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三份图纸摊开在灯光下时，秦建国的手微微颤抖。
南京中华门发现的残图记录着以南京为中心的西线、北线藏点，安庆水文站发现的残图记录了皖南、赣北的藏点，而刚刚从紫檀木盒中取出的副本半部，则完整呈现了向东、向南延伸至上海、浙江、福建的路线。
三图拼合，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清晰浮现。
林文渊用高分辨率扫描仪将图纸数字化，在电脑上进行图像拼接和增强处理。随着软件的运行，那些因年代久远而褪色、模糊的线条逐渐清晰，密密麻麻的标注和符号如同繁星般呈现在屏幕上。
“一百零八个标记点。”秦建国数着屏幕上的红点，每个点旁都有细密的标注，“按照周维明的七星编码系统，天枢区十七处，天璇区十四处，天玑区十六处，天权区十三处，玉衡区十五处，开阳区十八处，摇光区十五处。”
“分布六个省份，”林文渊指着地图，“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最远的点在福建武夷山深处，最近的就在南京郊区。”
秦建国放大南京周边的区域。在紫金山、栖霞山、牛首山一带，有七个标记点，呈北斗七星排列。每个点旁除了七星编码，还有更小的字注明文物类型和数量。
“紫金山天枢点：宋元刻本二十七箱，明清字画四十三轴，青铜器九件，存放于天然溶洞，洞口以山石封掩，外植松柏为记。”
“栖霞山天璇点：敦煌经卷副本十六箱，佛像拓片二百余张，存于寺内密室，机关在第三殿石佛座下。”
“牛首山天玑点：宫廷瓷器八十四件，玉器三十一件，藏于废弃矿道，入口在明代摩崖石刻‘佛’字右下三尺。”
一行行读下来，秦建国感到呼吸困难。这些不只是冷冰冰的记录，每一行字背后，都是一群人在枪炮声中拼死守护的文明碎片。
“看这里，”林文渊指着地图边缘的一行小字，“‘民国二十八年冬，第一批转移计三百余箱，分藏七处。二十九年春，第二批二百余箱，分藏五处。二十九年秋，第三批……’这是文物转移的记录。”
继续往下看，周维明用蝇头小楷详细记载了每一次转移的时间、参与人员、运输路线、藏匿方法。有些记录旁还有简短的批注：
“十二月七日，运输队遇日军巡逻，弃车入山林，损失三箱，痛心疾首。带队者王守真右臂中弹，仍护住宋版《史记》不放手。”
“三月二十一日，天降大雨，山路泥泞，骡马车陷，众人徒手推车，衣裤尽湿，至藏点时已近虚脱。沈墨轩取私藏烧酒与众人暖身，曰：‘文物在，华夏魂即在。’”
“八月十五夜，月色甚好，众人于藏点外露宿。周维明指北斗曰：‘他日太平，当依此星图，迎文物归家。’顾静安和诗：‘藏山藏海藏星斗，守得云开见月明。’”
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可以想见记录时的情境——也许在颠簸的车上，也许在昏暗的油灯下，也许在警报声中间隙的短暂安宁中。
秦建国久久凝视着屏幕。八十年的时光，在这一刻被压缩成屏幕上闪烁的光点。那些在战火中奔波的身影，那些在黑暗中守护火种的人们，他们的呼吸仿佛就在耳边。
“我们要找到他们。”他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每一个点，每一件文物，每一个名字。”
二、第一个点
选择从何处开始，是个难题。
一百零八个点，分布在六省数十个县市。有些在城市中，可能已被建筑覆盖；有些在深山里，可能道路已毁；有些标记的参照物，可能已不存在。
经过课题组讨论，决定从南京本地的点开始。一来距离近，便于探查；二来南京的点标记详细，参照物明确；三来作为试点，可以积累经验，完善工作流程。
第一个目标：紫金山天枢点。
根据地图标注，这个点位于紫金山北麓的一个天然溶洞内，藏有宋元刻本二十七箱、明清字画四十三轴、青铜器九件。洞口以山石封掩，外植松柏为记。
“紫金山北麓范围很大，而且经过几十年建设，变化很大。”南京市文物局的李处长指着现代地图说，“解放后紫金山多次修建道路、设施，那个溶洞可能已经被发现，或者被填埋了。”
“松柏为记，”秦建国思考，“如果是当年新栽的松柏，现在应该已经长成大树。找到那片松柏林，就可能找到洞口。”
“但紫金山上的松柏成千上万，怎么找？”
“标记说‘外植松柏为记’，可能是指以特殊方式种植，形成特定图案。周维明喜欢用星象，也许松柏是按北斗七星形状种植的。”
这个推测得到课题组多数人认同。他们调取紫金山的卫星影像和航拍图，重点查看北麓区域。经过三天比对，在紫金山天文台东北约两公里处，发现一片松柏林呈明显的北斗七星状排列。
“七棵主树，位置与北斗七星吻合。”林文渊在电脑上标注，“但这是现在的影像，八十年前种的树，应该更大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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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当时种的就是大树，或者这片树林后来自然生长，但七棵主树的位置没变。”
实地探查很快安排。课题组一行六人，加上两名当地向导，来到那片松柏林。
时值初秋，紫金山上林木葱郁。找到那片树林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七棵高大的雪松屹立在山坡上，排列形状与北斗七星惊人一致。树龄估计都在八十年以上，树干需两人合抱。
“就是这里了。”秦建国对照着手中打印的古地图与现代定位，“洞口应该在‘天枢’星位置的那棵树下。”
