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枯井的发掘结束后，秦建国的生活似乎该回归原有的轨道。但那些木箱、信件、星图，还有周维明笔记上“阴阳或将永隔”的字句，像细密的蛛网，黏在他的思绪里。工棚里，唐代陶俑静静地立在修复台上，而他握着工具的手，却迟迟没有落下。
手机震动了。是林文渊发来的照片——南京图书馆密室里发现的一本皮质笔记本，摊开的那页画着复杂的几何图形，旁注：“七点成阵，三点为枢，枢动则阵转。”
“三点为枢。”秦建国喃喃重复。天津枯井是其一，南京老宅是其二，第三点在哪里？
他拨通林文渊的电话。南京正是梅雨季的开端，林文渊的声音裹挟着淅沥的雨声：“笔记本是周维明的工作日志，从1937年记到1939年。大部分是工程数据和草图，但最后几页很特别——他在研究‘三枢联动’。”
“什么意思？”
“我还在看。但从草图看，他似乎设计了一个三角结构：天津点、南京点，还有第三个点，三点用虚线连接，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每个点都有星图标记，但第三个点的标记是空白的，只写了一个字：‘时’。”
“时？”秦建国起身，走到贴满照片和图纸的墙前，“时间？时机？还是……时代？”
“都有可能。但更关键的是这句。”林文渊念道，“‘三枢如钟表三针，各司其职：津藏物，宁藏法，第三枢藏……’后面被涂掉了，墨迹晕开，像是水滴。”
秦建国凝视着墙上那张民国时期的中国地图。天津、南京，两点之间画一条线，再以这条线为边，作等边三角形——第三个顶点落在长江中游，大约在安庆、九江一带，但更精确的位置需要计算。
“笔记本里有没有坐标？数字？方位角？”
“有一串数字：1155，305，7。看起来像经纬度，但不太精确。还有一行小字：‘江心见月，斗柄指南’。”
“江心见月……”秦建国立即想到，“是在江上？还是江中岛？‘斗柄指南’——北斗斗柄指向南，那是夏季的星象。”
“夏季，江心，月夜。”林文渊在电话那头翻动纸页，“如果这是寻找第三点的线索，那我们可能需要等到夏天，在特定地点观察天象。”
秦建国却想到另一个角度：“周维明是工程师，不是诗人。他的隐喻应该有工程学基础。‘江心’可能不是真正的江心，而是某种结构或地形的代称。‘见月’可能需要特定角度的反光或投影。”
两人约定，林文渊继续研读笔记本，秦建国则从工程角度分析线索。挂断电话后，秦建国没有立即开始计算，而是从档案柜里取出天津文物的高清照片，一张张重新审视。
不是看文物本身，而是看它们的摆放。
十二个木箱的陈列，在发掘现场照片中一目了然：三排四列，整齐如矩阵。但秦建国注意到，从门的方向看，箱子并非完全正对，而是有微小的旋转角度。当时以为是地面不平，但现在想来，也许是有意的。
他用量角器在照片上测量。以门口为观测点，第一排箱子逆时针偏转约7度，第二排正对，第三排顺时针偏转7度。整体形成一个极扁的“v”形。
“7度……”这个数字太熟悉。周家系统中，“七”无处不在：七个点、七色、七曜、七序锁。
他将箱子的偏转角度与星图对比。北斗七星中，天枢与摇光的连线，与赤道圈的夹角大约也是7度。而在天文观测中，7度是北斗在一年中位置变化的幅度之一。
“箱子排列是星图投影。”秦建国意识到，“但不是平面投影，是立体投影——用箱子的高度模拟星体亮度？”
他调出每个箱子的文物清单。一号箱是古籍，二号箱书画，三号箱青铜器……十二个箱子，按材质分类。但周维明的记录显示，隐藏时间是“民国二十八年冬至始，二十九年春竣”，历时三个多月。在这期间，他完全可以按任何顺序装箱，为什么非要按材质？
除非顺序本身就是信息。
秦建国将箱子按编号重新排列：壹到拾贰。如果对应十二辰，或十二地支，或十二月……他尝试各种对应关系，都不完全契合。直到他想起铜盘上的八卦符号——只有七个卦，缺“坤”。而十二个箱子，如果分成三组，每组四个……
他猛然起身，在纸上快速计算：十二地支分三组，每组四支，可对应四季、四方。但周维明用“三枢”，不是“四枢”。
“三组，每组四个箱子。”秦建国喃喃道，“每组一个‘枢’？”
他拨通天津博物馆的电话，联系上文物保管部的张主任。寒暄后，他问：“张主任，那十二个箱子的文物，现在分类整理得如何了？”
“按材质和年代初步分类了。不过有件怪事，”张主任的声音带着困惑，“我们在每件文物的包装里，都发现了一小张标签纸，用毛笔写了极小的字，像是编码。但编码规则看不懂——不是数字，也不是字母，像是某种符号。”
“能拍给我看看吗？”
几分钟后，照片传来。标签纸只有指甲盖大小，上面是用蝇头小楷写的字：有的像“巽三·甲”丁”
八卦、数字、天干。
秦建国心跳加速。八卦是七曜属性的延伸，数字可能是顺序，天干……可能是日期，或方位。
“每件文物都有吗？”
“目前拆开的六箱都有，每箱十二件文物，每件都有，但符号组合都不同。我们还在整理，但觉得这不是常规编号。”
“当然不是。”秦建国深吸一口气，“这是密码索引。张主任，请务必完整记录每个符号，不要弄乱顺序。这可能比文物本身更重要。”
挂断电话，秦建国看着满墙的资料，感到一张巨大的网正在收紧。周维明不仅在藏物，更在藏“法”——隐藏的方法、解码的规则、系统的逻辑。文物是“体”，方法是“用”，而连接体用的，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符号。
