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汴京朝堂，于张庭坚而言恰似久旱逢甘霖，正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好时节。
新帝赵佶即位以来，虽尚在太后垂帘之下，却已显露出不同于先帝的施政倾向。随着为元佑旧臣邹浩恢复官职追赠恩荣，一股为“元佑党人”鸣不平、调整绍圣以来过于激进新政的风气，在年轻官家的默许乃至推动下，悄然滋长。
张庭坚，字才叔，广安军人氏，元佑六年进士及第，素以学问醇正、立朝刚直闻名，更因其早年便曾上书指陈王安石新法施行中的诸多弊病，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旧党立场，此刻自然备受青睐，被视为可堪重用的正人。
张庭坚收获旋即而来。他先被擢升为着作佐郎，职司典校图籍。又得重臣荐举，授右正言之职，掌规谏讽喻，俨然成为言路新锐风头正劲。
站在御史台那肃穆的廨署中，张庭坚胸中激荡着一股“得遇明时、欲展抱负”的豪情。
他遍观朝堂，见仍有不少官员嘴上喊着“绍述先帝遗志”、“新法不可废”，但他看得分明，这些人哪里是真在乎新法于国于民是利是弊？
他们汲汲营营，无非是担忧新法若罢，那些依附于新法体系而得以膨胀的部门、职位、乃至由此带来的丰厚津贴与进项将随之萎缩，动摇其安享富贵的根基！
他们只紧捂着自己的钱袋与官帽，至于国家积贫积弱之实、边患日亟之危、百姓赋役沉重之苦，何尝真正放在心上？
既居谏垣，自当言人所不敢言。
张庭坚新官上任，第一把火便烧向了这些在他看来尸位素餐、只谋私利的新法维护者。
他在一次常朝后，面对天子与垂帘的太后，慨然上书，言辞犀利直指时弊。
其奏疏内核，便是猛烈评击那些只知墨守新法成规、实则毫无担当的官员，痛斥他们“但知保位固宠，谋身家之利；罔顾国计民生，乏经世之才”。为彰其论并非虚言，他更援引近事为例：
“昔司马光相公因时制宜，变革弊政，所求者不过便民安国，故能得人心归附。其举措纵有可议处，然于国家元气，未尝无补。”
“近者陈瓘（字莹中）于先帝时，屡次执守大义，犯颜直谏，其所图者，乃在廓清朝堂，驱除奸佞。士林清议，皆推重其风骨，此于肃清宫禁、端正风气，岂曰无益？”
这番话，既褒扬了旧党领袖司马光顺应时势、心存百姓的变革（元佑更化），又肯定了如陈瓘这般敢于在新党权势炽盛时挺身而出的直臣。
潜台词便是，如今朝中那些空喊“新法”口号却无实绩、只谋私利者，连陈瓘的胆识与旧党的便民初衷都不如，有何颜面占据要津？
此番言论，正搔到了新帝赵佶与垂帘的向太后的痒处。
赵佶初登大宝，欲示宽仁，收揽士心，打击外廷；向太后则对当年新党势力介入宫闱、构陷孟后之事耿耿于怀，乐见有人敲打新党馀绪。
于是，张庭坚的奏对，得到了官家“忠谠可嘉”的当面褒奖，太后亦下旨给予金帛赏赐，一时朝野瞩目，张才叔之名遍传台阁。
他浑然未觉，那些真正执掌过权柄、深谙新旧党争旋涡凶险的朝中大佬，如曾布、邹浩等辈，乃至已暗中另谋出路的蔡京，听闻其奏不过彼此交换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目光中流露出几许怜悯与淡漠。
仿佛在看一个懵懂闯入风暴边缘、即将被巨浪吞没而不自知的稚子，正兴冲冲地“为王前驱”，却不知前方是何等险恶的礁滩。
这位风头正健的右正言张庭坚，还有另一重身份。
他正是前御史中丞张商英的亲侄。
张氏一门，若论为官操守与民生关怀，在北宋士林中确有清誉。
