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太液池的冰层已完全消融，春水荡漾着细微的波澜。精舍内，朱厚照今日给皇长子朱载堃的课业，不再是书案前的问答，而是一次特殊的“见习”。
几名身着低品官服、风尘仆仆的官员，垂手恭敬地站在下首。他们是刚从江西和宣府返回的兵部、户部郎官，奉命向皇帝禀报前线及地方新政的实地核查情况。而朱载堃，被允许在一旁静听。
兵部郎官先禀报了宣府“快反营”的扩编计划、新式火器配备需求以及河湾之战的详细战果评估。户部郎官则详细呈报了江西去岁赋税总额、工坊区商税收入、流民安置开支与成效等各项数据，并附带了一些实地走访的印象——市面的活跃、纠纷的增多、百姓对新政又爱又怕的复杂心态。
朱厚照听得仔细，不时发问。问宣府新营编练可能遇到的阻力，问江西商税增长中，有多少是源于真实交易扩大，有多少是清丈后田赋并人的转移；问工坊兴起对当地粮价、手工品价格的影响；问那些纠纷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地方官府处置能力如何。
问题具体而深入，显示出皇帝对细节的掌握和对背后逻辑的关切。两位郎官不敢怠慢，尽己所知回答，偶尔有不清楚的，便老实承认，承诺回去再查。
朱载堃站在一旁，努力记忆和理解这些纷繁的信息。他听到的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仁政”、“富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数字、案例、困难和抉择。他听到宣府的将军们为了新战术争吵，听到江西的商人如何钻营又惶恐，听到小吏的疲于奔命和百姓的期望与不安。这一切，比他之前旁听的民间讼争更加宏大，也更加复杂。
待郎官退下，朱厚照才转向儿子：“堃儿，都听到了？有何感想？”
朱载堃整理了一下思绪，谨慎答道：“回父皇，儿臣听到，杨督堂和吴参政都在做很难的事，而且……好像越做，事情越多，反对的声音也越大。”
“是啊，改革就是如此。”朱厚照走到窗前，望着池水，“如同治水。旧河道淤塞了，要挖新渠。挖渠时，会扰动淤泥，淹了旁边的田地，甚至冲垮一些老堤坝。旁边田地的主人会骂，守旧堤的人会拦。但你若因为有人骂、有人拦就不挖了，等到洪水滔天，淹的就是整个家园。”
他转过身，目光深邃：“杨一清在挖北疆的军事新渠，吴永年在挖江西的经济新渠。他们碰到的石头、遇到的阻力，就是那些被扰动的利益和固守的旧念。刚才那些数字和案例，就是新渠挖开后，水流的变化——有的地方灌溉了良田，有的地方产生了漩涡。作为掌舵的人，不能只听欢呼，更不能被骂声吓退。要仔细看那些数字和案例，分辨哪些是真正的问题需要解决，哪些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哀嚎，哪些又是新渠本身需要调整加固的地方。”
朱载堃若有所悟：“所以父皇刚才问得那么细，是要分辨……水流的方向和力道？”
“不错。”朱厚照颔首，“皇帝的决策，不能凭好恶，更不能凭风闻。要基于事实，基于数据，基于对各方利益和人性深刻的洞察。杨一清要扩编新营，好，但要多少银子？多少装备？会挤占多少旧军的资源？可能引起哪些将领的不满？如何平衡？吴永年那边，赋税增长是好，但其中有多少是竭泽而渔？工坊兴盛，但雇工待遇是否公允？市面繁荣，但物价是否平稳？这些，都需要在捷报和颂扬之外，冷静审视。”
他走回案前，指着那堆奏报：“你看，这里有一份弹劾杨一清‘擅启边衅’的，也有一份称赞吴永年‘治绩斐然’的。若只听一面之词，要么觉得北疆将领都是好战之徒，要么觉得江西巡抚乃不世出的能臣。但结合刚才那些郎官的实地禀报，你就能看出，弹劾者可能忽略了鞑虏袭扰在先，而颂扬者也可能掩盖了新政下的新问题。为君者，需兼听，更需明辨。”
朱载堃深深吸了口气，感觉今日听到、学到的，比过去数月背诵的经史更加沉重，也更加真实。他隐约触摸到，那顶名为“权力”的冠冕之下，并非只有荣耀与生杀予夺，更有无尽的责任、如履薄冰的谨慎和洞察秋毫的智慧。
“儿臣……还需慢慢领会。”他老实说道。
“不急，你有的是时间。”朱厚照语气缓和下来，“但记住今日所见所闻。将来你若坐在这个位置上，案头永远会有捷报与弹章齐飞，颂扬与骂声并存。你的任务，就是拨开迷雾，看清本质，然后做出最有利于江山社稷、最无愧于黎民百姓的抉择。这，才是为君者真正的课业，而且，永无止境。”
窗外，春日的阳光正好，洒在太液池粼粼的波光上，也透过窗棂，照亮了精舍内这对天家父子沉静而专注的面容。大明的传承，就在这一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中，悄然孕育，缓缓成形。深水区的激流，考验着掌舵者的勇气与智慧，也锤炼着继承者的心性与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