他重新审视那串数字：1155，305，7。如果1155是经度，305是纬度，那确实在安庆附近的长江段。但“7”是什么？高程？深度？还是第七个点？
“江心见月，斗柄指南。”秦建国在电脑上打开电子地图，输入坐标。位置显示在长江安庆段，靠近一个叫“鹅毛洲”的江心沙洲。放大地图，沙洲形状狭长，像一弯新月。
“月……”他放大卫星图。沙洲上现在主要是农田和零散民居，但在民国时期，这里可能有其他建筑。他切换成历史地图模式，找到1930年代的老地图。
鹅毛洲上，标着一个小小的建筑图标，旁注：“水文观测站，民国二十四年建”。
水文站。观测江水、记录数据的地方。如果是周维明设计的，那么“见月”可能不只是比喻——水文站可能有特殊的光学设计，在月夜产生特定效果。
秦建国将这个发现告诉林文渊。林文渊在笔记本里找到了对应记录：“民国二十六年春，受水利委员会之托，设计安庆水文站观测室。特设天窗一，可收月光于池，以验潮位。”
“月光验潮？”秦建国疑惑，“月光对潮汐有影响，但用天窗收月光入池，这方法太诗意了，不像工程做法。”
“除非池不是普通水池。”林文渊发来另一页草图：一个圆形水池，池底有刻度，池边有立柱，立柱上有镜面装置。“旁注：‘月过中天，镜转光移，影落刻度，可知大潮之期。’”
秦建国明白了：这是一种利用月光投影来预测大潮的简易装置。月满之时，月光通过天窗和镜面系统，投射到水池刻度上，影子落在特定刻度，对应特定潮位。这需要精确的光学计算和建筑定位。
“水文站现在还在吗？”
“我查一下。”林文渊敲击键盘的声音传来，“安庆地方志记载，鹅毛洲水文站在1954年大洪水中被冲毁，后来在上游重建。原址已成农田。”
线索似乎又要断了。但秦建国注意到草图上的一行小字：“基础深七米，以青砖糯米浆砌，纵有洪水，基座不毁。”
“基础深七米，基座可能还在。”他说，“即使建筑被毁，地基可能留存。而且如果是周维明设计的，地基里可能有东西。”
“你是说，第三点可能就在水文站地基里？”
“‘津藏物，宁藏法，第三枢藏……’藏什么？如果天津藏的是文物本身，南京藏的是隐藏方法，那第三点可能藏的是……钥匙？或者地图？或者更重要的东西。”
林文渊沉默片刻：“但即便地基还在，也在江心沙洲上，现在应该是私人承包的农田。我们去勘探，需要手续，也需要当地配合。而且，如果真有东西，几十年过去，可能早就被发现了。”
“如果那么容易发现，就不叫‘藏’了。”秦建国说，“周维明擅长把东西藏在最明显又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水文站地基如果还在，可能被当作普通地基，上面盖了农舍或仓库。我们需要实地去看。”
两人决定，等林文渊读完笔记本全部内容，就去安庆一趟。但在这之前，秦建国想先弄清天津箱子符号的含义。
他花了三天时间，整理出目前已发现的全部符号。十二箱文物，每箱十二件（部分箱内文物数量有出入，但标签总数是144张），共有144个符号组合，由八卦、数字、天干组成，偶尔有地支。
秦建国将它们输入电子表格，尝试找出规律。很快，他发现了第一个模式：八卦只有七个（缺“坤”），数字从一到七，天干十个齐全，地支偶尔出现。
“地支是箱号索引。”秦建国推测，“子、丑、寅、卯……对应壹到拾贰箱。八卦和数字是文物在箱内的位置，天干是……”
他对照文物清单，发现天干似乎与文物质地或年代有关。金属文物多配“庚辛”（金），书画多配“甲乙”（木），瓷器多配“戊己”（土），古籍多配“壬癸”（水）。而“丙丁”（火）极少出现，只有三件——都是与火有关的文物：一盏古代油灯、一套火镰、一幅《燧人氏钻木图》。
“五行属性。”秦建国在笔记本上写下，“周维明用八卦定类，数字定序，天干定质，地支定位。这是一套完整的分类编码系统。”
但这套系统用来做什么？仅仅是归档吗？
他想起周维明信中“所托之物，已分置七处，星图为钥”。如果天津十二箱是“所托之物”的一部分，那么这些符号可能是“星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是图形星图，而是符号星图。
秦建国尝试将符号转化为星点。他以地支为经度（十二等分圆周），八卦为纬度（七等分半径），数字为距离，在极坐标系中描点。当144个点全部标出后，一个模糊的图形出现了——不是北斗，而是一个更复杂的星座，有点像“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
但图形不完整，只有龙头和部分龙身，缺少龙尾。
“缺了一部分。”秦建国盯着屏幕，“如果这是星图，那它应该对应天空中的某个区域。但缺了龙尾，图就不完整。要么是还有文物没发现，要么是龙尾在别处。”
他想到了南京的“三箱”。周维明记录“津门藏其十二，金陵藏其三”，加起来十五箱。而符号有144个，如果每箱十二件，正好十二箱。南京的三箱没有标签？还是标签系统不同？
他联系林文渊，询问南京发现的文物情况。林文渊回复：南京图书馆密室发现的三箱，主要是手稿、图纸、仪器，没有标签，但每件物品都有编号，编号规则是“宁-甲-001”之类的格式。