“天枢”星对应的那棵雪松最为粗壮。树下杂草丛生，巨石散布。他们仔细搜寻，在树根处发现一块异常平整的大石，与周围山石明显不同。
“这是人工放置的。”李处长敲了敲石头，发出空洞的声音，“后面是空的。”
众人合力，用撬棍移动石块。石头比想象中轻，内部是中空的，外表做了仿石处理。移开石块，露出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向下延伸，深不见底。
专业探洞队员率先进入。洞口向下约三米后转为水平，是一条天然溶洞通道。打开头灯，可见洞壁有人工修整的痕迹，地面平整，铺设了石板。
前行约二十米，空间豁然开朗。这是一个约五十平米的天然洞厅，洞顶有钟乳石垂挂。而在洞厅中央，整整齐齐堆放着木箱。
木箱！数十个大小一致的木箱，码放得整整齐齐，上面覆盖着防潮的油布。油布上积了厚厚的灰尘，但保存完好。
秦建国走近最近的一个木箱。箱体是樟木制成，箱角包着铜皮。箱盖上贴着一张泛黄的标签，墨迹依然清晰：“宋刻本《文选》，李善注，全六十卷，金陵藏书楼旧藏。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封存。”
他的手颤抖着，轻轻拂去灰尘。标签下方，有一个红色的印章，是周维明设计的“文脉守护”印——一本打开的书，上方有一颗星。
“打开看看。”李处长的声音也在颤抖。
专业人员戴上手套，小心打开箱盖。箱内先用油纸包裹，再用宣纸衬垫。掀开层层保护，一套蓝布函套的古籍呈现在眼前。取出最上面一函，打开函套，里面是线装的宋刻本，纸色已经泛黄，但字迹清晰，墨色如新。
“宋刻蜀大字本《文选》……”一位古籍专家激动得声音哽咽，“这是国宝啊！学术界一直以为这套书毁于战火了，原来在这里！”
另一个箱子打开，是明清字画。展开一幅，是文徵明的《山水长卷》，保存完好，只有轻微的自然老化。
青铜器的箱子最大，打开后，九件青铜器用棉絮仔细包裹。最大的一件是西周时期的鼎，绿锈斑驳，铭文清晰。
清点工作持续了一整天。二十七箱古籍，四十三轴字画，九件青铜器，全部完好无损。唯一遗憾的是，有三箱古籍因洞内潮湿，有轻微霉斑，但经过处理完全可以修复。
“八十多年了，”李处长看着满洞的箱子，眼圈发红，“他们是怎么运进来的？怎么藏的？怎么能在战乱中保护得这么好？”
秦建国想象着那个画面：夜深人静，一群人手提肩扛，将沉重的木箱从山脚运到山洞。不能点灯，不能出声，只能在月光或手电筒的微光中摸索前进。也许要往返很多趟，也许有人摔倒受伤，但没有人放弃。
最后封上洞口时，周维明也许就在现场。他会说什么？也许只是默默看着那块假石被推回原位，然后带着众人悄然离去，将秘密埋入深山。
“拍照，登记，然后安排专业运输。”秦建国下达指令，“每一件都要详细记录，每一箱的原始状态都要保存。这不是普通的文物发现，这是历史的见证。”
三、暗流
第一个藏点的成功发现，在文物界引起了震动。消息被严格控制在小范围内，但已足够让课题组振奋。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探查第二个点时，意外发生了。
那天晚上，秦建国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音低沉，带着地方口音：“秦老师是吧？听说你们在找老东西。”
“您是？”
“别管我是谁。我就问，紫金山那些箱子，值不少钱吧？”
秦建国心里一沉：“文物是国家财产，无价之宝，不能用金钱衡量。”
“呵，说得真好听。”对方冷笑，“但我听说，随便一幅画就值几百万。你们找到那么多，功劳不小啊。”
“您想说什么？”
“没什么，就是提醒您，南京这地方，水很深。有些东西，不该碰的别碰，不该找的别找。好好退休，安享晚年，多好。”
电话挂断了。
秦建国握着手机，手心出汗。这不是普通的骚扰电话。对方知道紫金山的发现，知道他的身份，甚至知道他的行踪。
第二天，他接到第二个电话，这次是南京本地的号码：“秦建国先生？我们是‘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的，想跟您合作开发这些文物资源。我们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共享研究成果，利益分成好商量。”
“我不需要资金支持。文物属于国家，不存在利益分成。”
“别这么死板嘛。您想想，那些东西埋在地下也是埋着，拿出来展览，做文创，让更多人看到，不是更好？我们有专业的商业团队，可以最大化文物的价值……”
“对不起，我没兴趣。”
“秦先生，我建议您再考虑考虑。有些事情，不是您一个人能决定的。”
电话再次挂断。秦建国感到不安。消息是怎么泄露的？课题组内部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参与紫金山行动的都是可靠人员。但显然，有人知道了，而且动了心思。
他将情况向文物局领导汇报。领导很重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文物的发现，往往会吸引各种势力。”李处长面色凝重，“走私团伙、非法收藏家、甚至一些打着文化旗号的企业，都会像鲨鱼闻到血腥一样围过来。我们必须加强安保，加快进度。”
“但为什么消息泄露得这么快？”林文渊问，“我们从发现到转移，不到三天时间。”
“可能是当地村民看到了我们的行动。紫金山虽然偏僻，但偶尔也有驴友或村民经过。看到那么多人上山，还搬下来那么多箱子，难免猜测。”
“也可能是内部有问题。”一位安全部门的同志说，“我们会调查。”
会议决定：第一，立即加强已发现文物的安保，转移至保密仓库；第二，课题组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禁止对外透露任何信息；第三，后续探查行动采取更隐蔽的方式，减少人员，化整为零。
