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里的空气有些发闷，混合着地板蜡和年轻人特有的汗味。
我站在二楼的观察窗后，看着下面那九个穿着新工装的小年轻，正对着模拟台手忙脚乱。
这次轮训考核的内容很简单：模拟突发通信中断下的认证迁移流程。
说白了，就是在敌方强电磁干扰把正常路子堵死的时候，怎么让系统这颗“心脏”换个备用血管继续跳动。
“这也太慢了。”苏晚晴站在我旁边，手里掐着秒表，眉头拧得像根麻花，“标准操作时限是45秒，这都过去一分钟了，三号台还在那发愣。”
我不说话，只是盯着屏幕上的操作日志。
结果很快出来了。
九个人里，六个虽然动作生涩，但好歹是按照手册上的“动态密钥握手协议”走的，算是及格。
剩下那三个，差点把我的血压给干上来。
一号台和五号台，在系统报错的瞬间，不是去切备用信道，而是从兜里掏出了个什么玩意儿，插在音频口上，居然开始播放预录的哨音。
至于那个七号台的小伙子，更绝，直接抓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个号。
林小川在旁边敲了两下键盘，调出通话记录，脸色古怪：“哥不是，总师，这小子拨的是专家组办公室，周振声的专线。”
“乱弹琴！”苏晚晴啪地合上文件夹，声音里带着冰碴子，“这是战场模拟！真打起来了，你是能在战壕里吹口哨，还是能给后方老专家打电话求救？这三个，取消上岗资格，我要查是谁教的这么混账的东西！”
“慢着。”我抬手压住了她想往外冲的势头。
惩罚几个愣头青容易，但这就像割韭菜，根不刨，明天还得长。
“小川，查查这三个人的培训记录。”
两分钟后，结果摆在面前。
这三个人，无一例外，都参加过一个叫“传统保障技能补习班”的课外小组。
讲师栏那一格，空白。但指导顾问写着三个字：周振声。
我让林小川调来了补习班的所有录音。
这老头子很聪明，甚至可以说是滑头。
几十个小时的录音里，他没有一句明说“你们别听手册的，听我的”。
但他就像个讲评书的高手。
“现在的机器啊，太娇气。”录音里传来周振声沙哑又带点磁性的声音，“咱们当年哪有这些花里胡哨的算法？我就讲个真事，那年在猫耳洞里”
他反复在讲案例。
每一个案例的核心都指向同一个逻辑：在关键时刻，复杂的流程会失效，只有老办法、老经验，还有那神乎其技的“听音辨位”，才能救命。
尤其是那个“如何用口琴频率唤醒瘫痪终端”的段子，他讲了不下五遍，每次都引得那一帮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惊叹连连。
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暗示”。
他在给这些白纸涂底色，涂的还是几十年前那一套已经氧化发黄的底色。
“小川，下一节课是什么时候？”我问道。
“就今天下午三点，阶梯教室。”
“你去听听。别带录音笔，带脑子去。”
下午五点，林小川回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总师，这老头真有点东西。”林小川把笔记本摊开，“今天他讲的是76年那个暴雨夜抢通桂南线路的事。他说当时没算法，就靠人心齐，曲子对上了，机器就醒了。”
“学员什么反应？”
“一群人围着他问‘哨音标准频率’是多少。周老笑眯眯地说，记不住数字没关系，耳朵灵就行。”林小川学着周振声的语气，学得惟妙惟肖，然后忍不住吐槽，“这不是搞技术，这是搞玄学啊。”
我点点头，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红头文件纸。
既然你想搞“口传心授”那一套江湖规矩，那我就用工业化的标准体系把你这套规矩碾碎。
次日一早，《关于规范技术传帮带工作的通知》贴满了全所的公告栏。
内容很简单，就三条红线：
第一，非制度化培训，课程大纲必须提前三天报备技术科审核。
第二，严禁将未纳入现行标准体系的操作方法作为教学内容。
第三，讲历史案例可以，但必须同步说明该方法为何被现代技术替代，讲不清楚原理的，一律视为误导。
我在文件最后，特意加了一行手写批注，抄送党委：“防止经验主义穿上传统的外衣。”
这一刀切下去，疼不疼，只有切身的人知道。
一周后，第二轮演练开始。
林小川把最新的数据报表放在我桌上，脸上终于有了点笑模样：“神了。这次全体通关，平均耗时38秒。那三个刺头也被掰过来了，老老实实跑的算法认证。”
“没出乱子？”
“有个小插曲。”林小川挠挠头，“复盘的时候，那个之前打电话的小伙子，嘴瓢了一句，说‘能不能听曲子确认身份’。结果不用我说话，同组的人直接给他怼回去了，说那是以前没带宽才用的土办法，现在这叫带内信令攻击漏洞。”
我调出监控录像。
画面里，那个学员低着头搓着手，脸涨得通红。
而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周振声静静地站着。
他手里捏着半截铅笔，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失落，就像是一尊沉默的雕塑。
散场的时候，我在走廊尽头拦住了他。
手里拿着一份早就签好的物资审批单——是他申请的一批实验用电子管，我批了。
周振声接过单子，看都没看一眼，揣进兜里。
两人擦肩而过，走廊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
“你连徒弟都不让我带了？”
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如果不仔细听，会被窗外的风声盖过去。
我停下脚步，没回头，看着窗外渐渐沉下去的暮色：“周老，我不是不让你带徒弟。我只是在问，你教出来的人，能不能活到下一场战争。”
身后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走了。
“哼。”
一声极轻的冷笑，随后是脚步声远去。
那天晚上，下班铃响过之后，整个办公楼空荡荡的。
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打开保险柜的最底层。
那里躺着一支有些锈迹的旧口琴，上面盖着那张泛黄的签收单，签收人写着：周振声，1962年入库。
那是时代的眼泪，也是时代的残渣。
有些人把它当宝贝，但在我眼里，它只是个需要被封存的样本。
我锁好柜门，关灯离开。
走廊里的应急灯发出幽幽的绿光，把影子拉得老长。
那种令人不安的寂静再次笼罩了整个研究所，仿佛这栋大楼本身正在屏住呼吸，等待着什么。
我抬手看了看表。
此时距离那次足以载入所史的意外，还有不到七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