“宁”是南京，“甲、乙、丙”可能是分类，“001”是序号。与天津的符号系统完全不同。
“所以天津的系统是完整的，南京是另一套。”秦建国思忖，“第三点的文物，如果有，可能是第三套。三套系统，三种编码，但可能指向同一个目标。”
目标是什么？周维明费尽心思，设计如此复杂的系统，只是为了藏文物吗？文物已经藏好了，为什么还要留下这么多线索，让人寻找？
除非，文物本身不是终点，而是路标。
这个想法让秦建国背脊发凉。如果文物是路标，那它们指向什么？更大的秘密？更重要的东西？还是说，这个“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周维明想要传递的东西？
他再次阅读周维明的信件。在给兄长的一封信中，周维明写道：“吾所设计，非为藏宝，而为藏智。后世得之，若只取物，是买椟还珠；若能得法，方不负我心。”
藏智。藏方法。藏智慧。
秦建国忽然理解了。周维明是工程师，是系统设计者。他设计的不仅是藏物系统，更是一套传承系统——如何保护，如何隐藏，如何寻找，如何解读。文物是载体，方法是内核。
所以他留下星图，留下符号，留下线索。他不是要为难后人，而是要训练后人——用解谜的过程，让人理解他的思路，学会他的方法。
“这是一堂课。”秦建国轻声说，“跨越八十年的工程课。”
他决定暂时放下符号分析，先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唐代陶俑还在等待修复，天文仪器的收尾工作也需要完成。但思绪已经打开，他看待文物的角度不同了。
修复陶俑时，他不仅看破损处，也看它的制作工艺：泥胚的厚度、烧制的温度、彩绘的笔法。每一道工序，都是古代的“编码”，传递着工匠的知识。修复，就是解码和还原。
就像周维明的系统，需要被解码和还原。
一周后，林文渊读完了全部笔记本，发来一份摘要。最关键的发现，是周维明在1939年除夕写的一段话：
“津宁之藏已成，然心有不安。时局日危，战火蔓延，此间所藏，能存几何？思之再三，决意设第三枢，不藏物，不藏法，而藏‘钥’。钥非实体，乃‘时’与‘位’之交。江心见月，斗柄指南，非为诗情，实为算法。后世若有心，当可循天象、地理、人事三才，得见全豹。若不能，则天意也。”
“钥非实体，乃‘时’与‘位’之交。”秦建国反复咀嚼这句话。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第三枢藏的，可能是一个时刻，一个位置，一个事件。
“江心见月，斗柄指南”是提示，但不是答案。它指示地点（江心），时间（月夜，斗柄指南的夏季），但“交”在哪里？
他想起天文观测中的一个概念：天体在特定时间经过特定方位，称为“中天”或“冲”。如果“见月”是月过中天，“斗柄指南”是北斗七星斗柄指向正南（夏季午夜），那么两者同时发生的时刻，就是“时”与“位”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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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国打开天文软件，输入安庆的经纬度，设定时间为1939年夏季（周维明设计的时间），查找月过中天且斗柄指南的时刻。软件计算显示，1939年7月15日，农历五月二十九，午夜11时37分，月过中天（满月后两天），同时北斗斗柄指向正南。
“1939年7月15日午夜。”他记下这个时间。
但仅有时间地点还不够。“交”还需要一个具体的“点”——那个时刻，月光会照在哪里？
水文站的草图显示，天窗和镜面系统会将月光投射到水池刻度上。如果系统还在，月影会落在特定刻度。刻度可能是数字，可能是符号，也可能是一个点。
“那个点，就是‘钥’。”秦建国明白了，“第三枢藏的不是物品，而是一个坐标。当月影落在那个刻度时，它指向一个位置——可能是真正的藏宝地，可能是另一个线索，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象征。”
但水文站已毁，水池、天窗、镜面都不复存在。即便知道原理，也无法再现那个时刻。
除非——周维明留下了备用方案。
秦建国重新检查笔记本的扫描件。在关于水文站的那几页背后，有淡淡的印痕，像是下一页写过字，墨迹透了过来。他用图像处理软件增强对比度，调整曲线，终于看清了印痕的内容：
“若站毁，可于原址立竿，竿长七尺，于上述时刻，量影长，可复得。”
立竿测影——最古老的天文测量方法。如果水文站被毁，可以在原址立一根七尺（约233米）的竿子，在特定时刻（月过中天、斗柄指南）测量影长，通过影长可以计算出某个数值。
“影长是数据，数据对应什么？”秦建国计算。在北纬305度，夏至日正午太阳影长大约是竿长的07倍。但这是月影，月光是反射的太阳光，原理相同，但亮度不同，影长测量更困难。而且，为什么要测量月影？
除非，影长本身就是一个密码。
七尺竿，在特定时刻的影长，可能是一个具体数值。这个数值可能是经纬度、可能是距离、可能是编号。
秦建国将“立竿测影”的思路告诉林文渊，两人决定尽快去安庆。但在此之前，秦建国想先去天津博物馆，亲眼看看那些文物和标签。