但暗流已经涌动。
第三天，秦建国接到顾秀兰女儿赵女士的电话，声音惊慌：“秦先生，昨天有几个陌生人来找我母亲，问听雨斋老宅和紫檀木盒的事。我母亲没见他们，他们就一直在小区附近转悠。我有点害怕。”
“报警了吗？”
“报了，警察来了，他们就走了。但今天又来了，换了几个人，说是记者，要采访抗战文物保护的事。我觉得他们不像记者。”
“我马上过来。”
秦建国赶到江宁，在小区门口确实看到两个可疑的人在徘徊。他上前询问，对方称是某网络媒体的，想采访顾秀兰老人。但问起具体媒体名称、记者证，对方支支吾吾，最后匆匆离开。
“他们问得很细，”赵女士说，“问木盒里有什么，问图纸的内容，还问我母亲还知道哪些藏宝地点。我说不知道，他们还不信，说可以出钱买信息。”
“您母亲怎么样？”
“吓着了。昨晚没睡好，一直在说胡话，提到外公，提到周先生，还说‘有人要来抢东西了’。”
秦建国去看望顾秀兰。老人坐在轮椅上，眼神惊恐，握着他的手不放：“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外公说过，有些人不是为了保护，是为了偷，为了卖……”
“顾老师，别怕，我们会保护您的。”
“他们要抢……那些东西不能落到坏人手里……周先生说过，宁可毁掉，也不能让国宝流失……”
秦建国心中一紧。周维明确实在笔记中写过：“若事不可为，当毁钥焚图，绝不可使文物落于贼寇之手。”那个时代的人，真有这样的决绝。
安抚好顾秀兰，他联系警方，申请对顾家进行保护。警方同意加强巡逻，但建议老人暂时搬到更安全的地方。
“这些人只是开始。”回程的路上，林文渊忧心忡忡，“如果一百多个藏点的消息完全泄露，会引来多少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技术难题，还有人性贪婪。”
“所以必须加快进度，在更多人知道之前，完成初步探查和记录。”
“但安全呢？我们这些人，都是文弱书生，怎么对付那些人？”
秦建国沉默。他想起周维明笔记中的一段话：“护宝之事，非独力可成。需联合正直之士，借助官府之力，晓以大义，明以利害。”
八十年前，周维明们联合了学者、商人、僧人、甚至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形成保护网络。八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网络。
四、网络
秦建国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合作范围。在文物局的协调下，课题组与公安、国安部门建立了联系，获得了安全保障支持。同时，联系了六省的主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邀请他们加入“文脉保护计划”。
“这不是某个单位的工作，而是整个文物界的责任。”在第一次跨省协调会上，秦建国展示着星图，“一百零八个点，分散在六省，我们需要各地同志的支持。每省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本省区域的探查保护工作。”
响应是积极的。各省文物部门都派出了精干力量，有些还主动提供了本地历史资料，帮助定位。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有些地方对文物发现后的归属有想法，希望在本地博物馆展出；有些则担心安保压力，不愿接手；更有些直接问：“发掘出来的文物，怎么分配？经济效益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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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国不得不反复解释：“这些文物是抗战时期各地文博机构、藏书家、收藏家集中转移保护的，原本就来自全国各地。最终归属要根据原始来源确定，但首要任务是保护。至于经济效益，文物不是商品，不能用金钱衡量。”
私下里，他感到疲惫。周维明那个时代，人们保护文物是出于文化自觉，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现在，文物常常被视为资源，甚至是政绩和经济的筹码。
“这就是时代的不同。”林文渊苦笑，“但至少，我们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愿意为文物保护出力。这就是希望。”
第二个探查点选在安徽黄山附近。根据地图标注，这里藏有明清徽州文书、契约、族谱等地方文献，对研究徽州文化至关重要。
黄山工作组由当地博物馆和考古所组成，秦建国带队指导。藏点在一个废弃的祠堂地下室，入口隐蔽在神龛后。这次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便装前往，夜间作业，信号屏蔽，外围警戒。
然而，就在他们打开地下室，开始清点文物时，意外还是发生了。
凌晨两点，秦建国接到外围警戒人员的报告：有三辆车朝这个方向驶来，行迹可疑。他立即下令停止作业，人员隐蔽，文物原样封存。
十分钟后，三辆越野车停在祠堂外，下来十几个彪形大汉，手持强光手电，开始搜查祠堂。
“他们在找什么？”躲在暗处的林文渊低声问。
“找我们，或者找文物。”秦建国透过缝隙观察，“看他们的装备，很专业。有对讲机，有探测器，不是普通盗贼。”
