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西部委员会总部，顶层绝密会议室
厚重的胡桃木大门紧闭，天鹅绒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光线与声响。长条会议桌旁，围坐着西部资本联盟最核心的成员：特纳·史密斯、霍华德·修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老巴顿（代表农业资本），以及几位在能源、铁路、新兴科技领域的巨头。气氛严肃，甚至有些压抑。
“先生们，”特纳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平静，却带着一种解剖刀般的冰冷，“在讨论具体的土地交易、物流网络或军火订单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组我让手下最精算的团队，花了半年时间，结合国税局抽样、人口普查局数据和各大城市生活成本报告，整理出来的东西。”
他指向白板上一条用红色粗线特别标出的、与代表官方“联邦贫困线”的蓝色虚线平行，但位置高得多的曲线。
“这条线，我称之为 ‘爱丽丝线’ 。”特纳的目光扫过众人，“它不衡量你是否‘贫困’，它衡量的是，一个家庭，在特定的地区，维持最基本的、有尊严的生存——注意，仅仅是生存，不是生活——所需的最低成本。包括：能遮风挡雨、不至于让孩子患病的住房租金（或房贷+房产税+保险）；足以保证家庭成员不饿出病、能维持基本体力劳动的热量摄入的食品；能让主要劳动力通勤到工作的最基本交通费用；应付常见小病和意外的医疗支出；如果家中有幼儿，无法规避的最低托育成本；以及，在当今社会几乎不可或缺的、用于获取工作信息和应对紧急情况的通讯费用（电话）。”
他每说一项，就在白板上相应的成本区域敲击一下，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回荡。
“根据我们的计算，”特纳的语气毫无波澜，像是在陈述一个数学公式，“一个典型的三口或四口之家（双职工带一至两个孩子），在洛杉矶、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其‘爱丽丝线’高度，大约是官方贫困线的180到250。在中西部工业城镇或农业州中心城镇，大约是150到200。也就是说，有大量家庭，他们的收入超过了联邦政府定义的‘贫困’，看起来似乎‘脱贫’了，有工作了，但他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在支付了上述所有生存必需开销后，所剩无几，甚至为负。”
他顿了顿，让这个冰冷的事实渗透进每个人的脑海。
“我把低于这条‘爱丽丝线’的状态，称为 ‘隐形贫困’ 或 ‘生存性脆弱’。” 特纳继续道，“处在这个状态下的家庭，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一次意外的疾病，一次临时的失业，一次房租上涨，甚至只是汽车的一次大修，都可能立即将他们推入断粮、断供、无家可归的深渊。根据模型推演和实际案例回溯，一个美国家庭一旦跌落到‘爱丽丝线’以下，如果没有外部强力干预（如巨额意外之财、极慷慨的亲友救济、或政府大规模直接现金救助），其财务状况会在一到三个月内彻底崩溃，家庭结构随之解体。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可逆的。”
他拿起一支红色的记号笔，在那条“爱丽丝线”下方，重重地画了一道更加粗砺、如同刀锋般的血红色横线。
“所以，我更愿意把跌破这条线的瞬间，称为——斩杀线。” 特纳的声音陡然变冷，眼神锐利如手术刀，“一旦触及，这个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单元，就等于被‘斩杀’了。剩下的，只是苟延残喘的个体，和社会潜在的负担与不稳定因素。”
“哗啦！”赫斯特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脸色煞白，手指颤抖地指着特纳，声音因为极致的震惊和某种道德上的不适而变调：“特纳！你…你简直是魔鬼！撒旦听了你的话都要为自己的想象力匮乏而羞愧！你把活生生的人，当成了什么？财务报表上的成本项？可消耗的零部件吗？！你还是人吗？！”
老巴顿也霍地站起，古铜色的脸上写满了愤怒和后怕：“特纳！你他妈的疯了？！你画这条鬼线是什么意思？！我们农场主！靠天吃饭！一场旱灾、一场虫害、或者国际市场一个波动，价格跌了，我们一年的辛苦就可能白干！按照你这说法，我们岂不是随时可能跌进你那狗屁‘斩杀线’？！你这是咒我们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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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里充斥着震惊、恐惧、愤怒和不解的嘈杂声。所有人都被特纳这番冷酷到极致、也精准到恐怖的分析震撼了心灵。
