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午九点：伦理委员会的虚拟圆桌
修复中心地下三层，全息投影会议室。
一张虚拟的环形圆桌悬浮在房间中央，桌面是半透明的光幕，实时显示着数据流。八个席位环绕圆桌，每个席位前都有身份标识：
陶成文（修复中心总指挥，会议主持）
曹荣荣（临床心理学与医学伦理专家）
陈文渊（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视频接入）
v（危暐）（加密视频接入，人像轮廓处理，声音变声）
圆桌外围是观察席：鲍玉佳、张帅帅、马文平、程俊杰、梁露、魏超（视频）、林奉超（视频）。他们只能观看和接收会议记录，不能直接发言。
这是伦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按照章程，前三次会议将聚焦于“实验设计与伦理审查”文在会前与陈文渊、丽莎·杨两位外聘教授沟通后，决定将首次会议的议题调整为：
“张坚案的多学科复盘：当犯罪过程成为研究资料时的伦理边界”
上午九点整，所有席位亮起。危暐的席位显示为一个模糊的灰色轮廓，没有任何细节。
“会议开始。”陶成文的声音在吸音材料包裹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首先，根据章程第3条，请所有与会者确认：本次会议的所有内容将作为研究资料存档，但不得用于刑事起诉的直接证据。这是为保障学术讨论的开放性。有异议吗？”
付书云第一个举手：“我要求补充：如果讨论中暴露出新的犯罪事实或线索，警方保留调查权。”
陈文渊教授（视频中是一位六十余岁、头发花白的新加坡学者）温和地说：“这符合国际通行的研究伦理——研究保护不覆盖未披露的犯罪行为。我同意。”
陶成文看向危暐的轮廓：“v教授？”
“同意。”变声处理后的声音平静无波，“但我必须声明：我不会在讨论中披露可能直接导致我被捕的信息，如实时位置、当前使用的具体身份等。这是基本的安全边界。”
“可以理解。”陈文渊说，“那么，我们进入正题。今天，我们邀请各位从不同学科角度，复盘张坚案中的一个具体阶段。我建议从诈骗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开始——2018年12月7日，张坚完成第一笔30万转账的那个夜晚。”
他调出时间轴：“根据已有的‘手术日志’，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危暐的轮廓。
（二）第一轮复盘：2018年12月7日——愧疚感如何被转化为转账动力
危暐的轮廓微微前倾，声音通过变声器传来，冷静得像在讲解实验：
“2018年12月7日，实验体09（张坚）面临第一个道德决策节点：是否动用家庭医疗备用金完成第一笔30万转账。当天的外部变量控制如下——”
“变量a：家庭压力”
“其妻李淑芬在当天下午的透析后出现并发症，医疗费催缴单送达医院。这是我们通过医院内线安排的时间点——内线提前知晓并发症风险，但未告知主治医生进行预防性干预。”
曹荣荣立刻举手：“等一下。这意味着你们明知患者可能发生并发症，却故意不干预，以制造危机事件？”
“是的。”危暐坦然承认，“在实验设计中，这属于‘压力事件的自然发生时间窗口利用’。我们不做直接伤害，但利用既有医疗风险。”
“我们有预案。”危暐说，“内线是护士，可以在必要时进行急救。实际上，并发症是可控的——电解质紊乱，及时处理不会有生命危险。我们需要的只是‘危机感’，不是真正的生命威胁。”
付书云拳头紧握，但强行克制。
“变量b：情感触发设计”
危暐继续：“当天晚上8点，张坚在医院陪护。我们通过监控看到他妻子的痛苦表情，以及他频繁查看手机银行余额的行为。晚上9点17分，‘李主任’发送了一条短信：‘组织了解到你家庭的特殊情况，正在研究特批医疗补助。请坚持。’”
沈舟分析：“这条短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没有直接要求转账，而是将‘组织关怀’与‘家庭困难’在时间上并置，暗示‘如果你完成组织任务，组织就会帮助你家庭’。”
“变量c：决策环境控制”
“张坚在医院走廊犹豫了40分钟。”危暐调出当时的手机传感器数据，“心率从72升至112，步频数据表明他在小范围反复踱步。期间他搜索‘公款挪用量刑标准’7次，查看家庭账户余额5次。”