那伙人搜查得很仔细，但祠堂内部结构复杂，他们一时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带头的是个光头男子，脖子有纹身，正对着对讲机说话：“……没发现，但仪器显示有金属反应。再找找，肯定在下面。”
他们用金属探测器在地面扫描。秦建国心里一沉：文物里有不少金属件，探测器能发现异常。
果然，探测器在神龛附近发出报警声。光头男示意手下：“这里，地板下面是空的。”
就在他们要撬开地板时，警笛声由远及近。当地公安接到了报警，迅速赶到。那伙人见状，立即撤退，上车逃离。
事后清点，文物完好无损。但这次事件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对手不仅知道他们在找文物，甚至能大致定位到具体地点。
“有内鬼，或者我们的通讯被监听了。”安全部门的同志分析，“对方能准确找到黄山这个点，说明他们知道地图内容。”
“地图内容只有课题组核心成员知道。”秦建国扫视在场的七个人——都是各省的骨干，签署了保密协议。
“不一定是人泄露的。”林文渊提出另一种可能，“对方可能有某种技术手段，或者，他们在跟踪我们。”
“跟踪？”
“从南京到黄山，我们虽然分散行动，但如果有人长期监视，还是能发现规律。而且，对方既然知道紫金山的发现，就能推断我们会按图索骥，找到下一个点。”
“那为什么是黄山？地图上一百多个点，他们怎么知道我们选了这个？”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沉默。确实，选择黄山是前一天晚上才定的，除非对方能实时获取他们的信息。
秦建国想起了那个“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的电话。他们提到“共享研究成果”，是否意味着他们想通过合作获取信息，合作不成，就改用其他手段？
警方介入调查，但那些人都用了假车牌，面部遮挡，难以追踪。唯一的线索是，其中一个人掉落了一个打火机，上面印着“金鼎艺术品拍卖公司”。
“金鼎拍卖，”李处长皱眉，“我知道这家公司，总部在香港，大陆有很多业务。去年涉嫌走私文物被调查，但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他们的手伸得真长。”
“文物走私是暴利行业，一张完整的藏宝图，对他们来说是无价之宝。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搞到手。”
压力之下，秦建国反而冷静下来。对手的出现，证明了这项工作的价值——如果是不重要的东西，不会引来这么大阵仗。同时，这也提醒他们，文物保护不仅是技术活，更是斗争。
“调整策略，”他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说，“第一，地图分拆，各省工作组只掌握本省的标记点，不透露其他省份信息。第二，通讯加密，重要信息面对面传达。第三，探查时间随机，行动前不通知具体地点。第四，与警方密切合作，每次行动有安保预案。”
“那进度会慢很多。”有人担心。
“安全第一。周维明他们用生命保护这些文物，我们不能让它们在我们手上出事。”
五、钥匙的秘密
就在黄山事件后的第三天，顾秀兰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是受到惊吓，引发心脏问题。赵女士日夜守候，疲惫不堪。
秦建国去医院探望。病床上，老人插着氧气管，面色苍白，但神志清醒。看到秦建国，她艰难地招手。
“秦先生……有件事，我该早点告诉你……”老人的声音微弱。
“顾老师，您别急，慢慢说。”
“那把钥匙……紫檀木盒的钥匙……不止一把。”
秦建国一愣：“什么？”
“外公……留了两把钥匙。一把在砖里，另一把……在别处。他说，一把开盒，一把……开别的。”
“开什么？”
顾秀兰摇头，呼吸急促：“他没说……只说，两把钥匙都在，才能见全貌。盒里的图，只是……一半的全貌。”
秦建国与林文渊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的震惊。难道他们找到的副本半部，还不是全部？
“另一把钥匙在哪里？”秦建国轻声问。
“在……在……”顾秀兰努力回忆，但显然想不起来，“外公说……在它该在的地方。和盒子……有关联。”
“和盒子有关联？盒子里只有图纸和信，没有其他东西啊。”
“也许……也许盒子本身……”顾秀兰话没说完，突然咳嗽起来。护士赶紧进来处理，探视不得不中断。
离开医院，秦建国立即返回单位，重新检查紫檀木盒。之前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盒内的图纸上，对盒子本身只是粗略查看。现在，在专业设备下，盒子被仔细检查。
紫檀木盒，长三十厘米，宽二十，高十厘米。盒盖雕七朵莲花，莲瓣可轻微活动。盒身四面雕刻梅兰竹菊，底部平整，无特殊标记。钥匙孔在正面，被莲花纹饰环绕。
“如果还有另一把钥匙，应该有另一个锁孔。”林文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每一寸，“但这个盒子只有一个锁孔。”
“也许不是这个盒子，是另一个盒子。”
“顾静安说‘两把钥匙都在，才能见全貌’，而且和盒子有关联。这个关联是什么？”
秦建国拿起盒盖，对着光看。紫檀木质地细密，纹理优美。突然，他注意到盒盖内侧有一些极浅的划痕，像是用针尖刻的。
“这里有东西。”
在侧光下，那些划痕显现出来——不是随机的划痕，而是字迹，极小的字：
“盒中有盒，图外有图。匙分阴阳，枢在七曜。”