五月中的一天，秦建国来到天津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在专门的实验室里，十二箱文物已全部开箱，正在做系统的保护和登记。张主任带他穿过层层门禁，进入恒温恒湿的库房。
文物被分门别类放置在特制的架子上，每一件都配有标签和状态记录。秦建国走到第一排架子前，戴上手套，轻轻拿起一件青铜爵。贴着小标签：“震四·丙”。
“震”是八卦之一，属木，方位东。“四”是数字。“丙”是天干，属火。青铜器本属金，却标“丙火”，看似矛盾，但仔细看，这件爵的三足有烟熏痕迹，可能曾被用于温酒，与火相关。
“不是按材质，而是按功能或属性。”秦建国对张主任说，“周维明的分类系统是多维的：八卦可能表示物品在系统中的作用，数字表示顺序或等级，天干表示本质属性，地支表示存放位置。”
“这有什么用？”张主任不解，“直接记录‘青铜爵，商代，高18厘米’不就行了？”
“如果只是记录，确实简单为好。但如果这是一张星图的一部分，每个符号就是一个星点，那么组合起来就有意义了。”释，“比如，这件‘震四·丙’，在星图中可能对应天空中某个特定的点，这个点的坐标、亮度、颜色，都用符号编码了。”
张主任若有所思：“你是说，这些文物本身是‘星星’，它们的排列构成星座？”
“不完全是。文物是实体，星座是抽象。但周维明用符号系统，在实体文物和抽象星座之间建立了映射关系。理解这个映射，就能读懂他想传递的信息。”
“什么信息？”
秦建国摇头：“我还不知道。但肯定不只是‘这里有什么文物’。”
他继续查看。在第七箱的文物中，有一件特别的物品：一个黄铜制成的星盘，直径约二十厘米，上面刻有精细的星座和刻度。
星盘本身并不罕见，罕见的是它的保存状态和使用痕迹。盘面有多次调整留下的划痕，背面有一行小字：“测北极出地三十二度半，金陵，民国二十七年冬。”
“北极出地三十二度半”，正是南京的纬度。这件星盘是周维明在南京时使用的。
秦建国小心地拿起星盘。盘面可以旋转，有多层环圈，分别表示地平圈、赤道圈、黄道圈，以及可调节的星图。在星图层边缘，有一圈极小的孔洞，共144个，与144个标签数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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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孔……”他用放大镜观察。每个孔旁有更小的刻字，是八卦和天干的组合，没有数字。
他尝试将星盘对准光线。光线透过孔洞，在桌面上投出光点。他旋转星盘，光点的位置随之变化。
“这是星图的投影仪。”秦建国说，“但不同于南京的铜盘，这个是更专业的仪器。铜盘是简化版，用于定位；这个是完整版，用于计算。”
他将星盘带到暗室，用平行光源照射。当光源角度调整为南京纬度时，光点投射在墙上的位置，与他在极坐标纸上绘制的符号图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一致。
“需要调整距离和角度。”他移动星盘，调整光源。当星盘距离墙面约两米，倾角约30度时，144个光点在墙上形成一个清晰的图形——东方苍龙，但这次是完整的，龙头、龙身、龙尾俱全。
“龙尾在这里。”秦建国指着墙上一组光点。对应的符号，是“艮七·戊”己”庚”等，都是“艮”卦，数字都是“七”，天干不同。
艮为山，为止，为终。七是周家系统的核心数字。龙尾是终结，也是转折。
“如果苍龙七宿是一个循环，那么龙尾之后，又是龙头开始。”秦建国思考，“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周维明想表达什么？循环？轮回？还是周期性？”
他想到了天文周期。苍龙七宿在天空中的运行是周期性的，一年一轮回。文物可能也有周期性——不是时间上的周期，而是概念上的循环：创造、使用、保存、遗忘、再发现。
“文物被发现，不是终点，而是新循环的开始。”秦建国低声说，“被发现的文物需要被保护、研究、展示，然后可能再次被遗忘，等待下一次发现。文明就是这样循环前进的。”
如果这个理解正确，那么周维明的系统不仅是藏宝图，更是一种哲学表达：文物是文明的节点，它们被隐藏、被发现、被传承，就像星星在夜空中升起、落下、再升起。隐藏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秦建国在库房待到很晚。他一件件查看文物，一件件记录符号，试图在脑海中构建完整的星图。但144个点太复杂，他需要工具辅助。
回到北京后，他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将符号转化为坐标，在三维空间中建模。当模型完成，旋转视角时，他看到了一个立体的星座——不仅有平面分布，还有“深度”：不同天干对应不同高度，形成层次。
“这是一个三维星图。”秦建国凝视屏幕，“而天津的十二箱文物，只是这个三维结构的一个剖面，就像切蛋糕切了一片。南京的三箱是另一个剖面，第三点的文物（如果有）是第三个剖面。三个剖面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立体结构。”
