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的霉味裹着灰尘钻进鼻腔时，林小川抱着半人高的档案袋撞开了门。
他额角挂着细汗，蓝布工装第二颗纽扣崩了线，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秋衣：“林总，1968年rks项目政审材料全调来了。您要的海外关系、注销记录、保密协议签字页，都在这儿。”
我放下手里的搪瓷缸，杯底在木桌上磕出脆响。
水蒸气模糊了眼镜片，我扯下挂在椅背上的白大褂擦了擦，指腹划过最上面那份泛黄的户籍注销证明——吴德海，1970年3月12日，注销原因“移居海外”。
“翻到后面。”林小川的喉结动了动，伸手帮我翻开第三本档案。
牛皮纸封皮窸窣作响，露出三张叠在一起的保密协议。
最上面那张的签字栏里，“吴德海”三个字像被人用钝笔戳出来的，笔画间带着不正常的颤抖，日期是1971年5月7日。
第二张1972年3月15日，第三张1973年11月22日，签字的笔锋越来越流畅，到最后一张时，运笔竟和陈国栋在设备验收单上的签名有七分相似。
我的后槽牙咬得发酸。
手指按在两张签名上反复比对，油墨在纸背洇出的痕迹像两条交缠的蛇：“注销户籍的人，怎么会连续三年签保密协议？”
“承办人都是陈国栋。”林小川从档案袋最底层抽出一沓审批单，每一张的“经办”栏都盖着“陈国栋”的长方形私章，红泥印泥在岁月里褪成淡粉色，“1970年他是安全干事，1971年升了科长。”
窗外的北风卷着雪粒子砸在玻璃上，我抓起电话拨了苏晚晴的分机。
话筒里的忙音响了七声，才传来她急促的喘息：“我在人事处查吴德海外联记录。他堂兄确实在香港，但1958年之后再没通过信。”停顿两秒，她的声音突然低下去，像怕被人听见，“当年说他‘主动申请离厂投靠海外关系’是假话。我翻到1969年的内部电报——吴德海掌握d7共振腔的最终装配工艺，上级专门发过文，说‘尽量劝留’。”
我捏着话筒的手青筋暴起。
1969年，正是d7项目最关键的攻坚期。
共振腔的装配精度直接影响通信距离，整个研究所能闭着眼装完所有零件的，只有吴德海和周振声。
“他拒留了？”
“不止。”苏晚晴的呼吸声透过电流传来，“技术科老陈师傅说，吴德海在车间当众说过，‘这手艺是国家教的，除非我死了，否则不传外人’。然后”她顿了顿，“半个月后他就‘自愿’申请离厂了。”
我“哐当”一声挂了电话。
林小川被惊得后退半步，档案袋里的文件撒了一地。
我弯腰去捡，指尖触到一张泛黄的工资条——吴德海1970年2月的工资单上，“扣罚”栏写着“未完成生产指标”，金额是当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贴告示。”我直起腰，把工资条拍在桌上，“让老罗在电气班贴，征集1968年rks项目的见证人。奖励写技术革新一等功，够诱人吗？”
林小川蹲在地上捡文件，抬头时眼镜片泛着光：“够。老工人们最在乎这个。”
两小时后，老罗敲开我办公室的门。
他的棉帽上沾着雪，工装口袋里插着半截粉笔，显然刚从告示栏过来：“林总，告示贴在车间门口了。您猜怎么着？退休的老焊工王师傅蹲在底下看了十分钟，现在在我班上喝热水呢。”
王师傅的手像老树皮，端搪瓷缸时抖得厉害。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棉袄，右肩有块圆形的灼痕，是焊枪溅的。
“那会儿我跟小吴师傅一个组。”他抿了口热水，喉结滚动着，“他非说电池舱盖内侧要焊梅花点，说是‘防伪标记’。我问他防谁的伪，他说‘防那些想偷手艺的’。后来检查组来了，说影响美观，全给磨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磨得干净吗？”
“哪能啊。”王师傅咧开嘴笑，缺了颗门牙，“他焊得深，磨了三层铁皮还留着印子。我那会儿还跟他说，‘小吴，你这是给后世留密码呢’。”