“盒中有盒？”秦建国轻轻敲击盒底，声音沉闷，不像是空的。但他注意到，盒底的厚度似乎比盒壁要厚一些。
“难道是夹层？”
他们不敢贸然拆解，将盒子送到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用x光扫描。扫描结果令人吃惊：盒底确实有夹层，厚约一厘米，内部似乎有卷状物。
“能无损打开吗？”秦建国问修复专家。
“可以，但需要时间。紫檀木很脆，年代久了，强行打开会损坏。要用蒸汽慢慢软化胶合处，一点点分离。”
修复工作持续了三天。在精密仪器和专家手下，盒底夹层被小心打开。里面是一个油纸包裹，展开后，是另一张图纸。
这张图纸比之前的小，材质也不同，是丝绢，薄如蝉翼。上面画的不是地图，而是一个复杂的机械结构图，标注着各种尺寸和说明。
“这是……某种装置的设计图。”机械专家研究后说，“看结构，像是一个多层的密码锁，或者保险箱。有七层转盘，每层有三十六个刻度，对应天干地支。最中心有个锁芯，需要特定的钥匙才能打开。”
“钥匙就是另一把钥匙？”
“很可能。看这里，”专家指着图纸上的一个细节，“锁芯结构很特殊，需要双钥匙同时插入，从两个方向转动，才能开启。一把钥匙是你们找到的那种针型钥匙，另一把应该是……十字型的，有四个齿。”
“装置在哪里？图纸有标注位置吗？”
图纸边缘有几行小字，是周维明的笔迹：
“此匣名‘七曜枢机’，置于文脉之中枢。内藏全图之总钥，及诸藏点之详录。需以阴阳双匙，于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依星图所示方位开启。静安兄存半图，余存半钥。合之，可得全豹。维明，民国三十年春。”
“文脉之中枢……”秦建国喃喃重复，“文脉的中枢在哪里？南京？还是特指某个地方？”
“周维明说‘静安兄存半图，余存半钥’——顾静安保存了半张图纸，周维明保存了半把钥匙。我们现在有图纸，但只有一把钥匙。另一把钥匙在周维明那里，但周维明1943年就失踪了。”
“周秉谦说他父亲的遗物里没有钥匙。”
“也许在天津，和笔记本一起藏着的？或者，周维明交给了别人？”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这次，他们至少知道还有更深层的秘密——盒中有盒，图外有图。他们已经找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六、周维明的下落
要找到另一把钥匙，必须找到周维明最后的下落，或者他托付钥匙的人。
秦建国再次联系周秉谦，详细询问他父亲的所有遗物。周老先生仔细回忆，确定没有十字形钥匙，也没有类似“七曜枢机”的装置。
“父亲晚年很少提过去的事。但他提到过，有些东西‘交给对的人了’，我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
“交给对的人……会不会是交给了文物保护网络的其他成员？”
“有可能。但他没具体说是谁。”
秦建国重新研究周维明的笔记本。在最后几页，有一些看似随意的记录，可能是日记，也可能是备忘录：
“三月初七，晤陈、沈、王、顾诸君于听雨斋。议定最后之藏处，名为‘枢机’。此为我等心血之结晶，亦为最大之险着。成，则文脉可续；败，则前功尽弃。诸君皆凛然，顾兄尤甚。”
“四月初三，制‘枢机’成。精巧绝伦，然开启极难。此天意也，非有缘有德者，不可得之。”
“四月十五，将‘枢机’送至预定处。归途遇雨，衣衫尽湿，然心中快慰。此身可死，此志不泯。”
“五月初二，得消息，日寇有所察觉，恐将搜查。紧急转移部分文献，余者深藏。与诸君约定，各守秘密，至死不休。”
“六月初九，与静安兄最后一面。托付半图，彼托付半钥。此别或成永诀，然无悔。静安兄赠诗：‘藏山十年图破壁，守得云开见月明。’余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七月初一，离宁赴沪。行踪已露，恐难久全。焚部分书信，留此笔记，若后世有得，当知吾志。”
这是最后的记录。之后，周维明去了上海，1943年在上海失踪，再无音讯。
“枢机”应该就是“七曜枢机”，那个需要双钥匙开启的装置。周维明将其送至“预定处”，这个地方就是“文脉之中枢”。但这个中枢在哪里？上海？南京？还是别处？
“看这句，‘与诸君约定，各守秘密，至死不休’。”林文渊指着笔记，“参与‘枢机’计划的不止周维明和顾静安，还有陈、沈、王等人。就是通讯录上那些人。”
陈树人，1945年病故。沈墨轩，1947年去香港。王守真，1948年迁台。都已知下落。
“但周维明说‘此别或成永诀’，说明1941年6月之后，他们可能再没见过面。他托付半钥，可能不是在这次会面，因为顾静安只有半图，没有半钥。”
“半钥可能在另一个人手上。周维明可能将半钥分给了不同的人，需要合在一起才能用。”
这个推测符合周维明一贯的谨慎作风。他设计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地图分三处，钥匙分两把，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条件才能集齐。
“我们现在有半图，一把钥匙。还需要另外半钥，才能打开‘七曜枢机’。而‘七曜枢机’里，才有全图的总钥和详录。”
“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一层套一层。”林文渊苦笑，“周维明真是把保密做到了极致。”
“乱世之中，不得不如此。”
接下来的几天，秦建国集中研究“七曜枢机”的设计图。这个装置的精巧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七层转盘，每层有三十六刻度，对应天干地支的排列组合。中心锁芯需要两把钥匙从两个方向同时插入，转动特定角度，才能触发机关，打开内层。
