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典之后的数日，金陵城并未恢复往日的平静，反而沉浸在一片更为务实、也更为微妙的外交与商业热潮之中。
会同馆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国博览会”与“外交角力场”。
各国使团在初步的震撼与敬畏过后，迅速调整心态，开始各显神通，力图在有限的觐见期内，为本国争取最大利益。
礼部、鸿胪寺、市舶司乃至户部的官员们忙得不可开交。每日，会同馆各区域的厅堂内，都上演着不同形式的会谈、展示与谈判。
旧港-南洋使团最为务实。宣慰使施济孙多次求见太子朱雄英与分管海贸的市舶司官员，核心诉求明确：希望大明水师进一步加强对南洋商路的巡航力度，剿灭残余海盗；请求扩大旧港、满剌加等港作为大明商品集散地的规模，并派遣更多工匠指导当地发展丝绸、瓷器加工等初级产业；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南洋特产的香料、锡矿、贵重木材、珍珠等货物清单，寻求长期稳定的采购协议。
“殿下，诸位大人，”施济孙在一次会谈中恳切道，“南洋诸国，仰赖天朝如婴孩之仰父母。海路靖，则商贾通。商贾通，则百姓足；百姓足，则藩篱固。恳请天朝永驻水师威仪，我等小邦，必岁岁来朝，恪守臣礼，永为大明海上屏藩。”姿态放得极低，利益诉求却清晰实在。
朱雄英应对得体，既肯定了旧港等地的忠诚与重要性，承诺水师保护商路是应有之义，也对扩大贸易和有限度的技术扩散表达了开放态度，但强调一切需遵循朝廷章程，在“大明银行”和市舶司的监管框架下进行。双方相谈甚欢，初步达成了多项意向。
相比之下，西洋使团的活动则更为多样，也更具试探性。
另一方面，他及其随行人员，对大明的新技术表现出近乎痴迷的兴趣。
他们数次请求参观“火车”，虽然未能获准进入核心的机车制造厂和驾驶室，但在礼部安排下，得以在龙江站外围，近距离观察了火车进出站、装卸货物的过程。
那钢铁巨兽的磅礴力量与精确调度，再次深深震撼了他们。佩雷斯私下对洛佩兹感叹：“若能掌握此等铸造铁轨与驱动巨车的技术，我国足以称霸欧陆可惜，看来他们防范甚严。”
他们也对大明的火器充满好奇。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如邀请大明低级军官赴宴），他们试图了解后膛枪和那些重炮的更多细节，但明军纪律严明，口风极紧，收获寥寥。
反而是一位对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的随行学者，在参观帝国大学（有限开放区域）时，与数算学院的几位教授和学生进行了友好的学术交流，互相验证了一些几何和天文计算，并获赠了一幅最新绘制的、精度远超欧陆现有水平的《大明寰宇全图》副本（当然，某些敏感军事区域和最新探索航线有所保留）。这份礼物让佩雷斯如获至宝，其战略价值难以估量。
最让佩雷斯感到意外的是，在一次由吴王朱栋主持的小范围宴请（主要邀请几位重要西洋使者）上，这位以“科学亲王”闻名的大明实权人物，竟然主动问起了欧陆最新的航海技术、钟表制造、乃至几何学、透视法的发展情况，态度平和而充满求知欲，并无居高临下的鄙夷。
佩雷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尽力展示欧陆的技术与思想成就，同时也更加确信，这位吴王，才是真正理解技术力量、并可能推动变革的关键人物。
西域诸部使团则更侧重于传统的丝绸之路利益。
他们也带来了波斯的羊毛地毯、大食的宝石、西域的美玉和骏马，希望能打开更大的市场。朝廷对此态度积极，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有助于巩固西北边疆，平衡海贸，朱标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制定优惠政策，并加强嘉峪关以西的驿站建设和武装护卫力量。
朝鲜、琉球等近藩使团，除了巩固政治宗属关系，更多地是请求派遣更多的儒学教授、医官、工匠，学习大明的典章制度、农业技术和医药知识，其恭顺勤勉，令朝廷十分满意。
在这场外交盛宴中，帝国大学的学生们也并未置身事外。在朝廷的默许和安排下，一些成绩优异、外语能力尚可（或通过通译）的学生，被允许有限度地参与同各国使团中年轻学者、商人的交流活动。
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便在一次由鸿胪寺组织的“中外青年才俊文会”上，与几位西洋、西域的年轻学者有了接触。
文会设在秦淮河畔一处清雅的园林中。
杨荣对数算和天文兴趣浓厚，与那位葡萄牙学者迭戈（非使者，是随行学者）相谈甚欢。
杨荣发现对方在几何证明上颇有独到之处，而对方则对杨荣掌握的《九章算术》中一些实用算法和杨辉三角大加赞叹。
杨士奇则与一位来自撒马尔罕、精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年轻学者阿卜杜勒交谈。
他们的话题从诗歌哲学，转向治国理念。阿卜杜勒对大明高效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帝国治理充满好奇，杨士奇则从《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的角度，阐述“居安思危”、“民为邦本”等思想，并谨慎地询问了帖木儿帝国崩溃后中亚地区的局势。两人都惊讶于对方文明的深度与思辨能力。
杨溥起初有些拘谨，但他的质朴和务实很快引起了两位来自暹罗、关心农事的贵族子弟的兴趣。
他们用简单的词汇和图画，交流起水稻种植、水利灌溉的经验。杨溥惊讶地发现，暹罗的一些田间管理方法颇有可取之处，而对方则对大明推广的新式农具和堆肥技术羡慕不已。