所以周维明说“三枢联动”。三个地点的收藏，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一个系统的三个部分。只有全部找到，才能拼出全貌。
但第三点是否存在文物，还是未知。如果第三点只藏“钥”，不藏“物”，那么“钥”就是连接天津和南京的桥梁，让两处的收藏产生联系，形成完整系统。
秦建国将这个发现告知林文渊，两人决定一周后前往安庆，寻找水文站遗址，进行立竿测影的实验——尽管不是正确的时间（夏季），但可以先确定地点和方法。
出发前夜，秦建国接到周秉谦的电话。老人的声音有些疲惫，但依然清晰：“秦师傅，我整理了父亲的信件，发现一件事。维明叔公在1939年之后，还给父亲写过三封信，但父亲没有收到，是被退回了。这些信最近才从老宅的夹层里找到，应该是当年邮差无法投递，退回后父亲收起来的。”
“信里说什么？”
“我扫描发给你。主要是讲述第三点的设计，但说得比较隐晦。其中一封提到：‘吾设三枢，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然时局危殆，恐难周全。若后世只得其二，可于甲子年夏至，观测北辰与大火之星夹角，或可得提示。’”
“甲子年夏至……观测北辰与大火之星夹角。”秦建国迅速计算。甲子年每六十年一轮回，上一个甲子年是1984年，下一个是2044年。1984年时，这些文物尚未发现；2044年还很远。
“大火之星是心宿二，天蝎座的主星。北辰是北极星。观测它们的夹角……”秦建国在星图软件中输入数据。夏至时，大火星在南方低空，北极星在北方高空，它们的夹角随时间变化。
“如果是指特定夹角，那可能是某个时间点。”秦建国说，“但信中说‘或可得提示’，不是肯定。”
“维明叔公喜欢留余地。”周秉谦说，“他设计这些，可能自己也未必确定后世能否解开。但他留下了线索，尽了心力，就够了。”
秦建国沉默片刻，问：“周先生，您父亲和叔公做这些，冒着那么大风险，只是为了藏些文物吗？还是有什么更深的原因？”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然后，周秉谦缓缓说：“我小时候问过父亲类似的问题。他说，人在世上，总要留下点什么。钱财会散，名声会淡，但文明的东西，能穿越时间。他们那一代人，经历战乱，见多了毁灭，所以更懂得保存的意义。保存一件文物，就是保存一段记忆；保存一种方法，就是保存一种可能。后人用不用得上，不知道。但留下来了，就是希望。”
“希望？”
“嗯。希望后世有人看到这些东西时，能知道前人也曾努力过，也曾珍视过，也曾相信文明会延续。就像他们在黑暗里点了一盏灯，不知道能亮多久，但点了，就可能有后来人借着光，找到路。”
秦建国看着屏幕上旋转的三维星图，那些光点闪烁，仿佛真的星光。
“我明白了。”他说，“我们去安庆，不仅是为了找东西，也是为了确认那盏灯还在。”
三天后，秦建国和林文渊在安庆汇合。鹅毛洲如今是一个安静的江心洲，需要坐渡船过去。洲上大部分是农田，间杂着一些民房。根据历史地图，水文站原址在洲的南端，现在是一片菜地。
两人找到当地村委会，出示了研究证明，说明来意。村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听说是考察民国时期的老建筑，很热情：“水文站啊，老辈人提过，54年大水冲垮了。地基可能还在，后来有人在上头盖过房，又塌了，现在就是块荒地。”
他带两人去现场。菜地边缘，确实能看到一些老青砖的残迹，半埋在土里。秦建国蹲下查看，青砖的砌法和天津枯井的类似，糯米浆的痕迹还隐约可见。
“是这里。”林文渊用金属探测器扫描，地下有规则的金属反应，可能是当年的基础构件。
两人征得同意后，在菜地边缘（不破坏作物）开始小范围勘探。用探铲取土样，在约两米深处，碰到了坚硬的砖石结构。向下清理，露出一个完整的砖砌基础，边长约三米的正方形，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凹陷，直径约一米五。
“水池基座。”秦建国测量凹陷的深度，约三十厘米。池底铺着青石板，石板上有刻痕——是同心圆和放射线，就像日晷的晷面。
“刻度还在！”林文渊小心地清理石板上的泥土。刻痕很浅，但清晰可辨：同心圆从内到外有七圈，放射线有十二道，将圆面分成十二个扇形区域。每个扇形里还有更细的分划。
秦建国用卷尺测量。圆形凹陷的直径正好是四尺五寸（约15米），符合民国时期的营造尺。池边有四个小孔，对称分布，应该是当年立柱的基座。
“立柱上有镜面，反射月光入池。”林文渊想象着当年的景象，“月过中天时，月光通过天窗，经镜面反射，投射到池底刻度上。影子落在哪里，就读取哪个刻度。”
“但刻度代表什么？”秦建国蹲在池边，仔细观察。最内圈刻着八卦符号，第二圈是十二地支，第三圈是天干，第四圈是数字一到七，第五圈是二十八宿名称，第六圈是二十四节气，最外圈是角度刻度，从0到360度。
“多层编码。”林文渊拍照记录，“不同圈层组合，可以表示复杂信息。比如，影子落在某位置，可能对应‘震-卯-乙-三-角-春分-45度’，这是一个六维坐标。”