而两把钥匙的齿形、长度、转动角度，必须完全匹配，误差不能超过零点一毫米。这意味着，没有钥匙，几乎不可能暴力打开。即使用现代技术切割，也可能触发自毁装置——图纸上确实有注明：“若强行开启，内藏酸液将毁所储之物。”
“阴阳双匙，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依星图所示方位开启。”秦建国琢磨着这句话，“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这是罕见的时间。下一个甲子年是2044年，但甲子年里的甲子月甲子日……”
他查阅农历，发现甲子年里的甲子月不一定有甲子日，而且公历农历对应复杂。周维明说的“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可能是一个特指的时间，也可能是某种密码。
“也许不是字面意思，”林文渊猜测，“‘甲子’是天干地支的开始，可能象征起点。‘依星图所示方位’——可能要用七曜盘确定方位，在特定时间、特定方位才能开启。”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找到‘七曜枢机’和两把钥匙，还需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用正确的方法才能打开。”
“周维明这是设计了一个时空密码锁。”
难度越来越大，但秦建国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这不仅是为了那些文物，更是为了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执着、他们的牺牲。
七、意外发现
就在他们全力研究“七曜枢机”时，一个意外发现改变了方向。
安庆文物局在对水文站地下砖室进行进一步清理时，在墙壁夹层里发现了另一个铁盒。这个铁盒与之前发现三辰仪的铁盒类似，但更小，藏在砖墙深处，金属探测器都没有发现。
铁盒里是一本薄薄的日记，周维明1941-1943年的日记。之前发现的笔记本是工作记录，而这本日记是个人记录，更加私密，也更加详细。
日记从1941年7月开始，正是周维明离开南京赴上海的时候。日记里记录了他的行程、见闻、思考，以及文物保护工作的细节。
一些关键段落：
“七月十五日，抵沪。沪上亦非乐土，日伪横行，人心惶惶。与沪上同仁密会，议定在租界内设临时文库，收藏转移之文物。然租界亦不可久持，需另谋长策。”
“八月三日，访徐家汇天主堂，与司铎密谈。教堂地下室坚固隐蔽，可暂存部分精品。司铎乃法国人，同情我辈，然亦惧日人淫威。许以重金，乃允。”
“九月十日，闻南京陈兄病危，心急如焚。然交通断绝，不得往探。陈兄掌江南文献目录，若有不测，目录失传，则所藏文物恐成无主之物。当速遣人赴宁，取目录副本。”
“十月五日，目录至，幸甚。然陈兄已病故，痛失良友。目录所载文物一千二百件，分藏十七处。此中华文明之血脉，绝不可断。”
“十一月二十日，日寇进占租界，局势骤紧。急将徐家汇所藏转移，分置三处。一处藏于某银行保险库，一处藏于某洋行仓库，一处……置于最危处，或可幸免。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
最后这条让秦建国屏住呼吸。“最危处”是哪里？日伪机关？日军驻地？还是其他意想不到的地方？
继续往下看：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起，日美开战。沪上局势更乱，日寇搜捕更严。同仁中有被捕者，刑讯之下，不知能否守密。余已准备后事，若有不测，当毁身以全义。”
“民国三十一年元月，春节。独在沪上，思念宁中诸友。静安兄有信至，言听雨斋梅花开矣，忆昔年共赏梅之乐，恍如隔世。山河破碎，梅花依旧，人间何世？”
“二月十日，得密报，日寇特高课已注意余之行踪。转移住处，深居简出。‘枢机’之事，唯余与静安兄知，当可保全。所忧者，诸藏点之详录，若落敌手，则前功尽弃。当制副本，分藏之。”
“三月五日，制副本成，一藏于‘枢机’，一交静安兄，一随身。此三副本合，方为全录。缺一不可，防有失也。”
原来如此！不仅地图有副本，藏点的详细记录也有三个副本。一个在“七曜枢机”里，一个给了顾静安，一个周维明随身携带。
顾静安的那份，应该和半图一起放在紫檀木盒里，但盒中只有图，没有详录。可能详录在另一处，或者顾静安将其分开隐藏了。
周维明随身携带的那份，可能随着他的失踪而遗失。但也许，没有遗失。
日记的最后一页，是1943年4月7日：
“今得消息，日寇已知‘文脉’之事，将大肆搜捕。余行踪已露，不可久留。当离沪赴港，转道内地。所携副本，已密置于安全处。若余有不测，后世有缘者，可于余最后驻足处寻之。愿天佑华夏，文脉不绝。维明绝笔。”
“最后驻足处……”秦建国重复着这个词，“周维明最后在哪里？他离开上海后去了哪里？如何失踪的？”
日记没有更多信息。但“最后驻足处”这个提示很重要，也许周维明将最后一份副本藏在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
“上海，1943年4月，周维明准备离开上海去香港。”林文渊在地图上标出，“但从上海到香港，路线很多。海路？陆路？还是其他方式？”
“当时上海被日军占领，去香港不容易。可能先到浙江、福建，再转道香港。也可能在上海等待时机，但被捕了。”
“他说的‘安全处’，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途中某个地方。”
