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碾过积雪的声音被风扯成碎片，雨刷器刮得再快，前挡风还是糊着层冰渣。
林小川的手指在方向盘上直打颤，我能听见他羽绒服里的牙齿在打架：“师父，导航彻底哑巴了。”后车传来朱卫东的吼声，他扒着车窗，安全帽上的红绳被吹得猎猎作响：“按老罗标的坐标走！我这儿罗盘还指北！”
雪粒子打在探测仪外壳上，我把仪器贴在脸颊暖了暖——这老物件儿是老罗徒弟的遗物，此刻屏幕上的金属轮廓比两小时前更清晰了。
“停这儿。”我拍了拍林小川肩膀，卡车碾着雪堆刹住时，后车的防滑链“咔啦”一声绷直。
朱卫东跳下车，皮靴陷进半人高的雪堆里，他骂了句娘，抄起铁锹就刨：“奶奶的，这雪得有一米厚！”林小川把热成像仪举到眼前，镜头上蒙着层白雾：“电池操，才五分钟就剩两格了！”他哈着气搓仪器，金属外壳在他掌心结出白霜。
“别用热成像。”我按住他胳膊，“低温下电池扛不住。”转头看向朱卫东，他正举着铁锹要往雪堆里插，“老朱，等会儿。”箱里抽出钢钎，“老罗说当年他们用的就是人工打钎法，每十五厘米取样。”
老罗裹着军大衣凑过来，他的棉手套裂了道口子，露出半截冻得发紫的指节：“我徒弟他最后一次打钎，也是这么深。”他指了指钢钎上的刻度，声音轻得像被风吹散的雪末。
钢钎扎进雪里的第一下，我虎口震得发麻。
林小川举着矿灯给我照着，灯光在雪面投下摇晃的影子，像有人在跳舞。
第五下时，钢钎突然一沉——不是雪，是冻土。
朱卫东抢过钢钎：“我来！”他撸起袖子，棉毛衫的袖口沾着机油，“当年在锻压车间，我能连打二百下不歇！”
雪粒灌进领口，我数着他的动作：“十五厘米三十”当钢钎没入二十八米刻度时，突然传来“咔”的脆响，像敲破了层薄壳。
紧接着，一股暖烘烘的风裹着机油味“呼”地喷出来，吹得林小川的矿灯直晃：“负压！下面有负压！”他的声音拔高了八度，矿灯砸在雪堆上，光斑里浮动着细密的灰尘。
我摸出防毒面具扔过去，自己也套上时，橡胶的凉味直往嗓子眼里钻：“老罗，架通风管！小川，把备用氧气瓶拿过来！”朱卫东攥着钢钎发愣，我踹了他屁股一脚：“发什么呆？找绳子！”
锈蚀的铁梯在脚下吱呀作响，我扶着墙往下走，手套蹭过墙面——是铅板，电磁屏蔽层。
林小川的矿灯扫过操作台时，我们全傻了：绿色指示灯规律地闪着，像心跳。
最上面的控制台贴着张值班表，纸边卷着，最新日期是1971年9月17日，签名栏的“”三个字，和我工具箱里他教我修机床时写的笔记一模一样。
“师父”林小川的声音闷在面具里，“这机器还在运行？”
我伸手触碰键盘，金属按键冰得刺骨。
屏幕突然亮了，蓝色光映得我们脸上发青，登录提示跳出来时，我喉咙发紧——“身份验证：请输入接续者誓言。”
“我愿替你听见。”话出口的瞬间，我想起密室里磁带的杂音，想起塞给我烤红薯时说的“机器不会说话，人得替它说”。
屏幕顿了两秒，绿色进度条缓缓爬满。
林小川凑过来看，呼出的白雾在面罩上结了层霜：“动了！动了！”
他比我记忆中瘦了一圈，军大衣领子磨破了，露出里面的蓝布衫：“我们发现了敌方深层渗透节点，位置就在国内某军工枢纽。但上报后，联络中断。我怀疑内部有变。若有人看到这段录像，请记住：不要相信代号为‘东风8’的新材料审批流程，它被篡改过。另外，告诉秀兰，我对不起她”
“秀兰是李师母！”林小川突然扯下面具，他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我上次去看她，她还在翻老照片，说‘德胜走的时候，兜里还装着半块糖’”
主机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红色灯闪得人眼晕：“外部供电切断，备用电池仅维持30分钟。”朱卫东踹开配电箱的门，探出头时，口罩上沾着黑灰：“主电缆被剪断了！切口齐得跟拿铡刀剁的似的！”
林小川抓起相机就拍，快门声“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我拍文档！我拍！”老罗扒着控制台边缘，手指抠进金属缝里：“主机里的核心数据在硬盘，拆下来！”
我抄起改锥就撬硬盘盖，金属碎屑扎进指缝也顾不上。
硬盘拆下来时还带着主机的余温，我用锡纸裹了两层，塞进内衣贴胸的位置——当年塞给我烤红薯，也是这么贴身的位置。
“走！”我吼了一嗓子，“能拿的拿，拿不了的烧日志备份！”
撤离时暴风雪更猛了，第二辆卡车刚爬上雪坡就“哧溜”滑进沟壑，保险杠撞在石头上，发出闷响。
朱卫东抹了把脸上的雪：“师父，扔点设备吧！车太重！”他的手已经摸到了工具箱的搭扣。
我死死抱着帆布包，里面装着硬盘和林小川拍的胶卷：“不扔。”风卷着雪灌进喉咙，我咳嗽着重复，“不扔。”
老罗突然拽了拽我袖子，他从怀里摸出信号枪，枪管上还沾着体温：“当年红箭分队教过我，三长两短是sos。”他仰起头，扣动扳机，红色信号弹在夜空炸开，像朵血花。
二十分钟后，雪坡上亮起几点灯光。
那些身影披着白布，滑得比风还快，近了才看清是护林队。
带头的老汉摘下口罩，脸上的刀疤从眼角扯到下颌：“小同志，我们每年九月十七都来这儿烧纸。昨晚收音机里突然响《映山红》，调都跑了，我们就知道该来接人了。”
他的手伸过来时，我才发现他少了根小指——和老罗日志里写的红箭分队幸存者特征一模一样。
返程车上，暖气“呼呼”吹着，我摸出录音笔，按下开关：“爸，妈，我找到你们的同志了。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我懂了。这趟我没给你们丢人。”
卡车碾过最后一道雪梁时，补给站的灯光在雪幕里忽明忽暗，像谁在远处打着手电筒。
林小川搓着冻僵的手笑：“师父，咱们是不是该给李师母带块糖？”
我摸着怀里的硬盘，它还热着，像颗跳动的心脏。
而山那边的暴风雪，大概已经等了我们十年——但这次，我们带着答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