“关键干预点在晚上9点58分。”危暐停顿，“我们通过医院wi-fi，在他手机浏览器中推送了一条‘软文’——标题是《一位国企老干部的临终忏悔：我最大的遗憾是对组织不够忠诚》。”
张帅帅立刻操作设备，调出了那篇文章的缓存记录：“文章是伪造的，但用了真实的国企老干部讣告模板，情感渲染极强。核心论点是：‘有时候，对组织的小小违规，反而是对组织信任的证明，因为那意味着你愿意为组织承担风险。’”
陈文渊教授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这是典型的‘认知重构’技巧。将‘挪用公款’重新框架为‘为组织承担风险’，减轻道德认知失调。”
“变量d：最终决策触发”
危暐最后说：“晚上10点20分，张坚离开医院，在停车场完成转账。位置数据显示，转账后他在车里坐了47分钟。期间没有打电话，只是呆坐。”
“我们有当时的车内音频片段——如果他打电话求助，我们会干扰信号。但他没有。他只是反复播放‘李主任’那条短信，然后开车回家。”
数据展示完毕。圆桌陷入短暂沉默。
张斌第一个开口，声音发颤：“所以那天晚上……我爸在医院看着我妈妈受苦，同时被你们的短信和文章轰炸，最后在停车场一个人完成转账，然后在车里崩溃？”
“从数据上看，是的。”危暐回答，“转账后的心率数据显示，他在车里经历了剧烈的情绪波动，然后进入一种麻木状态。这是道德底线首次突破后的典型反应。”
曹荣荣记录：“第一次突破最为艰难，因为要克服的是长期内化的道德准则。一旦突破，后续的突破会变得更容易——这在心理学上称为‘道德滑梯效应’。”
“验证‘愧疚感转化模型’。”危暐说，“我的假设是：当个体的愧疚感（对家人）与责任感（对组织）被捆绑时，愧疚感不会导致反抗，反而会成为服从的动力。因为服从组织任务被框架为‘解决愧疚的途径’——只要完成任务，组织就会帮助家庭，愧疚就解除了。”
“实验结果呢？”沈舟问。
“假设成立。”危暐说，“第一次突破后，张坚的后续决策明显加速。第二次转账（80万）的犹豫期从三天缩短到36小时，第三次（200万）缩短到28小时。愧疚感确实成为了燃料，而不是刹车。”
陶成文看着数据，轻声说：“所以张坚的善良——他对家人的爱和责任——反而成了害死他的东西。”
“在特定的操纵框架下，是的。”危暐平静地回答，“这也是我研究中最具讽刺性的发现之一：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在系统性的心理操控下，可能成为最致命的弱点。”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三）第二轮复盘：2019年3月——社会支持系统的系统性剥离
陈文渊教授调整了议题：“我们进入第二阶段。根据日志，2019年3月开始，你们开始系统性地剥离张坚的社会支持网络。请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这一阶段的设计。”
危暐的轮廓再次前倾：“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制造‘孤岛效应’。当一个人失去外部参照和情感支持时，他对信息的判断会高度依赖单一来源——在我们的案例中，就是‘李主任’。”
“剥离层一：工作关系”
“2019年3月，我们通过中间人在能源局散布模糊谣言：‘老张最近神秘兮兮，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听说他到处借钱。’这些谣言不具体，但足以让同事产生疑虑。”
鲍玉佳在外围观察席举手申请发言，获准后说：“我在社区工作中见过类似现象——当一个人开始表现出异常时，如果周围有模糊的负面传闻，人们会本能地‘保持距离’，而不是上前关心。这是社会自我保护机制。”
“正是利用这种机制。”危暐继续说，“我们监控到，3月之后，张坚在单位食堂独自用餐的比例从25上升到73，同事主动与他交谈的次数下降了58。”
“剥离层二：朋友关系”
“张坚有三位长期好友。我们采取了差异化策略——”
“对a（正直的老工程师）：制造‘恰巧联系不上’。当他给a打电话时，我们通过基站信号干扰，让电话显示‘无法接通’。连续三次后，他放弃了。”
“对b（心软但易受影响）：通过中间人传话‘老张最近可能涉及麻烦事，你少掺和’。b选择了回避。”
