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曼谷总理府，深夜十一点。李金唐屏退了所有随从，独自站在那幅巨大的泰缅边境地形图前。墙上这张地图与白天会议室里挂的那张不同——上面用只有他能看懂的符号，标注着一些特殊的时间点和箭头。
他的手指划过湄公河那道深蓝色的曲线，在金三角区域停留。脑海中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在翻涌：他知道，在原本的历史轨迹里，大约两年零八个月后，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缅甸政府会对北方那个日益壮大的邻居发出正式请求，而后者的军队会以“跨境剿匪”的名义南下，用三十四天时间基本肃清盘踞在此的国民党残军。
但那是原本的历史。
李金唐的指尖最终落在一个点上：索拉村。湄公河西岸一个不起眼的渡口，但在他的战略构想中，这是未来暹罗版图上最关键的一颗钉子——拿下这里，暹罗的国土就将与北方那个巨人隔着湄公河相望。
“十五万平方公里”李金唐低声自语，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吞不下整个金三角，那不现实，也会招致缅甸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但索拉村周边这大约八千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沿着湄公河延伸八十公里，最宽处不过三十公里——这就像从一张大饼上小心翼翼地切下最薄的一片，既让人难以立刻察觉，又恰好包含了最关键的河岸线。
窗外传来警卫换岗的脚步声。李金唐拉上窗帘，从保险柜底层取出一份绝密档案。封面上没有文字，只有编号：ghq-07。里面是他这半年来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关于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最详尽的情报。
段希文，五十六岁，原国民党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团长，现“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三军军长。控制区域约两万平方公里，常备兵力三千余人，但可动员的山地民族武装超过五千。已婚，娶掸族头人之女，育有三子。性格特点：谨慎多疑，重实际利益，对台湾方面既依赖又不满
李文焕，五十一岁，第五军军长，控制区与段部相邻。特点：更倾向商业经营，其部队控制的鸦片贸易量占金三角三成
李金唐合上档案。他知道时间不多了。根据情报，台湾方面在国际压力下，正试图组织第二批残军撤退。但大部分中下层官兵已经在此成家立业，对去台湾那个陌生岛屿充满抵触。这正是他的机会——一个所有人都没意识到的历史窗口期。
第二天上午，总理办公室。李金唐召见了三个人：苏望海、陈砚秋，以及一个很少出现在高层会议中的面孔——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特别行动处处长，代号“山鹰”的吴吞。
“有个任务需要绝对保密。”李金唐开门见山，示意三人围到一张没有标注任何敏感信息的基础地图前，“金三角地区，国民党残军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对我国边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毒品走私，已经渗透到清莱、夜丰颂等地。”
苏望海点头：“边防部队上个月缴获了二百公斤海洛因，是去年的三倍。”
“单纯的边境封锁解决不了问题。”李金唐的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我们需要更主动的策略。砚秋，你负责外交渠道，以‘打击跨国犯罪’为主题，开始与缅甸方面进行司法协作的磋商。记住，公开层面只谈毒品，不谈其他。”
陈砚秋迅速记录：“明白。但缅甸政府近年来对那片区域的控制力很弱，恐怕”
“所以我们需要双管齐下。”李金唐转向吴吞，“山鹰，你亲自带队，挑选最可靠的人员，潜入这个区域。”他的手指点在地图上一个模糊的位置，“目标：与段希文、李文焕等残军指挥官建立秘密接触。”
吴吞瞳孔微缩：“总理，他们是敌军，而且台湾方面”
“他们首先是困在异国他乡八年的人。”李金唐打断他，“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被台湾当作棋子，被缅甸视为匪徒，被国际社会谴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苏望海迟疑道：“总理的意思是招安？”
“用他们能接受的说法：合作。”李金唐从抽屉里拿出三份相同的文件，“这是我们开出的条件。第一，自愿接受整编安置的官兵及家属，可获得暹罗公民身份；第二，每户分配五至八亩耕地，政府提供三年过渡期补助；第三，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第四，有功人员可适当安排公职。”
陈砚秋快速浏览文件：“条件很优厚，但他们凭什么相信我们？而且这些人中不少都有血债”
