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三年的梅雨季，江南苏州府常熟县的范家大宅里，连廊的青石板都渗着潮气。于氏跪在祖先堂的蒲团上，耳中听得后宅传来的咳嗽声又重了几分，指尖在素色绢帕上掐出的褶皱，比香案上的供品纹路还要深。她刚嫁入范家满三年，丈夫范承宗便得了肺痨，从暮春咳到初夏，原本温润如玉的书生，如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连握着她手时，指节都硌得人生疼。
于氏出身常熟望族于家，父亲曾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家教极严。她自幼通读《女诫》《内训》，却不像姊妹们那般只重针黹女红，反倒常偷翻父亲藏的史书，读到烈女传时，总忍不住摩挲书页上“信”“义”二字。嫁给范承宗时，她是十里八乡羡艳的对象——范家虽非显宦，却是书香世家，承宗年少成名，十七岁便中了秀才，人人都道他前途无量。谁料天不遂人愿，一场秋闱后的风寒，竟拖成了不治之症。
“娘子，别跪了，地上凉。”侍女春桃端着药碗进来，压低声音劝道，“先生刚睡下，嬷嬷让您回房歇歇，不然您也病倒了，谁来照拂先生？”
于氏起身时，膝盖已有些发麻。她扶着香案的雕花栏杆，望向祖先堂外的天井，雨丝像被剪断的银线，密密麻麻织着。“药煎得怎么样？太医开的方子，有没有少放川贝？”
“都按方子来的，”春桃递过温热的药碗，“就是先生今早只喝了小半碗，说喉咙发紧，咽不下去。”
于氏接过药碗，指尖触到瓷碗的温度，忽然想起三年前新婚夜，承宗也是这样端着合卺酒，笑着对她说：“娘子，往后你的手，只用来握笔、绣花，这些凉东西，我来拿。”那时他的手掌宽大温暖，能将她的手完全裹住。如今，那双曾握笔挥毫的手，连端起一碗药都要颤抖。
走进卧房，浓重的药味混着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范承宗斜靠在铺着绒垫的床头，额上覆着一方湿帕，听见动静，缓缓睁开眼。他的眼窝深陷，往日清亮的眸子蒙上了一层雾，但看到于氏时，还是努力牵起嘴角：“回来了？祠堂的香烧完了吗？”
“烧完了，祖先会保佑你的。”于氏将药碗放在床头的小几上，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温度比昨夜又高了些。她拿起帕子，在铜盆里蘸了凉水，重新敷在他额上，“太医说，再喝几副药，等天放晴了，咱们去院子里晒晒太阳，病就会好的。”
范承宗轻轻摇头，握住她的手，力道微弱却执着：“我自己的身子，我清楚。娘子，我对不起你，让你年纪轻轻就……”
“不许说胡话！”于氏打断他，声音有些发颤，“你还要陪我看遍常熟的风景，还要教咱们的孩子读书写字，怎么能说这种话？”
话虽如此，她心里却像压了块巨石。这些日子，她夜夜守在床边，听着他咳到天亮，看着他一点点消瘦，早已明白太医的话不过是安慰。那天夜里，范承宗咳得几乎喘不过气，嘴唇发紫，丫鬟们吓得跪在地上哭，管家急急忙忙去请太医，整个大宅乱作一团。于氏却异常平静，她守在床边，用温水给丈夫擦脸，轻声在他耳边说：“承宗，你若真的走了，我不独活。这话我对天说，对地说，也对你的魂魄说，此生此世，绝不反悔。”
那时范承宗已有些意识模糊，却像是听懂了她的话，眼角滑下一滴泪，紧紧攥着她的手，直到太医赶来抢救，才渐渐松开。这场危机过后，范承宗的病情竟有了一丝起色，能勉强坐起来喝半碗粥，甚至偶尔还能和于氏说几句话。有人说这是于氏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于氏却只是默默摇头——她知道，这不过是回光返照，就像燃到尽头的蜡烛，总会在熄灭前亮上一瞬。
果然，入秋之后，范承宗的病情急转直下。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常熟难得放了晴，于氏扶着他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坐着，金黄的桂花落在他的衣襟上，他却连抬手拂去的力气都没有。“娘子，”他望着天边的流云，声音轻得像一阵风，“我死后，你别太难过。于家就你一个女儿，你要好好回去，找个好人家……”
“我不回于家，也不嫁别人。”于氏打断他，语气异常坚定，“我那日说的话，不是玩笑。你若走了，我便随你去。”
范承宗猛地转头看她，眼中满是震惊和急切：“不行！你不能这样！我范家对不起你，怎能再让你赔上性命？你若真的殉死，我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心！”他激动得咳嗽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涨得通红。
于氏连忙拍着他的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你安心去吧，我若独活，才是真的不安心。咱们夫妻一场，生同衾，死同穴，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天下午，范承宗在她怀里咽了气。他走的时候很平静，握着她的手，脸上带着一丝释然的微笑。于氏没有哭天抢地，只是静静地抱着他渐渐冰冷的身体，直到管家进来禀报，说公婆已经在安排后事，她才缓缓松开手，起身去净手更衣。
范家的丧礼办得十分隆重。范承宗的父亲范老爷子是前翰林院编修，在当地颇有声望，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于氏穿着最重的孝服，跪在灵前，三天三夜水米未进，双眼红肿得像核桃，却始终挺直着脊背，没有倒下。前来吊唁的女眷们看了，都私下称赞她重情重义，却也有人悄悄议论，说她这样下去，怕是要伤了身子。