“对c（关系较淡）：不做干预，因为影响力有限。”
付书云忍不住说：“你们连他打电话求救的路都堵死了！”
“实验需要控制变量。”危暐的回答冰冷依旧，“如果他在崩溃前向朋友倾诉，可能会获得不同的认知框架，从而提前终止实验。我们需要观察的是：在完全孤立的条件下，一个人的道德决策中枢会如何工作。”
“剥离层三：家庭关系”
“这是最精细的部分。”危暐调出家庭监控数据，“张坚对家人的愧疚感极强，这既是操控的杠杆，也是潜在风险——他可能向家人坦白。我们的策略是：强化愧疚感，同时切断坦诚沟通的可能性。”
2019年3月15日：张坚儿子张斌再次求职失败，情绪低落。当晚，“李主任”来电：“组织正在推进你儿子的工作安排，已有初步意向单位。”
2019年3月22日：张坚妻子因费用问题被迫减少一次透析。两天后，医院“恰巧”通知有一种新疗法，但费用昂贵。“李主任”同步告知：“特需药品审批已进入最后阶段。”
2019年4月5日：张坚尝试向妻子透露“最近工作压力大”，妻子因病痛只是敷衍回应。监控显示，他之后三天都处于自责中，认为“连家人都帮不上，还让他们担心”。
“是的。”危暐说，“我们称之为‘愧疚-依赖循环’。设计精妙之处在于：每一次‘组织帮助’的承诺都模糊而延迟，永远不会真正兑现，但又总在家庭危机时出现，制造‘希望’。”
沈舟补充社会心理学视角：“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绑架’。张坚陷入了一种思维困境：如果现在退出，‘组织’承诺的帮助就会消失，家庭困境会恶化；只有继续，才可能‘兑现’那些承诺。这种困境会让人丧失理性判断能力。”
陈文渊教授转向危暐：“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是否考虑过这种剥离对张坚心理健康的影响？数据显示，2019年4月，他的焦虑指数已经达到临床诊断标准。”
“考虑过，并持续监测。”危暐说，“实验伦理允许在知情同意前提下造成可控的心理压力。当然，张坚并未知情同意，这是伦理违规。但从纯研究角度，我们需要观察在持续高压和孤立下，个体的心理韧性极限。”
曹荣荣在纸上快速写下：“他将‘伦理违规’轻描淡写为‘纯研究角度’，说明他的道德脱钩已经完成。”
张斌突然举手：“我想问一个问题。”
所有人都看向他。
“你们监控了我爸这么久，”张斌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有没有一次……哪怕一次，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觉得他可怜？觉得不该再继续了？”
圆桌陷入长久的沉默。
最终，危暐回答：“在我的实验团队中，有三名成员在中期提出过伦理疑虑。其中一人于2019年6月退出，我支付了封口费。另外两人被我说服——我向他们展示了实验的‘科学意义’，以及‘个体牺牲为集体知识进步做贡献’的宏大叙事。”
他顿了顿：“至于我个人……在实验进行中，我将张坚视为‘实验体09’，不是一个人。这种认知重构是必要的，否则无法进行如此精密而冷酷的操作。”
“实验结束后呢？”张斌追问，“我爸死后，你看那些数据时，有没有一瞬间，想起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危暐的轮廓静止了。
十秒。二十秒。
“有一次。”他终于说，“在整理‘术后观察’笔记时，我看到一张照片——张坚办公桌抽屉里的那枚纽扣，旁边是他儿子的照片。我意识到，这枚纽扣承载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而这种爱，在我的评分模型里只是一个‘家庭情感连接强度：92\/10’的数据点。”
“那一刻，”危暐的声音似乎有了一丝极细微的波动，“我意识到我的模型遗漏了什么。但我不确定那是什么。直到我看到他喂狗的照片，直到现在坐在这里，听你们称他为‘张坚’而不是‘实验体09’，我才开始……隐约明白。”
陈文渊教授轻声说：“你遗漏的是‘人的不可还原性’。无论多少数据点，都无法完全捕捉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全部——他的爱、他的恐惧、他的尊严、他在绝望中依然选择分一半面包给流浪狗的那种无法被量量的东西。”