面对众人的激烈反应，特纳脸上没有任何被冒犯或慌乱的表情。他静静地等了几秒钟，让情绪稍微宣泄，然后，他抬起手，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
“先生们，”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疲惫，“我理解你们的反应。这听起来确实…很冷酷。但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喝点东西，抽支雪茄，到露台上吹吹风。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会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条‘爱丽丝线’，或者说…‘斩杀线’。这和我们的生意，和我们每个人的家族未来，甚至和罗斯福想要的那个‘美国’，都息息相关。这不仅仅是数学，这是…生存的法则。”
说完，他率先转身，推开会议室侧门，走向连接着顶层露台的走廊。留给身后一屋子心神不宁的西部巨鳄们，一个沉重而充满不祥预感的悬念。
休息，是为了消化这骇人的信息，也是为了准备好，聆听特纳接下来可能要揭示的、更加黑暗和现实的“生存法则”。
下午，西部委员会总部，绝密会议室
短暂的休息并未完全驱散上午的震惊与寒意。咖啡的苦味和雪茄的浓烟在会议室里弥漫，气氛依旧凝重。密斯重新站到白板前，那条刺眼的红色“斩杀线”依然横亘在那里，像一个无声的警告。
“先生们，”特纳的声音比上午更加沉稳，他扫视着在座众人，目光尤其在赫斯特、老巴顿和修斯脸上停留片刻，“我想，我们需要更冷静地看待这条线。我画出‘爱丽丝线’，或者说‘斩杀线’，不是为了让在座的各位去计算，如何把多少美国家庭推到这条线以下，更不是要我们亲自动手去‘斩杀’谁。 那是最愚蠢的自我毁灭。”
他顿了顿，让话语的力量渗透：“我画出这条线，是要警告我们自己。警告我们，剥削存在一个致命的临界点。 一旦我们（或者任何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的压榨，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人、农民、职员——我们商品和服务的主要购买者，我们社会运转的基本盘——大面积、持续性地跌落到这条线以下，会发生什么？”
他转身，用笔尖重重敲击着“斩杀线”下方的区域：“他们会失去消费能力，我们的商品卖给谁？他们会失去工作能力，甚至健康，我们的工厂农场谁来运转？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失去希望，失去对现有秩序的认同。绝望的人群，是任何动乱、革命、极端思想的最佳燃料。到了那个时候，失控的不会是纽约华尔街那些玩数字游戏的银行家，不会是华盛顿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这些在西部，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工厂、矿山、农场、铁路的实体资产所有者！是我们的厂房会被点燃，是我们的机器会被砸毁，是我们的土地会被占领！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修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眼神锐利起来：“我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这条线是我们自身利益的警戒线。不是为了仁慈，而是为了自保。我们不能竭泽而渔，因为鱼塘本身，也是我们的财产。”
“exactly！”特纳赞赏地看了修斯一眼，“霍华德抓住了关键。这无关道德，这是最冷酷的利益计算。我们西部，无论是霍华德的飞机工厂，我的石油和物流，巴顿的农场，还是在座各位的钢铁厂、造船厂、铁路网，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的利润，建立在稳定的、有一定技能的、并且有持续消费能力的劳动力大军之上。他们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一旦这个群体大规模陷入‘隐形贫困’，跌落到‘斩杀线’下，整个西部的经济循环就会断裂，社会结构就会崩塌。那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末日。所以，我们必须确保，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工人的工资、农民的收入，至少要能让他们稳定地生活在这条线之上。这不是慈善，这是对核心生产力和核心市场的投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成本。”