“所以需要吴吞处长去谈。”李金唐看着吴吞，“告诉他们，暹罗正在推行民族平等政策，连世代居住在此的华人都获得了平等权利，他们这些同样是炎黄子孙的人，为什么不能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至于信任问题”他顿了顿，“我们可以接受分期分批安置，先来的人过上好日子，就是最好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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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吞沉吟道：“那他们要付出什么代价？”
“情报。”李金唐的眼神变得锐利，“关于金三角各武装势力的详细情报。以及，在适当的时候，有序收缩部分防区——特别是湄公河沿岸的一些据点。当然，对外可以说成是‘战略调整’或者‘剿匪需要’。”
苏望海忽然明白了什么：“总理是想不动声色地推进实际控制线？”
“我们只是在打击毒品走私，维护边境安全。”李金唐的语气不容置疑，“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三不管地带的控制权发生变更，那是附带结果。”
计划就此定下。代号“归巢行动”，知情者限于这间屋子里的四人。李金唐给吴吞的指令非常具体：先接触中层军官，特别是那些拖家带口、战斗意志不强的；建立信任后再尝试接触高层；绝不承诺任何军事援助或政治承认，只提供平民化的出路。
四月初，泰缅边境的深山。吴吞化装成马帮商人，带着五个精干手下，沿着湄公河支流逆流而上。他们携带的不是武器，而是暹罗北部新建的“荣军新村”照片——整齐的砖房、绿油油的稻田、孩子们在双语学校上课的场景。
第一次接触是在一个叫孟帕亚的寨子。吴吞见到的是段希文部下一个营长，姓赵，湖南人，左腿在多年前的战斗中受伤微跛。赵营长看完照片，沉默了很久。
“我老婆是掸族，两个娃都在山里生。”赵营长最终开口，声音沙哑，“台湾？去了住哪里？吃啥？这边好歹有几十亩鸦片田，饿不死。”
吴吞推过去一张手绘的地图：“清莱府新开垦的水田区，每户八亩。头三年免赋税，政府借给种子、耕牛。孩子七岁必须上学——免费的。”
“上学”赵营长摸了摸旁边一个脏兮兮小男孩的头，“我儿子八岁了，只会说掸话和几句云南土话。”
“学校教泰语，也教华文。”吴吞又推过一张课程表，“您的儿子可以学两种语言，将来也许能当教师，当医生，而不是”他没说下去，但目光扫过屋里挂着的步枪。
第一次接触没有立即结果，但赵营长收下了照片和文件。半个月后，吴吞收到秘密传回的消息：赵营长私下联络了十几个同乡老兵，他们都想“下山”。
五月，接触升级。通过赵营长的引荐，吴吞在深山里见到了段希文麾下的一个副师长。这次谈判更艰难，对方反复质疑暹罗政府的诚意，担心这是诱捕陷阱。
“我们可以先做。”吴吞提出方案，“下个月，第一批自愿下山的人，不超过五十户。我们安排在清莱边境的临时安置点，你们可以派人暗中监督。三个月后，如果这些人生活安定，再做第二批。”
副师长盯着他：“李金唐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和他非亲非故。”
“总理说过一句话。”吴吞缓缓道，“‘凡生活在暹罗土地上，愿意遵守暹罗法律，为暹罗建设出力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员。’你们中很多人已经在此生活八年、十年，娶妻生子，开荒种地。与其让这片土地继续成为毒窟和战场，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安宁的家园？”
这句话打动了对方。副师长最终同意，六月组织第一批“试探性迁移”。
消息传回曼谷时，李金唐正在审阅钢铁厂的建设进度报告。他放下笔，对苏望海说：“通知清莱府尹，下个月会有一批‘边境山区贫困村民’迁入，做好接收准备。档案按新移民程序办理，不要标注特殊来历。”
“总理，这样分批渗透，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苏望海没说完。
“不急。”李金唐走到窗前，“我们要的不是一场军事胜利，而是一次静默的领土重构。等索拉村周边的居民点，慢慢变成我们的村庄；等湄公河那段河岸的哨所，悄悄换上我们的哨兵；等对岸的邻居某天醒来发现——哦，原来湄公河这边已经是暹罗了。”
他转过身，眼中是只有自己才懂的深意：“而这一切，必须在1960年秋天之前完成基础布局。”
苏望海不明白为什么是1960年秋天这个具体时间点，但他没有多问。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总理那些看似直觉、却总被证明正确的判断。
六月，第一批四十七户、二百一十三人，以“投亲靠友”的名义迁入清莱府。当地政府按指令给予了妥善安置。七月，第二批来了。八月，第三批
到1958年年底，已有近两千人通过这种“静默迁移”的方式，从金三角进入暹罗北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分散安置在不同村庄，逐渐融入当地生活。而湄公河沿岸，一些原本由国民党残军控制的边缘据点，开始出现“兵力不足”的迹象。
李金唐在办公室的日历上，划掉了1958年12月31日。他的目光落在两年后的那个日期上——1960年11月。时间正在一点点流逝，而他的棋盘上，一颗关键的棋子已经悄然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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