“但我们需要知道确切的日期和时间，才能知道月影落在哪里。”秦建国说，“周维明给了时间：1939年7月15日午夜。我们需要知道那天的月相、月亮位置，然后计算影子的落点。”
“如果建筑还在，我们可以实地测量。但现在只有基座，我们需要重建光学系统。”林文渊摇头，“这需要专业的天文计算和光学模拟。”
秦建国却想到另一个方法：“不需要完全重建。如果周维明留下了‘立竿测影’的备用方案，那意味着即使建筑被毁，只要知道原理，用简单工具也能得到结果。七尺竿，在特定时刻测量影长。影长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可能直接对应某个刻度。”
他让林文渊帮忙，在池中心立了一根两米多的竹竿（约七尺），用水平仪确保垂直。虽然时间不对（现在是五月，不是七月），月亮位置也不同，但可以测试方法。
他们等到夜晚，月过中天时（农历四月十五，月圆），测量竹竿的影长。影子落在池底，长度约12米。用这个影长和竿长，可以计算出月亮的仰角。
“但这不是我们要的数据。”秦建国说，“我们需要的是特定时间的影长，然后看影子指向哪个刻度。”
他记录下影子的方位角（用罗盘测量），发现影子末端指向刻度盘的“巽”位（东南），角度约135度。
“如果建筑完好，镜面系统可能会将月光投射到池中特定位置，而不是简单的竿影。”林文渊思考，“但基座上的刻度是完整的，我们可以尝试反推：假设月影落在某个刻度，那个刻度对应的组合，就是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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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仔细检查每一个刻度。在“艮”位（东北，45度）附近，发现刻痕有轻微加粗，像是特意标记。而在对应的八卦圈，“艮”字旁边有一个极小的“七”。
“艮七。”秦建国想起天津文物标签中的“艮七”组合，“天津的‘艮七’文物，是什么？”
他翻查记录。标签为“艮七”的文物有三件：一件是玉琮，一件是铜镜，一件是木雕。玉琮上刻有北斗七星图案，铜镜背面是二十八宿，木雕雕的是苍龙摆尾。
“艮为山，为止，为终。七是周期之数。‘艮七’可能表示‘终结与循环’。”秦建国分析，“如果第三点的‘钥’指向‘艮七’，那意味着这个点连接着终结和开始。”
林文渊看着池底刻度：“但‘艮’位在这里是东北方。如果月影落在这里，那意味着月光来自西南方向。夏至时，月亮在南方，所以需要镜面将光线反射到东北向的池底。这需要精密的计算和安装。”
“周维明是工程师，他能做到。”秦建国站起身，望向长江。夜色中，江水缓缓东流，月光洒在江面上，碎成万千银鳞。
“我想，第三枢藏的‘钥’，不是一个具体物品，而是一个‘关系’。”他缓缓说，“天津的文物是‘体’，南京的方法是‘法’，而安庆的这个点，是连接体和法的‘关系’。月影落在‘艮七’，表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终结与循环相遇。文物被发现，是上一个循环的终结，也是下一个循环的开始。方法被理解，是知识的终结，也是应用的开始。”
林文渊沉默片刻，说：“有点玄。”
“是有点玄。”秦建国笑了，“但周维明那一代知识分子，既有科学训练的严谨，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他们的思维是理性和诗意的结合。用工程学方法实现哲学理念，这很‘周维明’。”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把这里的情况记录下来，回去继续研究？”
“嗯。但我们还需要一样东西。”秦建国指着池底，“这些刻度，我们只看到了表面。但周维明可能还藏了东西在下面。”
“下面？”
“水池基座，深七米。我们只看到了表面这三十厘米。下面可能还有夹层，或者埋了东西。”
两人对视。要挖掘，需要正式手续，而且可能破坏农田。但如果不挖，可能错过关键。
“先做地质雷达探测。”秦建国决定，“非破坏性的，看看下面有没有异常结构。如果有，再申请正式发掘。”
村主任听说要探测，很支持：“如果能发现老物件，对咱们村也是好事。我帮你们联系镇上的文保所。”
探测安排在两天后。地质雷达显示，在水池基座下方约三米处，有一个规则的金属反应体，大小约一米见方。再往下，到七米深处，还有一个更大的空洞。
“真有东西。”林文渊看着雷达图像，“金属体可能是铁箱，空洞可能是窖藏室。”
秦建国却皱起眉：“深度不对。周维明说‘基础深七米’，但金属体在三米处，空洞在七米处。如果基础深七米，那空洞应该在七米以下，不该在基础中间。”
“除非‘基础深七米’不是指这个水池的基础，而是指整个水文站的基础。水池只是水文站的一部分，下面还有更深的结构。”
他们扩大探测范围。结果显示，以水池为中心，方圆十米内，地下有复杂的砖石结构，深达七米，像一个倒置的塔。水池正在塔顶。
“这不是普通的水文站。”秦建国说，“这是一个地下建筑的地面标志。水文站只是掩护，真正的东西在地下。”
