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的夜沉静下来，江风吹散了白日的暑气。在旅馆简陋的房间里，秦建国将周维明的笔记本和三辰仪摆在桌上，台灯的光晕笼罩着这两件跨越了八十年的遗物。
林文渊坐在对面，手指轻抚三辰仪的铜环：“这件仪器……设计得太精巧了。你看这些刻度，不仅有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还有西方黄道十二宫的标记。”
秦建国翻开笔记本，纸页因年代久远而泛黄脆化，但周维明用绘图笔和钢笔留下的字迹图表依然清晰。前几十页记录的是他在北洋工学院时期学习的工程知识，包括建筑结构、材料力学、测量学。中间部分则是他参与的各项工程：铁路桥梁、市政建筑、水利设施，数据详尽，草图精确。
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三分之一的内容。
“你看这里。”秦建国将笔记本转向林文渊，“1937年秋天，他开始系统研究文物保存方法。这不是简单的打包存放，而是一整套体系。”
那一页的标题是《文物隐匿系统设计初纲》，下面列着七条原则：
一、分散风险，不将所有物品置于一地；
二、分层加密，使发现者需经多重验证；
三、以天象定地点，以地理应天时；
四、器物为体，方法为用，体用兼备；
五、留白待续，为后世留补充空间；
六、非为藏宝，而为传法；
七、……
第七条只有开头：“七者，周而复始……”后面被涂掉了，墨迹深重，像是经过反复涂抹。
“第七条他没写完。”林文渊说，“或者写完了又觉得不该写。”
秦建国继续往后翻。接下来是具体的系统设计图，包括天津十二点的星图对应、南京七个隐藏点的选择原理、安庆水文站的光学计算。每一部分都有详细的数学公式和天文数据。
“周维明不仅是工程师，还是天文学者。”林文渊指着一段计算，“这是岁差校正公式，他考虑了恒星位置随时间的变化，所以他设计的系统即使在几十年后也能通过观测验证。”
“所以他才说‘后世若有心，当可循天象、地理、人事三才，得见全豹’。”秦建国轻声说，“他不是随便藏的，他设计了一个可以穿越时间的系统。”
凌晨两点，两人仍无睡意。秦建国将三辰仪拿到窗边，借着月光观察。仪器的铜环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古铜色光泽，环上的刻度精细到令人惊叹。他尝试转动最外圈的赤道环，发现它可以自由旋转，但内层的黄道环和行星环却需要特定角度才能转动。
“这应该有一套操作方法。”林文渊凑过来看，“可能和星图或者特定日期有关。”
秦建国想起箱子上的七法锁，想起他们输入的组合：亢、尾、房、角、箕、心、氐，对应苍龙七宿。他尝试将三辰仪上的环圈调整到1939年夏至的位置——那天是系统设计完成的时间节点。
当黄道环上的太阳标志对准夏至点，赤道环上的北斗七星指向正北方时，仪器内部传来轻微的“咔”声。最内层一个原本固定的环突然松动了。
秦建国小心地转动那个内环。它只有很小的转动范围，大约三十度。当转到尽头时，环侧面弹开了一个暗格，比火柴盒还小。
暗格里有一卷极薄的纸，卷成小筒。秦建国用镊子小心取出，在桌上轻轻展开。
纸是特制的桑皮纸，薄如蝉翼却坚韧。上面用蝇头小楷写满了字，字迹与周维明相同，但更密集，像是匆忙写就：
“见此刻者，当已明吾法。然有一事，不得不急告：金陵所藏《文脉暗线图》手稿，非止记秘道，更录有十二处未启之藏，皆战时埋没，连余亦未悉其确切所在。此图本欲待河清海晏后启之，然近日察觉，有日谍组织‘梅机关’已探得线索。若图落入敌手，则国之文脉危矣。”
“余已将图分拆为三，分藏于金陵不同所在。今录其线索如下，后世君子当速取之，免遭劫难。”
“其一藏于……”
后面的字迹突然中断，纸张边缘有撕裂痕迹，像是被匆忙撕下。
“这只是一部分。”林文渊盯着那片残纸，“另外的部分呢？在笔记本里？还是在别处？”
秦建国迅速翻阅笔记本剩余页面。在最后一页的封皮内侧，他发现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夹层。用小刀小心划开，里面是另一张桑皮纸，字迹接续：
“……鸡鸣寺塔基，东向第七砖，砖内有铜管。其二藏于夫子庙尊经阁，三层南窗上槛，左数第三榫卯空隙。其三藏于中华门瓮城，东侧马道下第三级石阶，石有暗格。”
“三处皆设简易机关，非为防盗，而为验时。取图者需知：鸡鸣寺取辰时，尊经阁取午时，中华门取戌时，时辰错则机关锁死，需待七日方可再试。取齐三份，按津宁所得星图拼合，可得全图。”
“此事紧急，望见者速行。若图已失，则按余所着‘追索法’寻之。维明，民国二十八年腊月绝笔。”
“民国二十八年腊月……”林文渊计算，“那是1940年1月。周维明写完这个不久，就去了天津完成最后的隐藏工作，然后去了美国。”
“所以他是在离开前最紧急的时刻留下的这个。”秦建国感到一阵紧迫感，尽管已经过去八十年，“‘梅机关’是真实存在的日本特务机关，在南京活动频繁。如果当时他们真的在找这份图……”