范围还是太大。但至少，他们有了新的方向：寻找周维明“最后驻足处”。
八、上海之行
秦建国决定去上海。虽然时隔八十年，城市面貌天翻地覆，但一些老建筑还在，历史档案还在，也许能找到线索。
上海档案馆、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他一一走访。查找1943年前后的历史记录，寻找周维明的踪迹。
资料浩如烟海。在上海市档案馆，他找到了1943年日伪警察局的档案，里面有被捕人员名单、监视记录、搜查报告。一页页翻过，那些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那个时代的恐怖。
突然，一个名字跳入眼帘：“周维明，男，四十二岁，江苏南京人，职业教师。涉嫌反日活动，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被捕，关押于极司菲尔路76号。六月十日，转移至其他机关，下落不明。”
“极司菲尔路76号”，那是汪伪特工总部，有名的魔窟。周维明在那里被关押了近两个月，然后“转移至其他机关，下落不明”——通常是处决的委婉说法。
日期是1943年6月10日。从日记的4月7日到被捕的4月15日，中间有八天时间。这八天里，周维明应该做了准备，藏匿了那份副本。
他会藏在哪里？被捕时随身物品会被搜查，不可能藏在身上。可能藏在住处，但住处也会被搜查。最安全的地方，是公共场合但又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秦建国来到极司菲尔路76号旧址。这里现在是居民区和学校，当年的恐怖建筑已无踪迹。他在周围行走，想象着1943年的场景：便衣特务、铁丝网、岗哨、囚车……
如果周维明知道自己可能被捕，会把东西藏在哪里？离76号不远，但又不在搜查范围内的地方。
他查阅老地图，1943年这一带的情况。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附近，有教堂、学校、商铺、民居。周维明可能选择什么地方？
“教堂……”秦建国想起日记中提到徐家汇天主堂，周维明曾在那里藏过文物。也许他会选择另一个教堂。
他查找上海的老教堂名录。1943年，离极司菲尔路较近的教堂有曹家渡圣弥额尔堂、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的慕尔堂等。但教堂在战时也被监视，不一定安全。
“银行保险库？”日记中提到用银行保险库存放文物。但银行需要身份，容易被查。
“码头仓库？”可能，但范围太大。
秦建国在档案馆继续查找。在76号的审讯记录中，有周维明的口供片段。日伪问他文物下落，他回答：“文物乃中华瑰宝，已妥善藏匿。尔等休想得之。”
又问藏在哪里，他答：“在它该在的地方。”
又是这句话！“在它该在的地方”——顾静安也说过类似的话，明觉法师也说过。这似乎是他们这个群体的暗语。
“该在的地方”是哪里？对文物来说，该在博物馆、图书馆。对藏宝图来说，该在安全的地方。对周维明来说，最后时刻，他会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哪里？
秦建国注意到，口供记录中有一段很特别。审讯者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周维明答：“我要见一个人。”
“见谁？”
“我的老师，章太炎先生。虽然他已于年前去世，但我要去他墓前祭拜。”
“胡说！章太炎葬在苏州，你如何祭拜？”
“心到即可。章先生教我读书做人，今将死，当告之：学生未辱师门。”
这段对话看似是周维明临终前对老师的告慰，但秦建国觉得另有深意。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周维明是他的学生。在最后时刻提到老师，提到去墓前祭拜，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章太炎墓在苏州，但1943年时，上海有没有与章太炎有关的地方？”
他查找资料。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但在上海活动多年，曾任教于多所大学，在虹口有故居。他去世后，上海学界曾举行追悼会。
秦建国找到章太炎上海故居的地址：虹口区山阴路。1943年时，那里是章太炎旧居，可能还保留着他的书房、藏书。
如果周维明要把东西藏在“该在的地方”，老师故居的书房，也许是个选择。那里有文化意义，又与周维明有渊源，日伪可能不会搜查。
但山阴路离极司菲尔路很远，周维明被捕前只有八天时间，他来得及去那里藏东西吗？而且，他如何确定东西不会被人发现？
除非，那里有他信任的人。
秦建国继续查找章太炎家人的情况。章太炎有一子章导，一直居住在上海。1943年时，章导应该三十多岁，可能还在上海。
在上海市户籍档案中，他找到了章导的记录：章导，1910年生，住山阴路132弄，职业教师。1949年后仍在上海，1956年迁往北京。
章导还活着吗？如果活着，已经一百多岁了。可能性很小。但他可能有后代。
经过一番周折，秦建国联系上了章导的孙子章明，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教师，现居北京。
电话里，章明证实：“我祖父章导确实认识周维明，周是我曾祖父章太炎的学生，常来家里。但1943年的事，我不清楚。我父亲生前很少提那段历史。”
“您父亲是？”
“我父亲章立，1928年生，1943年时十五岁。他可能知道些什么，但他十年前去世了。”
