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消毒水味道浓得刺鼻，白炽灯冷冷地照在墙上的钟上，指针划过了凌晨两点。李秀兰已经第十三次起身查看儿子的状况——23岁的陈志刚在病床上翻来覆去，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387度，又烧起来了。”李秀兰拿起体温计，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
这是儿子换肾手术后的第四周，手术很成功，可这反复高烧让全家人都忧心忡忡。
“妈，我冷……”陈志刚迷迷糊糊地嘟囔着。
坐在角落里的陈建国闻言立刻站起来，想帮忙做点什么，却发现自己手足无措。他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硬币，眼里布满血丝。李秀兰瞥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继续用湿毛巾给儿子擦拭身体。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一个月里重复上演，像一个无法打破的诅咒。
三个月前，当陈志刚被诊断出尿毒症时，这个家就陷入了深渊。主治医生赵明远告诉他们，换肾是唯一能彻底治愈的方法。
“妈，我不治了，太贵了。”陈志刚曾试图说服父母放弃。
“别说傻话！”李秀兰眼含泪光，语气却坚定如铁，“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治好你。”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秀兰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白天在社区食堂打工，晚上回家照顾儿子，凌晨还要接一些缝纫活。她那双曾经修长的手，如今布满针眼和老茧。
陈建国则四处奔波，求遍了亲戚朋友，又去了几个工地找活。但52岁的年纪让他在劳务市场上处处碰壁。他开始夜不归宿，说是去跑长途货车能多挣些钱。每当他深夜回家，总能带回一些钱，不多，却总能解燃眉之急。
就这样，在一家人咬着牙攒够手术费时，李秀兰做了配型检测。
“我的肾适合！”她拿着报告单，眼泪夺眶而出，“志刚有救了！”
手术那天，阳光出奇地好。李秀兰躺在手术车上，望着儿子担忧的脸，笑着说：“傻孩子，妈妈少个肾没事，重要的是你能健康。”
手术过程很顺利。三个小时后，李秀兰的肾脏在儿子体内开始工作。陈建国守在两个手术室之间，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然而，术后恢复期却并不平静。陈志刚的体温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
“可能是术后正常反应，再观察观察。”医生最初这样解释。
直到那个黑色的星期三，血液检测结果出来时，赵明远医生面色凝重地走进了病房。
“我需要和两位谈谈。”他说。
会议室里，赵医生将三份报告依次放在桌上。
“陈志刚的hiv检测呈阳性。”他尽量保持平静，“建议两位也立即做检测。”
李秀兰手中的水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片四溅。
“不可能！我儿子连女朋友都没有，怎么会……”她声音颤抖，突然转向丈夫，“你说话啊！”
陈建国低着头，手指紧紧捏着裤腿。
两天后，检测结果出来了——陈建国和李秀兰同样呈hiv阳性。
医院的走廊里，李秀兰第一次失控了。她扯着丈夫的衣领，声音嘶哑：“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害了我们全家！”
陈建国只是低着头，沉默得像一块石头。
在赵医生的坚持下，医院对手术全过程进行了排查。所有器械、血液制品、医务人员都没有问题。唯一的可能，就是捐肾者的器官本身携带病毒。
“李女士，您手术前的检测确实没有问题。”赵医生翻看着记录，“但hiv有一个‘窗口期’，感染后几周到几个月内，常规检测可能无法发现病毒。”
李秀兰突然想起术前体检时，她曾因照顾儿子累倒，发过一次低烧。医生当时只说是过度劳累，开了些退烧药。
“可我怎么可能……”她百思不得其解。
赵医生转向陈建国：“陈先生，您能否回忆一下，李女士手术前那段时间，你们之间……”
会议室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陈建国终于抬起头，双眼红肿，嘴唇颤抖着：“是我……都是我的错……”
在医生和李秀兰的注视下，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终于崩溃了。原来，在他四处“找工作”的那些夜晚，并非都是真的在工作。巨大的经济压力、对儿子的愧疚、对生活的无力感，让他一次次走进那些幽暗的巷子，用最廉价的方式寻求暂时的逃避。
“我感染后……也不知道……后来和秀兰……有一次……”他断断续续地交代着，声音越来越小。
李秀兰的脸色从震惊转为苍白，最后变成死灰。她想起那个夜晚，丈夫难得早回家，浑身酒气，却异常温柔。那时儿子刚做完透析，疲惫地睡着了，她自己也累得几乎没有力气拒绝。
“窗口期……”赵医生叹息道，“您正是在那段时间感染的，术前检测没能查出来，而手术又将病毒传给了您儿子。”
真相像一把锋利的刀，将李秀兰的心切成碎片。她用生命换来的肾，不仅没能拯救儿子，反而把死神带给了他。