“那么图可能已经被拿走了。”林文渊说完又摇头，“不，如果被拿走了，周维明不会让我们去找。他既然留下线索，说明他相信图还在。”
“或者至少，他想让我们试试。”
两人对视，都知道接下来的行动方向：必须去南京，找到这三份残图。
但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秦建国忽然问，“周维明的机关是八十年前设置的，鸡鸣寺、夫子庙、中华门，这些地方经历了战乱、破坏、重建，那些藏物点还可能存在吗？”
林文渊打开电脑搜索：“鸡鸣寺在南京沦陷期间受损严重，但五十年代重修过。夫子庙尊经阁历史上多次毁建，现在的建筑是八十年代重建的。中华门瓮城保存相对完好，但肯定也经过维修。”
“所以机关可能已经被破坏，或者藏物已经被发现。”秦建国说，“但我们还是得去看看。”
“明天就出发？”
秦建国点头。他将桑皮纸小心收好，三辰仪放回盒中，笔记本则用软布包裹。做完这些，他看向窗外，长江在月光下如一条银色缎带。
“周维明留这些线索时，一定很焦虑。”他低声说，“国家危亡，文物危殆，他只能做这么多。”
“但他做得足够多了。”林文渊说，“在那个时代，能想到这么长远，设计这么精密的系统，已经是奇迹。”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让这个奇迹白费。”
第二天清晨，他们向安庆文物局交接了发现物，带着必要的文件和证明，乘高铁返回南京。一路上，秦建国都在研究周维明笔记本中的“追索法”。
那是一套复杂的推理系统，基于文物转移的时间、路线、参与人员，反推可能的隐藏地点。周维明记录了一些已知的文物转移案例：故宫文物南迁的部分路线、北平图书馆善本西运的经过、东南地区私家藏品的紧急转移。
“‘文脉暗线’不是他一个人建立的。”秦建国对林文渊说，“笔记本里提到了一些代号： ‘钟山居士’、‘秦淮布衣’、‘石城匠人’。这应该是一个秘密网络，一群知识分子和文物工作者在战争期间自发组织的保护行动。”
“像‘文献保存同志会’那样的组织？”
“更隐秘，更分散。周维明是工程师，负责设计和建造藏匿设施；其他人负责运输、协调、记录。他们用星图、密码、隐语沟通，避免被敌人察觉。”
“那《文脉暗线图》可能就是整个网络的记录。”林文渊推测，“不只是藏宝图，更是那个特殊时期文物工作者地下网络的档案。”
这个想法让寻找变得更加迫切。如果这份图记录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文明火种的人们，那么它的价值远超任何单件文物。
下午两点，高铁抵达南京。两人直奔鸡鸣寺。
今天的鸡鸣寺游客如织，寺塔巍然耸立，是南京的标志性景观之一。秦建国和林文渊找到寺庙管理处，出示了介绍信和文物工作证件，说明来意。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中年僧人，法号明远。看过证件后，他微微皱眉：“塔基东向第七砖？这个说法我听过。”
“您听过？”秦建国惊讶。
“大概十年前，有位老先生来过，也说要找塔基的砖。他说是家族长辈的遗愿。”明远回忆，“我们带他去看了，但他没找到什么。他说可能是年代久远，砖已经被更换过。”
“那位老先生叫什么？”
“姓周，从美国回来的。”明远说，“他说他父亲抗战时期在南京工作过，留下一些东西。”
周秉谦的父亲？还是周维明本人？秦建国追问：“他长什么样？多大年纪？”
“当时大概六十多岁，很儒雅，说一口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他在塔基那里待了很久，用尺子量，用镜子照，但最后还是摇摇头走了。他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应该是周秉谦的父亲，周维明的兄长。他在战后回过南京，试图寻找弟弟留下的东西，但没找到。
“我们能去看看吗？”林文渊问。
明远带他们来到寺塔基座。塔基由青石砌成，每块石砖约一尺见方，整整齐齐。东向的墙面，从北角开始数，第七块砖看起来与其他砖无异。
秦建国蹲下仔细观察。砖缝的石灰勾缝已经发黑，砖面有风化痕迹，但整体完好。他用手轻敲砖面，声音实心，不像有空洞。
“如果里面有铜管，砖应该是空心的，或者有夹层。”林文渊也敲了敲，“但这块听起来很实。”
“也许机关不在这块砖本身。”秦建国想起桑皮纸上的话：“取图者需知：鸡鸣寺取辰时”。辰时是早上七点到九点。
“要特定时间才会显现？”林文渊看表，现在是下午三点多，早已过了辰时。
“周维明设计机关，可能利用了光影效果。”秦建国观察塔基周围的环境。鸡鸣寺塔坐北朝南，东向墙面在上午会受到阳光照射。辰时，太阳从东方升起，光线以特定角度照射墙面。
他取出手机，打开一款建筑日照分析软件——这是他工作时常用的工具。输入鸡鸣寺塔的坐标、高度、方位，设定时间为1940年的某个辰时（周维明藏物时间），软件模拟出阳光照射的角度和范围。