线索似乎又要断。但章明接着说：“不过，父亲留下了一些老照片和信件，我可以找找看。如果有周维明的相关信息，我告诉您。”
三天后，章明发来一张照片的扫描件。照片拍摄于1941年，在山阴路章家故居前。照片中有章太炎夫人、章导，还有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人戴着眼镜，面容清瘦，正是周维明。
照片背面有题字：“辛巳秋，与师母、导兄暨诸同门合影于沪上。维明。”
“我父亲在照片背后写了注，”章明在电话里说，“他认得周维明，说周先生常来借书，有时一坐就是半天。1943年春天，周先生来过一次，行色匆匆，交给祖父一个布包，说暂时寄存，很快就来取。但之后再也没来。”
“布包！里面是什么？”
“父亲不知道。他说布包不大，扁平的，像是书本或文件。祖父将其收在书房，后来……后来就不见了。”
“不见了？什么时候不见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祖父整理书房，发现布包不翼而飞。家里人都觉得奇怪，但也没太在意，以为是什么不重要的东西。现在想来，可能被人拿走了，或者祖父将其转移了。”
“您祖父后来提过这件事吗？”
“提过一次。1966年，红卫兵来抄家，祖父很紧张，偷偷对父亲说：‘书房第三排书架，左下角，有一块砖是松动的，里面有东西，不能让他们找到。’但当时混乱，父亲没来得及处理，后来再去查看，东西已经不见了。祖父说是他提前转移了，但转移到哪里，没说。”
又是松动砖块！顾静安在听雨斋的砖洞里藏钥匙，章太炎故居的书房里也有松动砖块。这是那个时代人们常用的藏物方法。
“那块砖后来呢？”
“房子几经易主，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但砖墙可能还在，砖块可能还在。”
秦建国立即赶回上海，来到山阴路132弄。章家故居是一座老式石库门建筑，现在住着三户人家。说明来意后，现住户很配合，允许他们查看书房。
书房在二楼，现在被用作卧室。墙壁粉刷过多次，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但墙壁还是砖墙，外面抹了灰。
秦建国用仪器检测墙体，发现左下角确实有一块砖后面是空洞。与住户商量后，小心地凿开墙面，取出那块砖。
砖后是一个小洞，但里面是空的。不过，在洞的底部，有一个用油纸包裹的小物件。取出打开，是一把钥匙。
十字形钥匙，黄铜质地，长约六厘米，四个齿长度不一。钥匙柄上刻着两个字：“文枢”。
“文枢……文脉之中枢。”秦建国心跳加速，“这就是开‘七曜枢机’的另一把钥匙！”
但钥匙找到了，“七曜枢机”在哪里？周维明说“置于文脉之中枢”，这个中枢在哪里？
秦建国仔细检查钥匙和油纸包。油纸内侧有字，是周维明的笔迹：
“此匙为阴，彼匙为阳。双匙合，枢机开。枢机所在，文脉之心。昔年与诸君埋坛于紫金山巅，祭告天地，誓护文脉。坛下有密，启之可得。维明，三十二年三月。”
“紫金山巅……埋坛祭告……”秦建国想起，在周维明的笔记中，确实提到过“金陵同仁聚于紫金山巅，设坛告天，誓与文物共存亡”。那是在1937年南京沦陷前，文物保护网络成立时的仪式。
“坛下有密”——祭坛下面有秘密。
但紫金山巅范围很大，具体在哪里？祭坛是临时搭建的，八十年过去，痕迹早就消失。
不过，既然提到“埋坛”，应该是埋了东西。可能是石碑，可能是铜鼎，也可能是其他标记物。
秦建国联系紫金山管理局，查询1937年前后紫金山上的历史活动记录。在中山陵管理处的档案中，找到一条：1937年11月，一批文化界人士在紫金山天文台附近举行仪式，立誓保护文物。但没有具体位置。
“祭坛可能在天文台附近，因为那里是紫金山最高点，也是观星的地方，符合周维明的天文学背景。”林文渊分析。
他们再次登上紫金山。天文台位于第三峰，海拔250米，是紫金山最高点之一。周围是森林和平坦的观景台。
“如果埋了东西，应该在不显眼但又有标记的地方。”秦建国环顾四周，“周围有岩石、树木，但八十年了，变化太大。”
他们用金属探测器在周围扫描。几个小时后，在天文台东北侧的一块巨石下，探测器发出强烈信号。
挖开表层土壤，下面是一个铁箱，已经锈蚀严重。打开铁箱，里面是一个铜匣，保存完好。铜匣上刻着字：“文脉中枢，七曜枢机。后世有缘，得见此匣，当知先人之志，守文明之火。民国二十六年冬，金陵同仁共立。”
铜匣有锁，正是图纸上那种需要双钥匙开启的锁孔。两个锁孔，一圆一方，圆的对应针形钥匙，方的对应十字钥匙。
秦建国取出两把钥匙。针形钥匙插入圆孔，十字钥匙插入方孔。同时插入，按照图纸上标注的方向转动——顺时针三圈，逆时针两圈，再顺时针半圈。
“咔哒”一声，铜匣的盖子弹开了。
九、枢机之内
铜匣内部，是精巧的机械结构。七层转盘层层相套，中心是一个圆柱形空间，存放着一个更小的铜筒。
秦建国小心取出铜筒。筒身光滑，没有任何标记。拧开筒盖，里面是一卷丝帛，展开后，是一张完整的、详细的地图。
这不是藏宝图，而是“文脉网络”的全图——不仅包括文物藏点，还包括人员网络、联络方式、应急方案、甚至每个藏点的详细清单和开启方法。
地图边缘，周维明用朱笔写了一段话：
“见此图者，当为我辈同道。文物之藏，非为私己，而为天下。此网络耗费我等十年心血，涉六省一百零八处，护文物三千七百四十一件。每件皆详录于《文脉总目》，分藏三处，另有《总目》索引在此匣中。
“开启各藏点之法，各有不同，然皆依天时、地利、人和而设。有需特定节气，有需特定星象，有需数人共至，有需密语相合。盖防无心之人误开，亦防有心之人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