危暐没有回应。但监控数据显示，他那一端的音频输入有极其轻微的呼吸变化。
（四）第三轮复盘：2019年7月——终极压力测试的设计逻辑
危暐恢复了冷静的叙述语气：“这是‘终极压力测试’的必要环节。我们需要观察：当个体的道德资源几乎耗尽、退路几乎被封死时，是选择彻底崩溃，还是选择‘最后一搏’的疯狂。”
他调出2019年7月的关键操作记录：
“操作一：虚假希望注入”
“7月10日，我们伪造了‘部委特批文件’，显示‘张坚同志之子张斌的工作编制已进入最终审批流程’。文件细节极其真实，包括具体的部门、文号、甚至审批领导的签名习惯。”
“操作二：危机升级”
“7月12日，通过医院内线告知张坚：‘有一种新的透析方案，可大幅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但每月需自费3万元，且需预交一年费用。’”
“操作三：退路彻底封闭”
“7月15日，安排中间人冒充‘纪委人员’，给张坚单位两位正直同事打匿名电话：‘张坚可能涉及严重问题，组织正在调查，请保持距离。’这切断了他最后的潜在求助对象。”
“操作四：终极叙事构建”
“7月18日，‘李主任’进行了一次长达22分钟的通话。核心信息：”
“‘任务已到最后关头，成功在望。但国际局势突变，需要紧急追加资金完成收尾。’”
“‘你是整个任务最关键的一环，如果此时退出，前功尽弃，国家将蒙受巨大损失。’”
“‘组织承诺：任务完成后，你儿子的工作、你妻子的新疗法、甚至你个人的特殊贡献表彰，都会一一落实。’”
“‘但如果失败，不仅这些没有，你还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沈舟分析通话记录：“这次通话使用了‘损失框架’而非‘收益框架’。不是强调‘成功后你会得到什么’，而是强调‘失败后你会失去什么，并成为罪人’。这在行为经济学中更有效，因为人对损失的恐惧远大于对收益的渴望。”
危暐肯定：“是的。而且这次通话后，我们监控到张坚出现‘决策瘫痪’——连续三天无实质性行动，每天在办公室呆坐超过10小时。这是认知资源耗竭的表现。”
付书云调出那三天的监控记录：“但他还是在7月25日、8月5日、8月15日完成了最后三笔转账。为什么？是什么推动了一个已经崩溃的人继续行动？”
“两个因素。”危暐说，“第一，沉没成本效应。他已经投入了1300万，如果现在停止，这些钱就‘白费’了，而且自己还会成为‘罪人’。第二，虚假希望的最后燃烧。我们设计了一个‘倒计时叙事’——‘只要完成这最后一笔，一切都会好起来’。”
“张坚同志：最后一笔350万到位后，任务将于72小时内完成。届时，你儿子的录用通知书、你妻子的新疗法预约、以及你的特别贡献奖章，将同时送达。坚持最后一步。历史将记住你的名字。”
张斌看着那条短信，眼泪无声滑落：“我爸……真的相信了。”
“他需要相信。”曹荣荣轻声说，“因为如果不相信，他就必须面对自己已经毁了一切、而且无法挽回的现实。那太痛苦了，大脑会选择相信哪怕最荒谬的希望，来避免这种痛苦。”
陈文渊教授转向危暐：“在实验设计上，你们有没有预设‘终止点’？比如，如果张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自杀倾向，是否会干预？”
“有终止协议。”危暐说，“如果张坚表现出明确的自杀意图——如购买工具、写详细遗书、与他人告别——我们会启动‘紧急安抚程序’：通过伪造的‘任务成功’信息暂时稳定他，然后观察他如何应对随后的‘系统暴露’（单位审计）。”
“但你们没有干预。”指出，“根据日志，张坚在8月27日写下遗书草稿，你们监测到了，但没有启动安抚程序。”
危暐沉默两秒：“因为遗书是草稿，没有发送，也没有进一步行动。按照协议，这属于‘自杀意念’而非‘自杀意图’。我们需要观察的是：在最后关头，他是会选择向家人坦白、向组织自首、还是自杀。这是实验的‘终末抉择观察点’。”
付书云猛地拍桌：“所以你们明明可以阻止，却选择观察他死？！”
“从实验角度，是的。”危暐的回答依然平静，“我们需要完整的数据链，包括‘道德决策中枢彻底崩溃后的终极选择’。这是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
圆桌周围，除了危暐，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愤怒、悲痛或难以置信。