模拟显示，在辰时，阳光以约15度的低角度斜射东墙，会在砖面上形成明显的光影分割。如果某块砖有特殊处理，比如微小的凹槽或凸起，在低角度光照下会产生特殊阴影。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年的辰时。”秦建国说，“而且现在的塔基可能已经不是原来的砖。”
“但砖的位置没变。”林文渊指着墙脚，“即使砖被更换过，位置坐标是不变的。周维明说‘东向第七砖’，指的是位置，不是具体的砖块。”
“所以机关可能在地基里，不在砖里。”
两人征得明远同意，用地质雷达对塔基进行浅层扫描。扫描显示，在第七块砖正下方约半米深处，有一个小型金属物体，形状呈管状，长约二十厘米，直径约三厘米。
“铜管在地下，不在砖里。”秦建国说，“周维明的描述可能是有意误导，或者‘砖内有铜管’是隐喻——砖的下方有铜管。”
“怎么取？要挖开吗？”
明远摇头：“塔基是文物保护单位，不能随意挖掘。需要文物局的批准，还要有完整的考古方案。”
“但如果是紧急情况呢？”林文渊想起桑皮纸上的警示，“周维明说此事紧急，日谍组织在找这份图。”
“八十年前的紧急情况。”明远温和地说，“现在战争早已结束，那份图如果还在，也已经等了八十年，不差这几天。”
秦建国知道他说得对。文物保护必须按程序来。但他也理解周维明当年的焦虑——那种文明可能断绝的危机感。
“我们可以先申请，同时去找另外两处。”他对林文渊说，“如果三处都需要挖掘，那需要时间协调。但如果另外两处更容易取得，也许可以先拿到部分。”
他们谢过明远，约定一旦手续办好就通知他，然后前往夫子庙。
夫子庙尊经阁是一座三层木结构建筑，飞檐翘角，古色古香。如今这里是一个小型博物馆，陈列着科举文化的相关文物。管理员听说他们的来意后，表示配合。
“三层南窗上槛，左数第三榫卯空隙。”管理员带他们上到三楼，“这个描述很具体，但尊经阁在八十年代重建过，木结构全是新的。如果是1940年藏的东西，恐怕……”
果然，三楼的南窗是仿古样式，但木质崭新，榫卯结构虽然传统，但显然是现代工艺。左数第三个榫卯接合紧密，没有任何空隙可以藏物。
“重建时有没有发现什么老物件？”秦建国问。
“有一些原来的木构件被替换下来，放在仓库里。但都是残件，不一定有你找的这部分。”
他们来到仓库。那是一间堆满老木头、石构件和废旧展具的房间，光线昏暗，尘土飞扬。管理员打开灯：“东西都在这里，你们可以看看。但这么多，不知道哪个是原来的上槛。”
秦建国和林文渊开始检查那些老木构件。大部分已经腐朽虫蛀，难以辨认原本的位置。他们花了两个小时，找到三件可能是窗上槛的残木，但都没有榫卯空隙里藏物的痕迹。
“午时。”林文渊忽然说，“桑皮纸上说‘尊经阁取午时’。和鸡鸣寺一样，需要特定时间。”
“午时的阳光从正南方射入，直射南窗。”秦建国想象那个画面，“如果榫卯里有镜面或反光材料，在正午阳光照射下会产生特殊反光，指示藏物点。”
“但建筑已经重建，原来的光学设计不存在了。”
两人有些沮丧。两处线索都因时代变迁而失效，这是周维明可能预料到但又无法避免的。
“去中华门吧。”秦建国说，“那里保存得最好，希望最大。”
中华门瓮城是南京明城墙的一部分，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堡垒。巨大的砖石结构历经六百年风雨和战火，依然巍峨矗立。东侧马道是登城的斜坡通道，石阶已被岁月磨得光滑。
他们找到景区管理处，同样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工作人员很配合，但提出一个问题：“东侧马道下第三级石阶，这个‘下’是指石阶下方，还是马道下方？”
“桑皮纸写的是‘东侧马道下第三级石阶’。”林文渊重复，“语法上，‘下’修饰‘石阶’，意思是石阶的下方。”
“但石阶是铺在地上的，下方就是地基。”工作人员说，“第三级石阶有好几块石板，你们要检查哪一块？”
马道宽约四米，每一级由多块长方形石板拼接而成。第三级石阶共有六块石板，每块长约八十厘米，宽约四十厘米。
“全部检查。”秦建国说，“用探地雷达扫描石板下方。”
“需要时间，而且游客多的时候不方便。建议你们明天早上来，景区刚开门时人少。”
他们约定次日清晨七点——辰时，巧合的是，正是桑皮纸上鸡鸣寺要求的时辰。
当晚，秦建国和林文渊住在夫子庙附近的旅馆。两人整理白天的发现，研究下一步计划。
“如果三处都找不到，怎么办？”林文渊问。
“那就用周维明的‘追索法’。”秦建国翻开笔记本的相关部分，“他提供了一套基于已知线索推理未知地点的系统。我们需要输入已有信息：他藏物的时间、可能的协助者、当时南京的情况等等。”
“但我们对1940年的南京了解有限。”
“周秉谦可能知道更多。他父亲是亲历者，可能留下回忆或记录。”
秦建国给周秉谦发邮件，说明进展和困境，询问他父亲是否留下关于南京的记忆。一小时后，周秉谦回复了电话。