仓库的铁门“吱呀”一声打开，霉味混着铁锈味扑面而来。
我举着矿灯，光束扫过堆成山的残件——d7舱的报废舱盖、rks项目的废弃电路板、还有半箱生了绿锈的螺丝。
“在这儿！”苏晚晴的声音带着颤音。
她蹲在角落，矿灯的光打在一块巴掌大的舱盖上。
我凑过去，矿灯光线调至最亮——舱盖内侧有片不自然的平滑区域，用指甲轻轻刮过，能触到几个微凸的小点，像落在铁皮上的星子。
林小川掏出放大镜，镜片上蒙着层白雾。
他哈了口气，凑上去看了三秒，突然直起腰：“摩尔斯码！点、横、点w、d、h！”
吴德海。
我摸着那些小点，像摸着他当年焊枪的温度。
仓库外的北风卷着雪灌进来，苏晚晴的围巾被吹得飘起来，扫过我的手背：“他知道有人要动他的手艺，所以藏了名字。”
当晚，我在办公室起草《关于追认吴德海同志为早期军工贡献者的建议书》。
稿纸铺了半张桌子，周振声的钢笔在“联署人”栏签下名字时，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当年他焊梅花点，我还说他多此一举。”
“现在不是了。”我按住他发抖的手，“您的名字在这儿，比任何证明都有力。”
党委会开了三个小时。
我站在投影仪前，把舱盖的照片、摩尔斯码的翻译、还有那三张伪造的保密协议一张张放给委员们看。
说到“有些人死了，可他们做的事还活着；有些人活着，可他们的心早就死了”时，老所长摘下眼镜擦了擦，我看见他眼眶红了。
表决时，十九张赞成票拍在桌上的声音，像十九声鼓点。
公告贴出的那天，雪停了。
我站在告示栏前，看老工人们围在那里，有人用袖口擦告示上的雪，有人小声念着“吴德海”三个字，像在念一个久别重逢的名字。
夜里十点，保卫科小王敲开我办公室的门。
他的棉鞋上沾着雪，脸色发白：“陈陈国栋羁押室里不对劲。我们听见咳嗽声，撞开门一看，他把枕头里的棉絮全撕碎了，堵在嘴里。”
我跟着他跑到羁押室。
铁窗漏进的月光里，陈国栋蜷缩在墙角，嘴角沾着棉絮，眼睛瞪得像铜铃。
见我进来，他突然挣扎着往前爬，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呜咽，像是要喊什么，又被棉絮堵得发不出声。
“他怕什么？”小王小声问。
我没说话。
月光照在陈国栋胸前的工牌上，金属表面泛着冷光——和吴德海那枚被烧毁的工牌，是同一年的批次。
三天后，我在档案馆整理吴德海的资料时，传达室老张头抱着个铁盒进来。
铁盒表面有烧过的痕迹，边角磕得坑坑洼洼，没有寄件人地址，只贴了张便签：“转交林总”。
打开铁盒的瞬间，铁锈味混着焦糊味涌出来。
里面躺着半枚工牌，编号0379，正是吴德海的。
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在颠簸中写的：“告诉老周，第七次校频那天，我没关滤波器。”
我捏着工牌走到窗前。
雪后初晴，阳光照在院子里，周振声正独自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仰头望着天空。
他的白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手插在裤兜里，像是在等什么声音。
我走下楼，踩得积雪“咯吱”响。
他听见脚步声，转头看我，眼里有层水光：“小吴”
“他说，第七次校频那天，没关滤波器。”我把工牌递给他，“他们都听见了。现在轮到我们说话了。”
远处，新一批青年技术员围在那把“问题枪”旁，有人举着示波器，有人拿着扳手，讨论声像春天的风，卷着雪粒子往这边飘。
周振声的手指摩挲着工牌上的焦痕，突然笑了：“当年他总说，‘手艺要传给能听懂的人’。”
我望着那些年轻的背影，阳光照在工牌的焦痕上，泛着暖融融的光。
吴德海的名字，还有那串摩尔斯码，正藏在这光里，等着被更多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