张商英之兄张唐英，亦是早负才名、敢于直言之士，可惜英年早逝。张商英虽浸淫佛学，然立朝论事，多能着眼大局，非为一党之私。
史册斑斑，记载着张氏叔侄诸多为民请命、指陈时弊的章奏，若置于唐之贞观、明之洪永年间，以‘良臣’称之亦不为过。
然除张唐英早亡得免于复杂党争外，张商英与张庭坚叔侄的命运，在真实的历史轨迹中，皆非坦途颇多坎坷。
此刻的张庭坚，自然无从预知身后之事。
他自觉正身处人生高光，沐浴着帝后赏识的恩泽，胸怀涤荡朝弊、匡扶正气之志。眼见叔父张商英身为新党中人，在此番风向转换中处境微妙，便思忖着要拉叔父一把，劝其认清时势早日弃暗投明，转投到显然更青睐旧党风气的新帝麾下，或可保全名位，甚或更得重用。
这日散朝较早，张庭坚换了常服，只带一二随从，步行前往叔父张商英的府邸。
张府位于汴京内城偏西一处清静坊巷，门庭不算显赫，符合张商英一贯俭朴的作风。
然而，甫一进门，张庭坚便察觉气氛有异。
庭院中落叶未及清扫，显得有几分萧索，仆役寥寥，且神色间带着不安。空气中，隐约飘来一股浓烈的酒气，混杂着难以言喻的颓丧气息。
他心下诧异，加快步伐，径直走向叔父平日静修读书的后院书房。推开虚掩的房门，眼前的景象让张庭坚如遭雷击怔在当场。
但见书房内一片狼借。
书案上原本整齐的经卷、佛典被扫落在地，与翻倒的砚台、泼洒的墨汁混作一团。几只青瓷酒壶东倒西歪，有的已然空了，有的还残留少许浑浊酒液，正沿着桌沿缓缓滴落，在地上汇成一小滩污渍。
而他的叔父张商英，此刻正瘫坐在靠窗的胡床旁的地板上，衣袍松散，襟前一片濡湿的酒渍，散发浓重的酒气。
他双眼布满血丝，眼神涣散，脸颊因酒意而潮红，花白的胡须上也沾着点点酒滴，昔日那个谨言慎行、注重仪容、常以佛法静心的御史中丞，此刻竟是一副颓唐放浪、近乎崩溃的模样。
“叔父！叔父！”张庭坚心头大震，疾步上前，蹲下身试图搀扶。
“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他闻到那冲鼻的酒气，又急又痛：“纵是新党时运不济，前路艰难，也万万不可如此作践自己的身子！佛门戒律，亦不允这般狂饮无度啊！”
他知道叔父平日虽非滴酒不沾，但极有节制，更遑论这般毫无体统的酩酊大醉。
张商英似乎被侄儿的呼唤从浑噩中拉回一丝神智。
他艰难地抬起沉重的眼皮，浑浊的目光落在张庭坚年轻而充满忧虑的脸上，嘴唇哆嗦了几下未语泪先流。那泪水混着脸上的酒渍，更显凄惶。
他猛地抓住张庭坚扶他的手臂，枯瘦的手指因用力而微微颤斗，声音嘶哑破碎，充满了无尽的悲怆与绝望：
“完了……全完了啊，次公（张庭坚小字）！朝廷……朝廷要完了啊！”
张庭坚听得又是心痛又是莫名，只觉叔父怕是醉糊涂了，或是因新党失势而忧惧过度，以至于口出妄言。
他一边用力想将张商英扶起，一边温言劝慰道：“叔父切莫说此胡话！新党之议容或有弊，朝堂风向或有更易，然我大宋江山稳固，天下晏然，岂能因一党之兴衰便言‘完了’？即便……即便新法不再如昔日那般得势，当年司马温公执政时，旧党诸公不也勉力支撑，朝廷运转如常么？天塌不下来！”
他这番话，亦是此刻朝中许多乐观者的想法，甚至张商英在未曾遭受蔡京那番“新党即是钱”的言论冲击前，内心深处或许也曾如此自我安慰过。
然而，他们皆未深刻意识到，时代已然不同。此时正值气候学上的“小冰河期”初期，北方地区气温逐年下降，干旱、霜冻等灾害将日趋频繁，农业产出面临严峻挑战。
朝廷财政本已左支右绌，若再失去新法体系下那种近乎竭泽而渔的搜刮能力与效率，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加剧的边患与内灾？