“秦师傅，我父亲确实写过一些回忆录，但主要是关于家族和天津的。关于南京，他只提过一点：1939年底，他收到维明叔公从南京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信里说‘金陵之事已妥，然心有不安’。然后就是1940年初，叔公突然来到天津，匆匆交代了一些事，就去了美国。”
“他有没有提到具体的地点或人名？”
“有一个名字出现过几次：‘石城匠人’。父亲说，维明叔公提到这个人时很尊敬，说他‘手巧心细，可托大事’。但不知道具体是谁。”
石城匠人——笔记本里也提到这个代号。秦建国问：“还有其他信息吗？比如职业、年龄、住址？”
“没有。父亲只知道这个人帮助维明叔公在南京藏了一些东西，技术很好。战后父亲回南京找过，但没找到。当时南京变化太大，很多人离散了。”
挂断电话，秦建国陷入沉思。石城匠人，应该是位手艺精湛的工匠，可能是木匠、石匠或建筑工。他能帮助周维明设置机关，一定对传统建筑工艺很熟悉。
“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南京，可能在哪里工作？”他问林文渊。
“建筑行会、工匠帮派，或者受雇于某个大家族。”林文渊思考，“周维明是工程师，接触的多是建筑行业的人。‘石城’是南京的别称，‘石城匠人’可能不是真名，而是代号。”
“如果这个人参与了藏物，他可能知道机关的细节，甚至可能在周维明离开后负责维护。”秦建国翻找笔记本，“但周维明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可能是为了安全。”
“战乱时期，这样的人很难幸存。”林文渊轻声说，“南京沦陷后，大量人口流失，许多手艺人要么遇难，要么逃难。”
秦建国知道这是事实。1937年冬天的那场劫难，改变了南京的一切。周维明能在1939-1940年间在南京活动，已经是奇迹。他的网络中的其他人，命运更难预料。
“我们明天先去中华门，看看石阶下有什么。”
第二天清晨，他们如约来到中华门。景区刚刚开门，游客稀少。工作人员带着探地雷达设备，开始扫描第三级石阶的六块石板。
前三块石板下方都是实土，没有异常。第四块石板，扫描显示下方约三十厘米处有一个规则的金属物体，大小如鞋盒。
“就是这块！”林文渊激动地说。
但问题来了：如何取出？石板是厚重的青石，每块至少两百公斤，与周围石板紧密拼接，没有工具难以移动。而且这是文物保护单位，不能随意破坏。
“有没有办法从侧面进入？”秦建国观察马道结构。石阶下方是填土和碎石基座，侧面有排水孔。如果从侧面挖掘，也许能接触到石板下方的空间。
工作人员叫来景区的技术负责人。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在石阶侧面小心开挖一个小型探沟，在不移动石板的情况下取出物品。这需要考古专业人员操作，他们联系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等待专家到来的时间里，秦建国绕着中华门瓮城走了一圈。这座巨大的城门见证了无数历史时刻，也见证了周维明那一代人在危难中的坚持。他想象1940年的某个夜晚，周维明和“石城匠人”在这里秘密工作，将一份可能拯救无数文物的地图藏入石阶之下。
他们相信这份地图会被需要它的人找到，相信文明会延续，相信黑暗终将过去。
四十分钟后，考古院的两位专家赶到。了解情况后，他们制定了方案：在石阶侧面开挖一个宽六十厘米、深八十厘米的探沟，从侧面接近目标物。整个过程录像、拍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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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工作小心翼翼。表层是现代的垫土层，往下是民国时期的夯土，再往下是明代的原始基础。在石板下方约二十五厘米处，他们发现了一个铸铁盒子，长约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高十厘米，表面锈蚀严重。
盒子被小心取出，清理表面泥土后，可以看到盒盖上刻着七个点，排列如北斗七星。
“又是七星。”林文渊低声说。
盒子没有锁，但盖得很紧。专家用工具小心撬开，内部用油纸包裹，油纸内是一叠发黄的纸张。
秦建国戴上手套，轻轻展开最上面一张。那是一幅手绘地图，标注着南京城及周边地区，上面用红笔画着数十条线和几十个点。线条蜿蜒曲折，有些穿山越岭，有些沿河而行，连接着各个点。点旁有细小的标注，有些是地名，有些是代号。
“文脉暗线图的一部分。”秦建国屏住呼吸。
地图右下角有题记：“金陵文物转移秘道网络（部分），民国二十八年冬至二十九年春勘测。维明绘，石城匠人助。”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此仅为三之一，全图需合三份。另附十二处未启藏点名录，皆战时急藏，详情待查。”