“就像天津的枯井。”
“对。但天津是水平延伸，这里是垂直深入。七米深，符合周维明对‘七’的执着。”
他们需要更详细的探测，但这超出了便携设备的范围。秦建国联系了母校的地球物理勘探团队，请求技术支持。同时，他向安庆文物局报告了发现，申请保护性勘探。
手续需要时间。在等待期间，秦建国和林文渊住在镇上小旅馆，白天去洲上测量记录，晚上整理资料。他们将天津、南京、安庆三地的发现绘制在一张大图上，试图找出关联。
天津十二箱文物，对应十二地支，符号系统完整，构成“体”。
南京三箱手稿仪器，加上七个隐藏点，记录方法原理，构成“法”。
安庆水文站地下结构，可能藏有关键物品或信息，连接体与法，是“钥”。
三地构成一个三角形，但这个三角形不是等边的：天津到南京约900公里，南京到安庆约300公里，安庆到天津约1100公里。三角形很扁，安庆靠近南京。
“从工程角度，这个布局是合理的。”林文渊分析，“南京和安庆都在长江沿线，交通相对方便。天津是北方点，可能因为周家祖宅在那里，而且当时北方文物南运，天津是重要枢纽。”
“但为什么选安庆？”秦建国看着地图，“安庆在民国时期是安徽省会，长江重要港口。但更关键的是，安庆有座着名的古建筑——迎江寺塔，唐代建，明代重修，是长江航道的标志。水文站选址在这里，可能因为塔可以作为天文观测的参照物。”
“迎江寺塔……”林文渊搜索资料，“塔高七层，正好七。塔的位置，从水文站看去，是什么方位？”
他们用地图测距。水文站在鹅毛洲南端，迎江寺塔在江北岸，大致在西北方向，距离约两公里。
“西北是乾位，天位。”秦建国想起八卦方位，“如果水文站是‘艮’（东北），那么塔在‘乾’（西北），形成艮-乾连线。在风水里，艮为山，乾为天，山天组合是‘大畜’卦，象征积蓄、涵养。”
“又是周易。”林文渊摇头，“周维明到底多喜欢这套？”
“那一代人都喜欢。传统文化是他们的知识底色，科学是新学的工具。他们会用科学方法实现传统理念。”秦建国说，“就像他用光学原理实现‘江心见月’，用工程方法实现‘三枢联动’。形式是传统的，内核是科学的。”
“所以水文站和塔的对应，可能不只是风水，还有实际功能？”林文渊思考，“塔可以作为观测的基准点。测量角度、方位时，高塔是绝佳参照。”
“对。而且塔是古建筑，位置固定，几百年不变。以它为参照，可以精确定位。”
他们去了一趟迎江寺。塔是砖石结构，七层，可以登临。在顶层，视野开阔，长江、鹅毛洲、整个安庆城尽收眼底。秦建国用望远镜看向水文站遗址，直线距离约两公里，方位角约45度——正是东北方，艮位。
“从塔看水文站，是艮位。从水文站看塔，是乾位。”他记下数据，“如果水文站地下有东西，可能和塔有视线关联。”
回到旅馆，秦建国在笔记本上画示意图：塔为a点，水文站为b点，连线ab。假设地下结构在b点下方，那么从a点观察，b点是一个地面标记。但b点本身可能不是目标，目标可能在ab延长线上的某个点c。
“立竿测影，测量的影长，可能给出了c点相对于b点的距离和方向。”他推算，“月影落在‘艮’位，但‘艮’是东北方，而塔在西北方。所以c点可能在另一个方向。”
他重新阅读周维明笔记中关于“立竿测影”的记载：“可于原址立竿，竿长七尺，于上述时刻，量影长，可复得。”
“可复得”——可以重新得到。得到什么？坐标？距离？还是别的？
“影长是一个长度数值。”秦建国计算，“七尺竿，在特定时刻的影长，与月亮的高度角有关。月亮高度角与观测地纬度、日期、时间有关。已知纬度305度，日期7月15日，时间午夜，可以计算出理论影长。但周维明说‘量影长’，意味着影长本身是数据，不是用来计算角度的中间量。”
他将这些参数输入天文软件，计算1939年7月15日午夜，安庆地区月亮的高度角。结果显示，月亮高度约28度。七尺竿（233米）的影长应该是竿长除以tan(28度)，约438米。
“438米，这是理论影长。但实际影长还取决于地面坡度、大气折射等。周维明可能给出了一个修正值，或者影长直接就是密码。”
438米，可以理解为438厘米。如果是密码，可能表示438，或者438，或者438。
秦建国尝试各种组合。438可能是一个距离（438米），或者一个角度（438度显然不对，但438除以360余78度，可能是方位角）。438可能是一个比例。
没有更多信息，无法确定。
三天后，地球物理勘探团队到达。他们用更先进的设备对水文站遗址进行精细扫描，得到了地下结构的三维图像。
结果显示，地下七米深处，有一个规整的砖砌空间，约三米见方，高两米。空间内有一个金属箱体，大小约一米乘半米乘半米。从空间向上，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但通道在五米处被塌陷的土石堵塞。通道的出口，可能就在水池基座下方。
“结构保存完好，没有进水的迹象。”勘探队长说，“金属箱可能是铁皮箱，有锈蚀，但还没完全烂掉。空间是密闭的，空气不流通，可能形成了低氧环境，有利于保存。”
“能确定箱子里有什么吗？”
“金属探测显示箱体内部有多个小金属体，可能是金属物品，也可能是包装用的金属皮。具体要开挖才知道。”
开挖需要正式的考古发掘手续。安庆文物局很重视，但流程需要时间。秦建国和林文渊不能久留，决定先回各自城市，等手续办好再过来。