这次文会虽小，却意义非凡。它让这些未来的大明栋梁，第一次真正跳出了“天朝上国”的固有视角，以相对平等的姿态，接触到异域的文化与思想，开阔了眼界，也种下了未来更广泛交流的种子。
杨荣在文会后对杨士奇感叹：“士奇兄，往日只觉我中华文明独步天下，今日与那西人学者一谈，方知海外亦有精思妙想。闭门造车，终非长久之道。”
杨士奇颔首：“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师法四海，择善而从，方能使我文明愈久弥新。然根本之道，不可动摇。”
时间在忙碌的交流与谈判中飞速流逝。转眼到了三月下旬，大部分使团开始陆续准备返程。临行前，皇帝朱标再次在奉天殿设宴饯行，并赐予各国使团回礼——和他们贡品价值同等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以及象征性的“勘合符”（贸易许可凭证）和“诰命敕书”（对各国国王的正式册封或嘉奖文书）。
在最后一场由吴王朱栋主持的、相对私密的告别晚宴上，迪奥戈·佩雷斯终于忍不住，向朱栋提出了一个萦绕心头许久的问题：“尊敬的吴王殿下，鄙人有一惑，不知当问否。贵国拥有如此强盛的武力、精巧的技艺、富庶的物产，为何不似欧陆诸国那般，热衷于远航探险、开拓殖民地、传播商业与信仰呢？”他的问题很委婉，但潜台词是：为何大明没有表现出如同葡萄牙、西班牙那样的全球扩张野心？
朱栋闻言，放下酒杯，目光平静地看向佩雷斯，以及席间其他几位竖起耳朵的西洋使者，缓缓道：“佩雷斯使者的问题，很有趣。我华夏先贤有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大明修武备，是为守土安民，御敌于国门之外，而非恃强凌弱，掠夺四方。”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远航探险，我们大明也有船队下西洋，比你们西洋还要早。我们见识过四海的风浪，也结交过远邦的朋友。然我朝皇帝陛下与朝廷认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贸易互利，可也；传播王化，可也；但若以刀兵强行征服，掠其土地，奴役其民，非仁者所为，亦非长久之计。我大明所求，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协和万邦’、‘四海升平’之天下。我们更愿意通过公平的贸易、文明的交流、彼此的尊重，来建立一种更为持久、也更为稳固的秩序。”
这番话，既有传统儒家“以德服人”的思想，又隐约透露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与否定，更彰显了一种基于自身强大实力的从容与自信。它并非软弱，而是对力量更具掌控力的表现。
佩雷斯等人听完通译的转述，陷入了沉思。他们来自一个正在开启大航海时代、充满竞争与征服欲望的欧洲，大明这种“强大却似乎不谋求无限扩张”的形态，让他们感到陌生，甚至有些难以理解，但同时又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属于古老文明的智慧与气度。
“殿下的胸怀与见解，令人敬佩。”佩雷斯最终躬身道，“或许，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道路。鄙人期待，未来葡萄牙与大明之间，能有更多基于尊重与互利的交流。”
“这正是本王所愿。”朱栋举杯示意。
乾元十一年四月末，最后一批使团船只驶离龙江码头，升帆启航，消失在长江入海口的烟波之中。持续近一个月的“万邦朝觐”盛会，终于落下帷幕。
此次朝觐，影响深远。它不仅极大地巩固了大明在东亚、东南亚乃至部分西洋地区的宗主国地位和威望，更通过有节制的实力展示与文化技术交流，为未来数十年的和平贸易与有限合作奠定了基础。
许多新达成的贸易协议、技术引进意向、乃至潜在的人才交流计划，都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古老帝国与世界连接的方式。
奉天殿的飞檐依旧映照着春日阳光，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也渐渐恢复往日节奏。
但帝国的高层知道，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既带来了机遇，也潜藏着风浪。如何驾驭这股“万国来朝”后的新形势，继续引领这艘巨轮稳健前行，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新课题。
乾清宫内，朱标看着案头汇总的朝觐成果报告与各部院后续计划，对侍立一旁的朱栋和朱雄英道：“此番万邦来朝，声势浩大，成果亦丰。然虚名之下，更需实功。铁路需继续向西向北延伸。海贸章程需细化落实，防范走私与渗透，与西洋诸国打交道，尤需警惕，其技可学，其心难测。各边镇防务，不可因一时太平而松懈。雄英，你与各部院，要将这些意向，逐一落到实处。栋弟，技术引进与防范、海疆情报与安全，你要多费心。”
“儿臣（臣弟）遵旨！”朱雄英与朱栋齐声应道。
朱标走到窗前，望着宫城外繁华的街市与更远处隐约可见的长江帆影，缓缓道：“《诗经》有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我大明今日之光，已照耀四海。然欲使此光永续，非仅凭兵甲之利、器物之奇，更需内修德政，外抚万民，持公平之心，行正义之道。让这四方来者，不仅畏我之威，更敬我之德，慕我之化。如此，方是真正的万国景从，天下归心。”
春风拂过宫墙，带来远处市井的喧嚣与新叶的清香。
乾元十一年的春天，大明帝国在经历了这场空前的国际盛会洗礼后，正以更加自信、开放、同时也更加警惕、务实的姿态，迈向它的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