秦建国翻看下面的纸张。除了地图，还有三页名单，记录着十二个地点和简要描述：
“一、栖霞山千佛岩，某洞深处，藏古籍三十箱，多为明版。”
“二、紫金山天文台下，旧矿道内，藏青铜器、玉器。”
“三、玄武湖梁洲，临水石室，藏书画卷轴。”
……
每处都标注了大致方位，但没有精确坐标。最后一页是注意事项：
“以上诸藏，皆因战事紧急，未及详录。埋藏时多选隐蔽天然洞穴、废弃设施，避战火。然时过境迁，地形易改，寻找不易。后世若寻，当以星图定位，佐以实地勘测。切记：文物属于国家，个人不得私占。若寻得，当报文物部门，妥善处置。”
“周维明想得真周到。”林文渊感慨，“不仅藏了东西，还考虑了后世如何处理。”
“他设计的是完整的传承系统。”秦建国将地图小心收好，“现在我们有了一份残图，还有十二个藏点线索。但最重要的还是找到完整的地图，那可能记录着更多的秘密。”
考古专家完成了现场记录和回填工作。秦建国办理了必要手续，将铁盒和地图带回南京市文物局进行进一步研究和保护。
当天下午，他们再次来到鸡鸣寺。文物局的批准已经下来，允许对塔基进行小范围探查。同样采用侧面开挖的方式，在第七块砖下方半米处，他们找到了一个铜管，长二十厘米，直径三厘米，两端密封。
铜管被取出后，秦建国小心打开一端。里面是一卷纸，同样是桑皮纸，绘有地图的另一部分，标注着从南京向西的路线，通往安徽、江西、湖南方向。同样附有一份名单，记录了另外十二个藏点，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
“第二份。”林文渊拍照记录，“还差夫子庙的那份。”
但夫子庙的线索已经失效。重建后的尊经阁不可能保留原来的机关。
“也许‘夫子庙尊经阁’不只是指建筑本身。”秦建国忽然想到，“周维明可能用建筑名称作为代号。‘尊经阁’是藏书的地方，他会不会把东西藏在图书馆或档案馆？”
“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还是某个大学的图书馆？”
“那个时代，南京主要的图书馆是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后并入南京图书馆），还有中央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林文渊查资料，“但都经历了战乱和搬迁。”
“周维明笔记里提到南京图书馆的密室，我们已经发现过了。他可能不会重复使用同一个地点。”
秦建国重新阅读桑皮纸上的描述：“夫子庙尊经阁，三层南窗上槛，左数第三榫卯空隙。”然后他想起什么，打开手机搜索“夫子庙尊经阁老照片”。
几十张黑白照片显示出来。民国时期的尊经阁确实是一座三层木楼，但和现在的仿古建筑不同，老照片里的建筑更加简朴，窗户样式也有差异。
他放大一张南立面的照片。三楼南窗清晰可见，窗上槛的木质结构。因为像素有限，看不清榫卯细节，但能看出窗槛是传统的穿斗结构。
“如果机关是利用午时光影，那么关键可能在窗槛的某个特定位置，当正午阳光以特定角度照射时，会产生指示。”秦建国分析，“但建筑已经拆除，机关无法再现。我们只能根据描述推断藏物点的相对位置。”
他打开地图软件，标注夫子庙尊经阁的原址坐标。如果以原建筑为参照，“三层南窗上槛，左数第三榫卯”对应一个具体的空间坐标。即使建筑不在了，地面坐标仍然存在。
“藏物点可能在地下。”林文渊理解了他的思路，“周维明描述的是地面上的参照物，但东西藏在地下。只要知道参照物和地下点的相对关系，即使参照物消失，也能推算位置。”
秦建国在软件中建立三维坐标系。假设尊经阁原建筑数据已知（从历史资料可查大致尺寸），设定“三层南窗上槛”的高度，“左数第三榫卯”的平面位置。然后，如果藏物点在这个参照点的正下方某个深度，就可以推算地面坐标。
“但不知道深度。”
“桑皮纸没有提深度，只说‘榫卯空隙’。可能东西就藏在榫卯结构本身，但如果是这样，重建时就被破坏了。”林文渊说，“或者，‘空隙’是隐喻，真正的藏物点在别处。”
两人陷入困境。两份残图已经找到，但第三份似乎遥不可及。
那天晚上，秦建国在旅馆里仔细研究两份残图。将它们拼合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以南京为中心的文物转移网络，线路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但中间部分缺失，应该是第三份图的内容。
缺失的部分可能是南北向的线路，或者是更详细的南京本地网络。
他注意到地图上的标记方式：每个转移点都有一个七位编码，由数字和符号组成，与天津文物的标签系统类似。这些编码可能有规律，如果破解规律，也许可以推断缺失部分的信息。