病房里，陈志刚还不知道这一切。他虚弱地问：“妈，医生说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李秀兰强装笑脸：“快了，等烧退了就好了。”
转过身，她的眼泪无声滑落。
陈建国跪在妻子面前，额头抵着冰冷的地板：“秀兰，杀了我吧，是我害了你们……”
李秀兰没有回答，只是望着窗外。春天已经来了，樱花在枝头绽放，可她的世界却进入了永恒的冬天。
赵医生为他们联系了疾控中心和艾滋专科医院。一家三口开始了漫长的抗病毒治疗之路。药物副作用让他们时常恶心、头晕，但李秀兰坚持按时服药。
“志刚需要我，”她对医生说，“至少，我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陈建国主动去了工地，这次是真的。他把所有工资都交给妻子，自己只留最低的生活费。每天晚上，他默默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不靠近，只是守着。
陈志刚最终还是知道了真相。他没有像母亲那样崩溃，只是长时间望着天花板，然后轻声说：“妈，我不怪你，也不怪爸。”
“可你应该怪我们！”李秀兰终于忍不住痛哭，“是妈妈害了你啊！”
“不，”陈志刚握住母亲的手，“是你给了我两次生命。第一次是生下我，第二次是愿意为我捐肾。至于第三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
社区里，流言蜚语像野火一样蔓延。有人同情，有人避之不及，也有人恶语相向。李秀兰辞去了食堂的工作，因为老板委婉地表示“顾客有意见”。
但也有一些改变正在发生。赵医生将他们的案例匿名处理后，向医院提出了加强器官捐献者病毒检测流程的建议。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
一天，李秀兰在等待取药时，遇到了一位同样感染hiv的年轻母亲。她们聊了很久，关于孩子，关于未来，关于如何带着病痛活下去。
“至少我们不是一个人。”那位母亲说。
李秀兰点点头，心里有什么东西悄然松动。
陈志刚的身体在药物控制下逐渐稳定，虽然终身需要服用抗病毒药物和抗排斥药物，但他开始重新规划人生。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艾滋感染者互助小组，开始学习心理咨询课程。
“我想帮助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他说。
陈建国的话越来越少，但他开始参加感染者家属支持小组。第一次分享时，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个罪人……但我想赎罪……”
组长拍了拍他的肩：“这里不论对错，只谈如何向前走。”
一年后的春天，樱花再次盛开。李秀兰推着轮椅上的儿子在医院花园里散步。陈建国默默地跟在后面，手里提着水壶和药物。
“妈，你看那边。”陈志刚指着不远处的一对新婚夫妇，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
李秀兰眼神暗了暗。她知道，儿子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了。
“没事的，”陈志刚仿佛看穿了母亲的心思，“幸福有很多种形式。”
阳光透过樱花树的缝隙洒下来，在三人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李秀兰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丈夫。陈建国紧张地低下头，以为她会再次责骂。
“去帮我们买瓶水吧。”她平静地说。
陈建国愣了片刻，随即点头：“好，好，我这就去。”
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李秀兰轻声对儿子说：“我可能永远无法原谅他，但我开始学习不让自己被恨意吞噬。”
陈志刚握住母亲的手：“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回家。”李秀兰说，“不管未来怎样，我们三个人，一起面对。”
樱花花瓣随风飘落，像一场粉色的雪，覆盖了这个伤痕累累却依然在前进的家庭。前方的路很长，治疗、歧视、经济压力依然像三座大山压在他们身上，但至少在这个瞬间，阳光温暖，樱花灿烂，他们依然在一起。
赵医生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这一幕，轻声对身旁的实习生说：“记住，医学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是理解疾病背后的人与故事。每一个诊断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花园里，陈建国拿着水匆匆回来，小心翼翼地将瓶盖拧开，递给妻子。李秀兰接过，轻轻喝了一口，然后递给了儿子。
这个简单的动作里，没有任何言语，却仿佛包含了千言万语——关于宽恕，关于责任，关于在绝境中依然选择相守的勇气。
生命有时很脆弱，一个错误就可能摧毁一切；但生命也很坚韧，即使在最深的黑暗中，人依然能找到前行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