老巴顿皱着眉头，似乎理解了，但又提出新的疑虑：“特纳，你说得对，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基本盘搞垮。但…我们西部这么干，不代表东部那帮华尔街的吸血鬼、新英格兰那些老钱家族也会这么想啊！他们巴不得把工资压到最低，把利润榨到最高！他们玩的是金融游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对他们来说只是报表上的数字波动，他们可以随时把资本转移到别处！他们会破坏规矩！”
“问得好！”特纳沉声道，“所以，这更凸显了我们在西部建立并维护这套规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要让西部的工人、农民比东部的同行过得更好，更有保障。这样，最优秀的工人和技术人才才会流向西部，我们的产业才能保持竞争力。我们要用事实告诉所有人，以工业、农业为基础，兼顾工人福祉的发展模式，比纯粹的金融掠夺更可持续，更能创造长久的繁荣。 任何健康的经济体，金融都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反过来吞噬它。一旦金融失去了工业这个锚，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是空中楼阁，风一吹就倒。罗斯福新政里的一些做法，比如社会保障、最低工资、支持工会集体谈判（在可控范围内），虽然让我们多花了钱，但从长远看，是在帮我们维护这个‘锚’，避免社会在危机中彻底崩盘。”
老巴顿似乎被说服了，但他骨子里的实用主义和某种狭隘性又冒了出来，他挠了挠头，提出一个更“简单”的想法：“既然…既然那些本地工人农民这么麻烦，又要高工资又要福利，怕他们跌到那条线下，那我们干脆…用更便宜的移民不就行了？墨西哥人，华人，他们肯干，要求还低。”
“肤浅！愚蠢！” 修斯还没等特纳开口，就厉声打断了老巴顿，他难得如此严厉，“老巴顿，你以为培养一个合格的炼钢工人、机械师、火车司机要花多少钱和时间？那是需要经验和技术积累的！移民是便宜，但他们需要培训，需要适应，而且语言、文化都是问题，生产效率初期根本没法比！”
修斯站起身，语气咄咄逼人：“更重要的是，基本盘！你把我们自己的工人农民逼到绝路，然后引进大量廉价移民替代他们？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谁手下的选区议员敢答应？他们辛辛苦苦维护的选民基本盘，你让他们一夜之间丢掉，然后去重新培植一群语言不通、文化不同、忠诚度未知的移民当新基本盘？这政治成本有多高？风险有多大？！”
他指着在座好几位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委员：“你们愿意吗？”
那几位委员连忙摇头。
修斯继续炮轰：“而且，看看历史！看看东海岸的意大利移民、爱尔兰移民！他们刚来时确实便宜，但一旦形成社区，就会有自己的诉求，就会组织起来，甚至催生出黑帮，危害社会治安！我们前脚因为压榨太狠，失去了原本还算可控的本地工会和工人群体，后脚就可能面对更难以沟通、更易被煽动、甚至可能被外部势力渗透的移民群体！如果我们自己把秩序搞乱了，让移民趁虚而入，甚至让他们掌握了工会组织，那我们就不是蠢，是自寻死路！”
修斯的话像一盆冰水，浇醒了老巴顿，也让在座所有人都打了个寒颤。引进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短期看似降低成本，长期却可能引发更复杂、更危险的社会矛盾和政治风险，甚至动摇统治根基。
特纳总结道：“霍华德说得对。人，是我们最核心的资产，也是最危险的变数。 用好他们，让他们稳定、有盼头地生活在‘斩杀线’之上，他们就是我们繁荣的基石。用坏他们，把他们逼到线之下，或者贸然引入不可控的新变量，他们就是我们坟墓的挖掘者。先生们，这就是‘爱丽丝线’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统治的艺术，不在于榨取最后一分利润，而在于，在利润最大化和系统稳定性之间，找到那个危险的、动态的平衡点。 而我们西部的未来，就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并维持这个平衡。”
会议室陷入长久的沉默。每个人都在消化特纳这番话中蕴含的、冰冷而强大的逻辑。这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策略，而是一套关于如何长久统治一个工业文明的黑暗哲学。而“爱丽丝线”，就是这套哲学里，那根不能轻易触碰的、血红色的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