秦建国将编码输入表格，尝试分析。前两位似乎是地区代码，中间三位是顺序号，最后两位是属性代码。属性代码包括：b（书籍）、p（绘画）、s（雕塑）、（金属器）、c（陶瓷）等。
“这是文物分类代码系统。”他对林文渊说，“周维明设计了一套统一的编码，用于记录转移文物的类型和数量。”
“所以即使没有完整地图，如果我们破解了编码系统，也许能推断出一些藏点的信息。”
“但需要更多样本。目前两份图上的编码只有三十多个，太少了。”
秦建国想起周维明笔记本中可能有编码系统的详细说明。他重新翻阅，终于在一页角落找到了相关图表：
“省码用拼音首字母，县序用三位数字，类码用字母，数码用数字。”林文渊解读，“但地图上的编码是七位，这里是七位吗？js001b3，正好七位。”
“所以地图上的编码是完整的文物箱编号。”秦建国兴奋地说，“如果我们有完整列表，就能知道哪些地区、哪些类型的文物被转移隐藏了。”
他对照地图上的编码和笔记本中的地区代码表，开始解码：
“nj101p2——南京，顺序101，绘画类，第2箱。”
“ah034b1——安徽，顺序34，书籍类，第1箱。”
“zj0673——浙江，顺序67，金属器类，第3箱。”
……
“这些编码对应的文物箱，有些可能已经被发现，有些可能还在隐藏中。”秦建国说，“天津的十二箱只是冰山一角。”
“但最重要的是找到完整地图，那上面可能有所有编码的汇总。”
第三天，他们决定换个思路。既然夫子庙的机关失效，也许可以从“石城匠人”这条线索入手。
秦建国联系了南京地方志办公室，询问是否有关于抗战时期南京工匠的记录。工作人员推荐他们去南京市档案馆，那里有更详细的民国档案。
在档案馆，他们查找了1937-1940年间的建筑行业记录、工匠名册、工会档案。那个时期的档案很不完整，很多毁于战火，但仍有部分留存。
在一份1939年的《南京市建筑工匠登记册》复印件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名字：石永福，职业石匠，住址秦淮区颜料坊，备注“手艺精湛，尤擅仿古”。
“石永福……石城匠人……”林文渊轻声说，“‘石城’是南京，‘匠人’是工匠。‘石城匠人’会不会就是石永福？”
“有可能。颜料坊就在夫子庙附近，离尊经阁不远。”秦建国记下信息，“但怎么确认？而且即使确认了，他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他们查找石永福的后续记录。在1940年的登记册中，还有他的名字，但住址变为了“临时住址：鼓楼区难民区”。1941年之后，他的名字消失了。
“可能逃难了，也可能……”林文渊没说完。
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人的消失太容易。
“他有没有家人？后代？”秦建国问档案馆工作人员。
“这类普通工匠的记录很少。除非他们有突出的贡献或有后人寻找，否则很难追踪。”
线索似乎又要断了。但秦建国不甘心。他想起周秉谦说过，他父亲战后回南京找过“石城匠人”。如果周老先生找过，也许留下了一些信息。
他再次联系周秉谦，这次直接打电话。
“周先生，您父亲战后在南京寻找‘石城匠人’，有没有留下具体的记录？比如他去了哪些地方，问了哪些人？”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周秉谦说：“父亲留下一本旅行日记，我找找看。”
十分钟后，周秉谦发来几张扫描页。那是1947年的日记，周老先生回南京寻找弟弟留下的痕迹。其中一页写道：
“十月五日，访颜料坊。石匠石永福旧居已毁于战火，邻人言，石师傅于三十年春携家西去，不知所踪。有言去汉口者，有言去重庆者。惜哉，手艺人乱世飘零。”
另一页：“十月七日，遇当年建筑行会老人，言石永福曾参与多处文物藏匿工程，与工程师周姓者合作紧密。老人云，石师傅离宁前，曾托人保管一木匣，言‘若有周姓后人寻来，可予之’。然受托者已于三十二年病故，木匣下落不明。”
“木匣！”秦建国眼睛一亮，“石永福留下了东西！但受托者病故，木匣下落不明……”
“受托者是谁？”林文渊问。
日记下一页：“受托者姓陈，名大元，原为夫子庙一带更夫。住址：夫子庙尊经阁后巷三号。”
夫子庙尊经阁后巷！就在藏物点附近！
“陈大元病故后，木匣可能被处理，也可能还在。”秦建国快速思考，“1943年病故，那时南京还在日伪统治下，普通人的遗物可能被邻居或亲戚拿走。”
“但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总得试试。”
他们回到夫子庙地区。尊经阁后巷如今是一条商业街，两边是各种店铺，早已没有当年的民居。三号门牌现在是一家工艺品店。
秦建国进店询问。店主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听他们问起陈大元，摇头：“没听说过。我在这里开店十几年了，以前这里是民居，但老住户都搬走了。”
“您知道这附近有老住户吗？年纪大的。”