回北京的火车上，秦建国整理着这次考察的资料。笔记本上记满了数据、草图、推测。他望着窗外飞驰的田野，忽然想起周秉谦的话：“就像他们在黑暗里点了一盏灯，不知道能亮多久，但点了，就可能有后来人借着光，找到路。”
现在，他们这些后来人，正借着八十年前点的光，在时间的迷雾中寻找道路。光很微弱，路很曲折，但每一步，都离那个时代的用心更近一点。
回到北京，秦建国继续他的修复工作。唐代陶俑的修复已接近尾声，缺失的部分用可识别的材料填补，既恢复原貌，又留下修复痕迹。这是现代文物保护的理念：不掩盖历史，不伪造完整，让时间层可见。
就像周维明的系统，不隐藏“隐藏”的痕迹，反而留下线索，让寻找的过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几天后，安庆传来消息：发掘手续批下来了，但需要等到梅雨季结束，大约七月初开工。正好是周维明设定的“江心见月，斗柄指南”的时间。
“到时候，我们可以在现场实测月影。”林文渊在电话里说，“虽然建筑不在了，但我们可以用现代仪器模拟。如果真能测到影长，和计算值对比，也许能破解密码。”
秦建国同意。在等待期间，他继续研究天津文物的符号系统。三维星图模型越来越完善，他开始尝试将符号与实际的星空对应。
他选取1939年7月15日午夜的星空，将144个符号对应到当时的恒星。结果发现，符号的八卦属性与恒星的颜色、亮度有粗略对应：红色亮星多对应“离”（火），蓝色星多对应“坎”（水），黄色星多对应“坤”（土，但缺坤，用“艮”替代）。数字可能表示星等，天干可能表示方位。
但这不是精确的天文图，而是一种象征性映射。周维明用文物对应星星，不是为了记录星空，而是为了表达一个概念：地上的文物，如同天上的星星，各有其位，各有其光，共同构成文明的星空。
“文物是文明的星辰。”秦建国在记录中写道，“有些明亮如北斗，指引方向；有些暗淡如微光，但不可或缺。星辰会隐没，但星空永在。文物会散失，但文明永续。周维明做的，是画一张星图，告诉后人：这些星辰在这里，它们曾经闪耀，它们值得被看见。”
六月底，天津博物馆的“隐秘的星光”展览进入最后布展阶段。秦建国受邀参与内容设计。在展厅里，他看到了那些熟悉的文物，在专业的灯光下，安静地陈列在展柜中。
每一件文物旁，除了常规说明，还有一个小小的标签，展示着周维明写的符号：“震四·丙”壬”标签下方有一行小字：“符号系统解读中，欢迎提供线索。”
这是秦建国的建议：不假装完全读懂，诚实地展示未知，邀请观众一起思考。文物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也是对话的起点。
展览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互动区，用投影再现星图系统。观众可以操作触摸屏，将文物符号拖拽到星空背景上，看它们如何组成星座。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虽然他们不懂八卦天干，但看到了“点点连线”的乐趣。
周秉谦从美国发来了视频致辞。在视频里，老人站在自家书房，背后是孙女画的那幅星空画。他说：“我的父亲和叔公，是普通人，在特殊的时代，做了他们认为该做的事。他们藏的不仅是文物，也是一种信念：文明值得传承，智慧值得分享，美值得记忆。感谢所有让这些记忆重见天日的人。”
开展那天，秦建国站在展厅中央，看着那些跨越千年、百年的器物，看着那些细致优雅的符号，看着观众好奇而专注的脸，忽然感到一种平静的圆满。
修复文物，是让破碎的重新完整。但完整不是终点，被看见、被理解、被传递，才是。
七月初，梅雨暂歇，安庆的发掘开始了。秦建国和林文渊再次来到鹅毛洲。这次有专业的考古队伍，工作进展顺利。先清理了水池基座，然后在基座旁开挖探方，小心地向下发掘。
在五米深处，他们找到了塌陷的通道。通道用青砖砌成，宽仅容一人通过，内有木梯，但已腐朽。清理后，继续向下，在七米深处，通道连接到一个砖室。
砖室保存完好，干燥通风（有隐蔽的通风孔）。室内正中，放着一个铁皮箱，箱体有锈蚀，但整体完整。箱子上挂着一把铜锁，锁上刻着七个字：“开此锁者，需明七法。”
“七法锁。”秦建国认出来，“和周家老宅的七序锁类似，但更复杂。”
箱子旁，还有一个石碑，碑上刻着字。拂去灰尘，看清是周维明的笔迹：
“后来者见字如晤。余设此藏，非为珍宝，而为考验。得见此室，已是聪慧。然开箱非易，需解三问：一问天，二问地，三问己。天者，北辰大火之夹角，可于甲子年夏至测得。地者，此室至迎江寺塔之方位距离，已于月影中示。己者，津宁所藏，可成何图？三问得答，锁钥自现。维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
“三问。”林文渊读完，“天、地、人。果然是周维明的风格。”
“天问，我们已经知道，观测北辰与大火星的夹角，在甲子年夏至。但下一个甲子年是2044年，还有二十多年。”秦建国说。
“也许不需要等到那一天。我们可以计算1939年或1984年的夹角，如果周维明设定了具体数值，那数值可能不变。”林文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