丧礼进行到第五天，于氏的兄长于仲文从苏州府城赶了回来。于仲文如今在府衙当差，得知妹妹的情况后，急得不行。他一进范家大宅，就直奔灵堂，看到跪在蒲团上的于氏，心疼得眼圈都红了：“妹妹，你这是何苦？承宗贤妹夫走了，我们都难过，但你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啊！”
于氏抬起头，声音沙哑却坚定：“兄长，我那日对承宗许下的诺言，不能反悔。”
“诺言？什么诺言比性命还重要？”于仲文急得提高了声音，“父亲母亲得知你的想法，在家急得团团转，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带回于家。你是于家的独女，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他们怎么活？”
这时，范老夫人也走了过来，她拉着于氏的手，眼眶通红：“儿媳啊，承宗走了，我们范家对不住你。但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你不能就这么断送了自己。你若愿意留在范家，我们把你当亲女儿待；你若想回于家，我们也绝不阻拦。只是殉死的念头，你万万不能有啊！”
于氏看着公婆苍老的面容，看着兄长焦急的眼神，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她知道，这些人都是真心为她好，可她的心意，早已定了。“公婆，兄长，”她缓缓开口，“我与承宗夫妻一场，他待我情深义重。如今他走了，我若独活，便是失了信，丢了义。我意已决，你们不必再劝。”
于仲文见她态度坚决，气得直跺脚：“你这是糊涂！什么信什么义？不过是一时的意气用事！你可知，朝廷如今虽提倡贞节，却也不鼓励殉死？你若真的寻了短见，于家颜面何在？范家又能落得什么好名声？”
为了阻止于氏殉死，于仲文干脆让人把于氏锁在了房间里，派了两个丫鬟日夜看守，连窗户都钉上了木板。范老夫人也日日来劝，给她讲那些守节抚孤的烈女故事，说她若是留下来，将来还能为范家延续香火，比殉死更有意义。于氏却始终不为所动，她在房间里不吃不喝，只是静静地坐着，眼神空洞却坚定。
这样过了三天，于氏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色苍白得像纸。范老夫人看着心疼，便和于仲文商量，不如先放她出来，再慢慢劝。于仲文拗不过老夫人，只好让人打开了房门。谁知，于氏刚出来，就直奔灵堂，跪在范承宗的灵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猛地一头撞向旁边的柱子。
众人惊呼一声，连忙上前拉住她，可她的额头还是被撞破了，血流了满脸。范老夫人吓得腿一软，坐在地上哭道：“儿媳啊，你这是要逼死我们老两口啊！”于氏看着众人，眼泪终于掉下来：“你们为何要拦着我？我只是想随我丈夫而去，难道这也有错吗？”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让她去吧。”众人回头一看，竟是范老爷子。范老爷子一直坐在灵堂的角落里，沉默不语，此刻他缓缓站起身，走到于氏面前，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叹了口气：“承宗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是他的福气。你若真的意已决，我们范家，认了。”
于仲文急道：“范伯父，您怎么能这么说？她可是我妹妹啊！”范老爷子摇了摇头：“仲文，你不懂。有些情意，比性命还重。于氏是个重诺守信的女子，我们强行拦着，反倒委屈了她。”
得到了范老爷子的默许，于氏的心终于定了下来。她擦干脸上的血，对范老爷子磕了个头：“多谢公公成全。”然后，她又转向于仲文：“兄长，对不起，让你和父母失望了。你回去告诉他们，女儿不孝，但女儿此生，无愧于承宗，无愧于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于氏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她亲自缝制了寿衣，用的是范承宗生前最喜欢的青色布料，上面绣着细小的梅花——那是他们初见时，她戴在鬓边的花。她还把自己的首饰都整理出来，一部分留给公婆养老，一部分托人带回于家，给父母做念想。
到了范承宗出殡的前一天晚上，于氏来到范承宗的卧房，这里的一切都还是他生前的样子。书桌上还放着他未写完的诗稿，砚台里的墨早已干了，笔筒里的毛笔也落了一层薄灰。于氏拿起那支毛笔，轻轻摩挲着，仿佛还能感受到丈夫的温度。她走到床边，躺下，闭上眼睛，回忆着和范承宗相处的点点滴滴——初遇时的怦然心动，新婚夜的甜蜜温馨，他中秀才时的意气风发，生病后的相互扶持……一幕幕，都像电影一样在她眼前闪过。
半夜时分，于氏悄悄起身，从枕头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素绢。她走到桌前，铺好绢纸，拿起毛笔，沾了墨，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她感谢了公婆的养育之恩，表达了对父母的愧疚之情，最后，她写道：“承宗，我来陪你了。此生有你，足矣。”
写完信，她将绢纸放在桌上，然后走到床边，静静地坐下。她没有选择上吊，也没有选择投河，而是端起桌上那碗早已准备好的毒药——那是她从药房买来的砒霜，混在了蜂蜜水里。她看着碗里的水，想起了范承宗生前最喜欢喝她酿的蜂蜜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就在她准备喝下毒药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了。春桃端着一碗粥走进来，看到于氏手中的碗，吓得粥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夫人！您不能这样！”春桃扑到她身边，抱住她的腿哭道，“先生在天有灵，也不希望您这样做啊！”