店主想了想：“巷尾修鞋的老王头可能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他们在巷尾找到了修鞋摊。老王头七十多岁，头发花白，但手脚麻利。听到陈大元的名字，他停下手中的活计。
“陈大元？听我爹提过。更夫，打更的。死了好些年了，解放前就没了吧。”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比如一个木匣？”
老王头眯起眼睛回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听老人讲古，说陈更夫死前把一些东西交给了邻居保管，说以后有人来取。但后来打仗，乱哄哄的，谁还记得。”
“邻居是谁？”
“好像是姓吴的一家，做裁缝的。早搬走了，五十年代就去上海了。”
又一条断线。但秦建国注意到老王头话中的细节：“陈更夫死前把东西交给了邻居保管，说以后有人来取。”这说明木匣确实存在，而且被转移过。
“那个吴裁缝，有没有亲戚还在这里？”
“吴家有个女儿嫁给了本地人，可能还有后代。”老王头不太确定，“你们去居委会问问，他们可能知道。”
夫子庙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很热心，查了老住户档案。吴裁缝的女儿叫吴秀英，嫁给了本地工人赵建国。赵建国已经去世，吴秀英还健在，住在秦淮区老年公寓。
几经周折，当天下午，他们在老年公寓见到了八十六岁的吴秀英老人。老人耳背，但记忆尚清晰。听到陈大元的名字，她慢慢点头。
“陈更夫……是个好人。我爹帮他保管过一个盒子，说是重要东西，不能丢。”
“盒子后来呢？”
“后来打仗，怕日本人搜出来，我爹把盒子埋在了院子里。再后来……忘了。”老人摇头，“年纪大了，记不清了。”
“院子在哪里？”
“就在尊经阁后巷，原来的家。但早就拆迁了，盖了新楼。”
秦建国心里一沉。如果院子已经拆迁，埋在地下的木匣可能被建筑垃圾掩埋，或者被施工队发现拿走。
“拆迁是什么时候？”
“九十年代初吧。那时我已经搬到这里住了。”
“拆迁时，有没有人发现地下有东西？”
“不清楚。拆迁队挖出过一些老物件，瓶瓶罐罐的，都处理了。”
希望渺茫，但秦建国还是想试试。他问老人能否画一下原来院子的布局，埋盒子的具体位置。老人用颤抖的手画了一张简图：院子不大，北边是三间平房，南边是院墙。盒子埋在院子东南角，靠近一棵槐树。
“槐树还在吗？”
“早没了。拆迁时一起砍了。”
尽管知道可能性极小，秦建国和林文渊还是来到了尊经阁后巷的原址。现在这里是一栋六层住宅楼，建于1995年。楼前有小片绿地，种着灌木。
他们找到物业管理处，询问建楼时是否有发现地下的老物件。物业经理说自己是后来来的，不清楚。他们又找到一位在小区住了二十多年的老住户。
老住户回忆：“建这楼时，我来看过。地基挖得深，挖出过一些碎瓷片、老砖头，没什么值钱的。有个铜盒子？没听说。”
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两人站在楼下，看着现代的建筑，想象着几十年前那个小院，那个更夫和裁缝，那个被埋下的木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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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木匣早就被挖出来，当作废品处理了。”林文渊叹息。
“或者，还在下面。”秦建国看着地面，“埋得深，可能没被挖到。”
“但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木匣，挖开整栋楼。”
“当然不可能。”秦建国苦笑，“文物工作常常如此：知道可能就在那里，但因为现实限制，无法触及。”
天色渐晚，他们准备离开。但秦建国还是不甘心。他拿出老人画的简图，对照现在的楼宇位置。根据比例和方位，埋盒子的地点大致在现在楼体的东南角，可能就在楼基下方，也可能在楼前的绿地下。
如果盒子还在，就在钢筋混凝土之下，深埋于地底。
“周维明设计系统时，应该考虑到时代变迁。”秦建国忽然说，“如果藏物点可能因建筑变化而被破坏或无法触及，他应该有备用方案。”
“你是说，第三份图可能不止一个藏点？”
“或者，第三份图的信息，可以通过前两份图推导出来。”
他们回到旅馆，将两份残图扫描进电脑，用图像软件仔细分析。秦建国注意到，两份图的边缘都有一些特殊的标记：不是地图内容，像是对齐用的符号。
他将两张图在软件中对齐，让边缘符号重合。当两张图完全拼合时，中间缺失的部分呈现出一个规则的形状——不是随机的缺失，而是正好空出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区域。
“缺失的部分是三角形的。”林文渊说，“第三份图不是矩形，是三角形？或者三份图拼合后，整体是一个大三角形？”
