！一个连累家人的罪人！
巨大的悔恨如同海啸，将他淹没。他恨不得时间能够倒流，恨不得能回到那个初入机关的夏天，那个眼神清澈、心中只有法律和理想的自己。
但时间无法倒流。他犯下的错误，已然铸成。
“未来的可能性”王主任的话再次浮现。他还有未来吗？一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可能面临法律制裁的人，还有什么未来？
或许，所谓的未来，不在于还能获得什么，而在于还能守住什么。
他能守住什么？
他想起自己崩溃时交代的那些事情。他交代了自己的过错，但也交代了周远山如何处心积虑地接近、腐蚀他，交代了吴骏如何“循循善诱”地引导他打破规则，甚至隐晦地提到了郑国明主任那含糊不清的“弹性”暗示。
这算不算一种反抗？一种在彻底沉沦前，对那股将他拖入深渊的力量，所能做出的、微弱的反击？
他知道，彻底坦白，承认所有问题，会让他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这或许也是他唯一能做的、洗净自身污秽的方式。用承担后果的痛苦，来赎罪。用彻底的坦白，来切割与周远山、吴骏之流的一切关联。
更重要的是，他或许还能守住一点东西——守住对事实的尊重，守住最后一点直面错误的勇气，守住内心深处那片虽然蒙尘但并未完全死去的、对公平正义的向往。
这，可能就是王主任所说的，“为自己，也为那些或许还相信过你的人，保留最后一点体面和未来的可能性。”
他想起了唐若雪。他几乎能想象到她得知这一切后，那清冷眼眸中会流露出怎样的失望，或许还有一丝早已预料的了然。
但他也希望，当她知道他最终选择了坦白而非狡辩，选择了承担而非推诿时，那失望之中，会不会也有一丝极其微弱的认可？
这念头让他感到一丝卑微的慰藉。
天，快亮了。一丝微光从被封窗户的缝隙中顽强地渗透进来。
叶凡缓缓从床上坐起，用冰冷的水洗了把脸。他看着镜中那个憔悴、狼狈、眼窝深陷的男人，眼神却不再涣散，而是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和决绝。
他做出了选择。
当王主任和调查组成员再次走进谈话室时，叶凡抬起头，平静地迎上他们的目光。
“王主任，各位领导，”他的声音依旧沙哑，却异常清晰和稳定，
“昨天我交代的内容，有些混乱。现在，我请求重新、完整、系统地陈述我的问题，以及我所了解的其他相关情况。”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愿意承担我所做一切违反党纪国法行为所带来的全部后果。”
“同时，我也会如实说明，在我堕落的过程中，哪些人、以何种方式、试图或将我拖入了违反原则的境地。”
这不是辩解，不是推诿，而是彻底的坦白，以及一种带着毁灭意味的、最后的坚守。
他的独白，开始了。这一次，不是为了开脱，而是为了救赎——哪怕这救赎，需要用他现有的一切去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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