于氏摸了摸春桃的头，轻声说：“春桃，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我心意已决。你跟着我三年，我把你当亲妹妹看。这是我给你的银子，你拿着，找个好人家嫁了，好好过日子。”她从袖中掏出一个银锭，放在春桃手里。
春桃把银锭扔在地上，哭道：“夫人，我不要银子，我只要您活着！您若真的走了，我该怎么办啊？”于氏看着春桃，眼中泛起一丝温柔：“傻孩子，人总有一死，不过是早晚的事。我能和我丈夫死在一起，是我的福气。你别哭了，帮我把那封信交给公婆和兄长，好吗？”
春桃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劝不动于氏了，只好点了点头，哭着跑了出去。于氏看着春桃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然后端起碗，将里面的蜂蜜水一饮而尽。
毒药很快就发作了，于氏感到肚子里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像有无数把刀子在割。她蜷缩在地上，冷汗浸湿了衣衫，却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她看着桌上范承宗的诗稿，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缓缓闭上了眼睛。
当众人赶到时，于氏已经没了气息。她的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手边放着那封绝笔信。范老夫人抱着于氏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我的好儿媳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于仲文站在一旁，眼眶通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妹妹这是用生命，践行了她对丈夫的诺言。
于氏殉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常熟县，人们都称赞她是“贞节烈女”。当地的知县听说后，亲自上门吊唁，并上书朝廷，请求表彰于氏的贞节。朝廷接到奏报后，下旨追封于氏为“贞烈孺人”，还为她立了一座贞节牌坊，就在范家大宅的门口。
多年后，常熟县的人们还在传颂着于氏的故事。有人说她傻，为了一个死去的丈夫，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也有人说她重情重义，是女子的楷模。而那座贞节牌坊，历经风雨，依然矗立在那里，见证着一段跨越生死的诺言，也见证着一位古代女性，用生命书写的“信”与“义”。
其实，在于氏的绝笔信背后，还有一段隐秘的文字，是她用指甲刻在绢纸背面的。上面写着：“承宗，你曾说，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如今，我陪你共赴黄泉，也算圆了你的心愿。来世，我们还要做夫妻。”这段文字，被后来整理遗物的春桃发现，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悄悄将绢纸收好，埋在了于氏和范承宗的合葬墓旁。
春桃后来没有嫁人，她留在了范家，守着于氏和范承宗的坟墓，直到老去。她常常对前来扫墓的人说，夫人和先生，是这世上最恩爱的夫妻，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一定过得很幸福。
嘉靖二十四年的春天，范家大宅门口的贞节牌坊下，开满了粉色的桃花。春风吹过，花瓣落在牌坊上，像是为这位贞烈的女子，献上最温柔的祭奠。而于氏的故事，也像这桃花一样，在江南的烟雨里，一年又一年，被人们传颂着，从未消散。
时光流转，朝代更迭，那座贞节牌坊在历史的风雨中几经损毁，又几经修缮。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一位来常熟任职的官员，在查阅地方史料时，看到了于氏的故事，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诗：“锦帐寒灯守夜长，一诺千金重纲常。江南多少痴情女，不及常熟于氏娘。”
如今，在常熟市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块残破的绢纸，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那位明朝女子，在生死面前的坚定与执着。她的故事，或许在现代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愚昧，但在那个时代，她用生命践行的诺言，她对爱情的坚守，依然值得我们尊重与铭记。
毕竟，无论是在哪个时代，“信”与“义”，都是最珍贵的品质；而那些为了坚守信念，不惜付出一切的人，都值得被历史铭记。于氏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贞节烈女的传奇，更是一曲关于爱与承诺的赞歌，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