陶成文深吸一口气，强行保持主持人的冷静：“那么，在张坚做出最终选择后，你们的‘术后观察’是什么？”
（五）第四轮复盘：2019年8月28日之后——数据如何成为商品
“2019年8月28日凌晨3点17分，张坚在办公室自杀。我们通过监控确认死亡，然后启动‘数据封存程序’。”
“步骤一：痕迹清理”
“远程删除了他手机和电脑中的所有木马程序，清除了我们服务器的相关访问日志。保留了核心数据，但切断了可追踪的连接。”
“步骤二：数据打包”
“将九个月的所有数据——心理指标、生理数据、社会关系变化、决策时间线、资金流转记录——打包成‘实验体09完整数据集’，大小47tb。”
“步骤三：价值评估与定价”
“根据数据的完整性、稀缺性和应用潜力，我们给数据集定价为120万美元。潜在买家包括：其他诈骗集团（用于优化话术）、某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用于社会操控研究）、学术黑市（用于发表‘突破性’论文）。”
程俊杰在外围席举手发言：“我们后来在kk园区服务器发现了销售记录。确实有三个买家接洽，但最终成交只有一个——中东某王室资助的研究机构，以85万美元成交。他们还购买了‘方法论教程’。”
“是的。”危暐确认，“那家机构对‘如何在权威社会中系统性操控个体’特别感兴趣。这是数据集的最大卖点。”
“在知识经济中，所有稀缺数据都有价值。”危暐说，“医学实验数据、心理学研究数据、甚至灾难受害者的生理数据，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交易。我只是更……坦诚地进行了这种交易。”
陈文渊教授摇头：“但这违反了最基本的科研伦理——知情同意、不伤害、数据用途透明。你将这些原则全部践踏了。”
“所以我坐在这里。”危暐说，“接受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这是我第一次，在符合伦理规范的框架下，讨论我的研究。”
他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震惊的话：
“也许，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为什么那些原则存在。”
（六）第五轮复盘：对比实验的伦理差异
会议进入最后阶段。出两个平行实验的实时数据：
左侧屏幕：菲律宾“理想社区”数据流。显示着成员互助、民主决策、冲突调解的记录。
右侧屏幕：云海市“善意地图”数据流。显示着市民自发帮助、社区活动、信任重建的案例。
“v教授，”陶成文说，“你现在同时在运行两个实验：一个是菲律宾社区（由你设计并资助），一个是云海修复实验（由我们运行，你观察）。从实验设计角度，这两个实验的主要伦理差异是什么？”
危暐的轮廓似乎在进行思考。，他回答：
“菲律宾实验的伦理风险包括：”
“1 权力不平等：我作为资助者和规则设计者，对社区有结构性权力。”
“2 自愿性瑕疵：成员因贫困加入，并非纯粹自愿。”
“3 退出成本：虽然承诺提供三个月过渡补助，但退出意味着失去社区支持，实际成本仍然存在。”
“4 观察者效应：成员知道我（或我的团队）在观察，行为可能被扭曲。”
“云海实验的伦理优势在于：”
“1 权力分散：没有单一控制者，社区自组织。”
“2 纯粹自愿：参与者出于真实意愿，没有任何经济胁迫。”
“3 透明性：所有规则和数据公开。”
“4 真实生态：实验发生在真实社会环境中，不是人为建构的‘实验室’。”
沈舟追问：“那么，从科学价值角度，哪个实验产生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云海实验。”危暐毫不犹豫，“因为它在真实世界中验证了假设，样本更自然，外部效度更高。菲律宾实验更像一个‘理想条件验证’，虽然内部效度高，但难以推广到真实世界。”
这个回答让所有人意外。危暐竟然承认自己的实验设计不如修复中心的实践。
张斌再次举手：“既然你知道云海的实验更好，为什么还要在菲律宾做那个社区？”
危暐沉默了更长时间。
“因为……”他的声音似乎有了一丝犹豫，“我需要亲自设计一个‘善的系统’，来验证我是否具备这种能力。或者说，来验证——如果当年我没有走向犯罪道路，如果我用同样的智力和资源去建设而不是破坏，我能创造出什么。”
