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枕闻言，连忙躬身，语气谦谨：“周公谬赞，下臣惶恐，四时之序，本天地自然之理。
“稼穑之法，亦先民世代所积。”
“臣不过拾遗补缺，略加整理，又岂敢称不世之功。”
周公闻言，目光在李枕脸上停留片刻，那双深邃的眼中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意味，似是欣赏其谦逊，又似在审视李枕这个人。
他抬手示意：“坐，不必拘束。”
“谢周公。”李枕再施一礼，与毕公高一同在两侧席位落座。
毕公招了招手，侍女奉上清水。
待李枕坐定，周公方才缓缓开口，声音恢复了之前的温和：“听闻李邑尹于观象测候、推演天时之道上，别出机杼，自成一体。”
“不仅厘定四时八节，更有细分二十四气之说，使农时精准，不违天和。”
“弃龟甲之幽渺，舍蓍草之玄虚，独以天行有常、物候有序为据，推演卜筮。”
“此法奥妙，非寻常贞人巫祝占卜可比。”
他顿了顿，目光平静地看向李枕，仿佛只是在进行一场纯粹的学问探讨：“巧的是，老夫近年来，亦于推演卜筮、探究天人交感之理上，略有心得。”
“草创了一些粗浅的符号与爻辞，试图以简易之法，窥测天道人事之变。”
“李邑尹之观象，老夫也只是略有耳闻，不知今日可否细解。”
来了，就知道会有这一出。
周公是《易》学大家、制礼作乐的宗师，问出这样的问题，自然不可能只是考校自己的学问根底。
不出所料的话，重点应该还是想要看看自己的观象思想，是否与周室即将推行的礼乐秩序有所冲突或补充。
李枕大脑飞速运转，将后世对天文学、物候学的理解，用这个时代能够接受的语言重新组织、包装。
他略作沉吟，才笑着开口道：“观象之根本，在于‘察’与‘验’二字。”
李枕抬起手，指向厅堂之外隐约可见的天空轮廓：“日升月恒，寒来暑往，草木荣枯，鸟兽迁徙，皆循其道，不因人祷而改，不因鬼神而移。”
“细察这些‘象’之变化，寻找其与大地之上草木生长、鸟兽出没、乃至人间寒暖燥湿之间的关联，反复验证，总结其常，规避其变。”
“如，角宿见于东方，则大地解冻，阳气回升。”
“玄鸟、布谷北归啼鸣，则宜播种五谷。”
“此非神力，实乃天地万物，本就相互关联、彼此应和。”
玄鸟是家燕，布谷鸟是杜鹃。
这两种鸟北分别对应春分与谷雨前后的播种节点，是宜播五谷的重要物候信号。
杜鹃的啼声如‘布谷’，有句谚语就叫做‘布谷布谷，收麦种谷’。
此时最宜播稻、黍、稷等五谷。
“观象之要，便在于这‘观变察常’。”
“识其常，则可顺时应势，察其变，则可趋利避害。
“至于‘验’”
他顿了顿，继续道：“观象所赖，一为目见之实，以实证察天地之迹。”
“二为心悟之理，以思辨通万物之序。”
“三为民行之验，以世事证推演之真。”
“三者相辅相成，方能从天地万象中窥得端倪，以济民生、辅治理。”
“不以臆测为凭，不以孤例为证。”
“须得长年累月，记录不辍，比较异同，去伪存真。”
“其次，在于推演。”
“根据已察知的常例，推断未来可能的变化，再以实际验证推断之准否。”
“如此循环往复，方能渐渐靠近天地运行之真实纹理，为农事、为民生，寻得一缕可供依循的微光。”
李枕的回答，刻意回避了任何超自然或神启的解释，将其归结为长期观察、归纳、验证的经验科学，并强调了‘关联’与‘实证’的核心。
这既符合他对历史中早期科学萌芽的认知，也尽可能避免了触碰这个时代敏感的‘神权’领域，显得务实而低调。
周公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几案上轻轻叩击，眼中思索之色越来越浓。
等李枕说完，厅内静默了片刻。
毕公高也若有所思地看着李枕，似在消化他这番话中的新意。
良久，周公才缓缓开口，带着一种豁然开朗般的通透：“善，察之，验之，推之，演之”
“李邑尹此言，令人耳目一新。”
他目光悠远，仿佛穿透了眼前的时空：“昔人卜筮，多赖龟甲蓍草，问于鬼神，所得吉凶，往往系于贞人一辞，神意独断，莫测高深。”
“而老夫近来所思之‘易’，乃化卜为理。”
“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非神谕之谜，乃天地万物运行之模型。”
“你观日月星辰以定农时，我演阴阳刚柔以明治道——”
“皆以自然之律，推人事之宜。”
“皆弃幽渺之谶，求可知之理。”
“虽路径不同，然同归于‘天人合参’之大道，可谓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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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贞人占卜，以龟甲兽骨为媒介，神意是唯一准则。
贞人根据兆纹的形态，直接解读天帝、先公先王的意志。
兆纹的“吉”“凶”是绝对的，无需结合现实人事权衡。
《周易》占卜，以卦爻为媒介，“象数+义理”结合人事推演。
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从“神意独断”转向“天人合参的理性推演”。
二者在占卜逻辑、核心目的、社会功能上差异显着，且这种差异深刻契合了周人‘敬天保民’的统治哲学。
核心目的从“服务神权统治”到“辅助德治与人事决策”。
商代是典型的神权政治，商王自称“帝之子”，而贞人是“帝与王之间的传话人”。
占卜的核心目的，是通过“神意的绝对权威”，巩固商王的统治合法性。
商王所有的政治、军事、祭祀行为，都必须以占卜得到的“神意”为依据。
如商王武丁时期，频繁占卜“是否伐鬼方”“是否祭河神”，本质是用神意来为自己的决策背书，让臣民服从。
周人取代商之后，深刻反思了商亡的教训。
商纣王“不敬天、不保民”，滥用神权，最终导致天怒人怨。
虽说帝辛无论做什么，都直接来一道王诏，说我已经占卜过了，就按我的来，是为了打压贞人集团。
可他的做法无疑也是在滥用神权。
因此周人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核心思想。
意思很简单，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的君主才能获得天命。
《周易》的占卜目的，是辅助人事决策，而非取代人的判断。
周王在占卜时，会结合“卿士、庶民”的意见，即《尚书?洪范》中的“谋及卿士，谋及庶人”。
占卜结果只是决策的参考之一，而非唯一依据。
《周易》占卜，可以说是落实周人的‘敬天保民’与‘德治’理念。
此时的《周易》，已经从‘占卜之书’，逐渐演变为‘蕴含天道、人事、道德的哲学之书’。
占卜的功能被弱化，而‘义理’的价值被凸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公的《周易》，跟李枕的观象，都是从‘神意独断’转向‘天人合参的理性推演’。
说是异曲而同工，殊途共济，也不算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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