司马光元佑更化时期的“正常运作”，实则是创建在中央大幅收缩开支、对诸多问题采取拖延绥靖基础上的苟延残喘。
但此刻击垮张商英的，远非对未来财政的忧虑那般具体。
真正令他信念崩塌、如坠深渊的，是他毕生追随的治国理想的彻底幻灭。他支持新法，非为一己之私。乃是深信王安石所指明的道路，通过制度性变革，增加国家财富，扭转百年积贫，最终实现富国强兵，解决西北边患，乃至恢复汉唐旧疆。
这是北宋中期以来，无数有抱负的士大夫心中不灭的理想。
司马光的修补调和，固然能维持朝廷体面，却无力实现这主动进取、解决根本问题的宏伟蓝图。没有一个志在天下的宰执，甘愿只做裱糊匠庸碌度过任期。
张商英之所以一直是坚定的新法支持者，其深层心理正在于此。
他认同自己作为士大夫，是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主人翁”之一，肩负着使国家走向强盛的历史责任。他坚信王安石变法，是当时唯一可能实现财政根本好转、为宏大抱负奠定物质基础的正确方向。
这份信任与理想，支撑他度过无数党争风波。
然而，蔡京那番赤裸裸的告白“新党就是钱，钱就是新党”如同一把冰冷的锉刀，将他理想的外壳彻底凌迟剥去，露出里面残酷而丑陋的现实。
所谓新法，在内核众臣的眼中，早已异化为不择手段弄钱的工具，其目的并非为了滋养国力以实现更高目标，而仅仅是为了“弄钱”本身，为了维持这个日益庞大的官僚军事机器的贪婪胃口！
王安石或许初心仍在“资天下”，但其继承者们却已迷失在聚敛的迷宫中。
司马光看到了新法方向上的根本性弊端，却未能找到超越其上的新路，只能退回成为裱糊匠。
张商英如今被蔡京点醒，也看到了这可怕的异化，但他同样束手无策，找不到任何可替代的、既能强国又不坠入盘剥百姓魔咒的良方。
前路茫茫，后退无门，理想大厦轰然倒塌，这才是张商英绝望的根源。
“完了……一切都完了啊……朝廷，没救了啊！”张商英反复喃喃，老泪纵横，紧紧攥着侄儿的手臂，仿佛那是根最后的稻草。
年轻的张庭坚却不能完全体会叔父这份源自理想幻灭的深层次绝望。
他年方二十馀岁，仕途刚刚展开，眼中看到的是新帝有意更化、旧党风气复振的希望。
他尚未经历足够多的宦海沉浮与理想挫败，无法理解为何一次变法的挫败，竟能让一位修行多年的长者崩溃至此。
在他心中，大宋的生机与轫性，远非一次政策反复所能扼杀。
“叔父！您万不可如此颓丧！”张庭坚加重了语气，奋力将张商英半扶半抱地搀离冰冷的地面，宽慰道：“纵然王荆公之法此路不通，难道天下便再无其他富国强兵之策？难道我大宋亿兆生民，离了新法便要悉数饿殍？事在人为，必有后来者能辟新径！您看看您如今模样，若让外人知晓，成何体统？我张氏门风清俭，然亦不至于短缺照料您的用度，怎容下人如此怠慢，不予收拾？”
他将摇摇欲坠的叔父安置在胡床上，触手所及，只觉叔父的手臂枯瘦无力，却在微微颤斗，那颤斗并非全因酒醉，更象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张庭坚心中疑云大起，究竟是何等可怕何等彻底的绝望，才能击垮这位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在激烈党争中尚能保持一定操守、晚年更以佛法修持心性的叔父？
那绝不仅仅是官位不保的忧虑所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