“也许，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实验：一个曾经用精密计算摧毁他人的人，是否能用同样的精密计算，去建设一些……不那么容易被摧毁的东西。”
会议室里，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陈文渊教授缓缓开口：“v教授，根据今天的讨论，伦理委员会的初步评估如下：”
“第一，你过去的实验严重违反科研伦理，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第二，你目前进行的菲律宾实验，虽然在设计上有所改进，但仍然存在重大伦理风险，需要更严格的监督和调整。”
“第三，你参与云海实验的观察，必须遵守最严格的数据使用规范，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或操控。”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有意愿，将自己的认知模式、决策机制、道德发展轨迹，作为研究对象，纳入一个长期的、符合伦理的追踪研究？这可能包括神经影像学检查、深度心理访谈、认知测试等。研究的目的是理解‘危暐这样的人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防止下一个危暐出现’。”
“我愿意。这本身就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一个研究者的自我研究。条件是：研究必须是科学的、全面的，并且在我被法律制裁后仍然能够继续。我希望我的大脑在死后能被捐献研究，就像那些为医学进步捐献遗体的人一样。”
付书云终于忍不住：“你以为这样就能赎罪吗？就能抵消你犯下的罪吗？”
“不能。”危暐平静地说，“但也许，能让我的罪产生一些除了伤害之外的价值。就像张斌用父亲的痛苦来帮助其他人一样，我也许可以用我的扭曲，来帮助理解扭曲是如何发生的。”
“会议时间到了。按照协议，本次会议记录将存档。下一次会议将在七天后，讨论菲律宾社区的具体伦理监督方案。”
屏幕暗了下去。
伦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但没有人离开会议室。
付书云坐在那里，肩膀因愤怒而颤抖：“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和一个杀人犯讨论学术问题？”
沈舟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我们在尝试理解一个前所未有的案例。如果我们能理解危暐，也许能预防下一个张坚的悲剧。”
张斌轻声说：“付叔叔，我知道你恨他。我也恨。但我想……如果我爸在天有灵，他会希望自己的死能有点意义。如果研究危暐能让别人不被骗，那也许我爸的命就没有白丢。”
曹荣荣调出会议中的生理数据监测：“危暐在谈到自己母亲和狗时，心率变异性出现显着变化。在陈教授问他是否愿意成为研究对象时，他的皮肤电反应出现了积极情绪的特征。这可能不是表演。”
陶成文站在全息圆桌前，看着空置的危暐席位：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了自己的深渊。”
“付书云面对的是正义与理解的冲突。”
“沈舟和曹荣荣面对的是科学伦理的灰色地带。”
“张斌面对的是痛苦如何转化为力量的艰难选择。”
“而我——”他停顿，“面对的是作为一个执法者，是否应该允许一场与魔鬼的交易。”
“但也许，这就是修复工作的本质：不是建立一个没有黑暗的完美世界，而是在黑暗中，一点一点地寻找光。即使那意味着，我们必须先直视黑暗深处的东西。”
窗外，已是黄昏。
第八百九十八章，在伦理困境的黄昏中结束。
下一章，七日之约：当菲律宾社区出现第一个重大危机，当危暐在伦理监督下首次做出“符合道德”的决策，当云海市的善意网络开始反向影响菲律宾社区的运行，两个平行实验将如何互相渗透？而危暐提出的“自我研究”，又将如何改变每个人对他的认知？
深渊已被照亮，但最深的黑暗和最亮的光明，往往来自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