秦建国想起周维明的“三枢”理论：天津、南京、安庆三点成三角形。三份地图，会不会也对应这个三角形？
他在软件中绘制：以南京为中心，天津在北，安庆在西南。如果三份地图分别对应这三个方向，那么他们已经有了南京本地和向西（安庆方向）的地图，缺失的是向北（天津方向）的地图。
但天津的文物已经找到，为什么还需要地图？除非，天津的文物只是整个网络的一部分，地图上还有更多。
他重新阅读周维明的信：“余于金陵另藏一手稿，名《文脉暗线图》，详记中国东南文物转移之秘道网络。”中国东南——不仅包括南京、安徽，还包括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地。
“第三份图可能是向东、向南的路线。”秦建国推测，“通往上海、浙江方向。那个地区文物丰富，战时转移压力大。”
“如果这样，即使找不到第三份图，我们也有了两份，可以知道向西和本地的网络。”林文渊说，“但周维明说‘惜未竟全功’，可能整个网络没有完全记录。”
“或者，他记录了，但图被分藏，需要拼合才能看懂全貌。”
那天深夜，秦建国仍在研究。他将两份图上的所有编码提取出来，共计67个编码，对应67箱（或批）文物。根据编码规则，这些文物来自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类型包括书籍、绘画、青铜器、陶瓷等。
按照每个编码可能对应一箱或多箱文物估算，这67个编码可能代表着数百甚至上千件文物。它们被分散隐藏在从南京到江西的数十个地点。
而第三份图上的编码，可能同样数量。
“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文物保存网络。”秦建国对林文渊说，“周维明和他的同伴，在战争期间，秘密转移和隐藏了可能成千上万件文物。他们做了记录，但为了安全，将记录分藏。他们希望后世能找到，让这些文物重见天日。”
“但他们没有等到。”
“现在等到了。”
第二天，秦建国做出了一个决定：即使找不到第三份图，也要开始根据已有线索，寻找那些被记录的藏点。
他联系了南京市文物局，汇报了发现。文物局非常重视，组织专家会议研究这两份残图和十二处藏点名录。
会议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资料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应该系统研究，并在适当时候组织实地探查。但因为年代久远，地形变化，寻找工作将非常困难，需要周密计划。
“我们建议成立专项工作组。”主持会议的副局长说，“整合考古、历史、地理、档案各方面的专家，先进行文献研究，确定可能的地点，再进行小规模试探性发掘。”
秦建国和林文渊被邀请加入工作组。会议决定，先从南京本地的几个藏点开始，因为距离近，资料相对多。
第一个目标：玄武湖梁洲的临水石室。
根据周维明的记录，这里藏有一批书画卷轴，是1937年南京危急时紧急转移的。但玄武湖经历多次疏浚和改造，梁洲的临水石室是否还在？
工作组查阅了玄武湖的历史地图和工程记录。梁洲是玄武湖五洲之一，自古有假山、石洞等景观。民国时期，确实有“临水石室”的记载，是园林景观的一部分。
但1950年代玄武湖全面整治时，许多老景观被改造或拆除。临水石室是否还在，需要实地勘察。
三天后，工作组来到玄武湖梁洲。如今的梁洲绿树成荫，亭台楼阁，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按照历史地图的标注，临水石室应该在洲的西北侧，靠近水边。
他们找到那个区域。现在这里是一片假山石景，有石洞、石径，但都是现代重新堆砌的，看不出民国时期的痕迹。
“如果原来的石室还在，应该在这些假山下面。”地质专家用探地雷达扫描。结果显示，在假山下方约两米处，有一个空洞，大小约三米见方。
“有一个地下空间。”专家说，“但不确定是天然洞穴还是人工建筑，也不确定是否与文物有关。”
“能进去看看吗？”
“需要开挖。但这里是景区，需要审批。”
又是一轮手续。但这次，因为有了明确的地下异常，审批相对顺利。三天后，获得许可，可以进行小范围考古探查。
开挖工作从假山侧面开始，避开主要景观。向下挖掘两米后，他们碰到了砖石结构——是一个拱顶。
小心清理后，露出了一个砖砌拱门的顶部。门被石块封堵，石块缝隙用石灰浆密封。
“就是这里。”秦建国心跳加速。
拱门被小心打开。里面是一个不大的石室，约三米长，两米宽，两米高。空气中有一股陈腐的霉味，但不算潮湿。
手电筒的光束照进去，石室是空的。
不，不是完全空。墙角堆着一些腐烂的木屑和碎布，看起来曾经是箱子或包装材料。地面上散落着几枚生锈的铁钉。
“东西被拿走了。”林文渊蹲下检查，“或者，根本就没放进来？”
秦建国仔细检查石室墙壁。砖石结构完好，没有近期破坏的痕迹。地面上有一层薄灰，没有脚印。
“如果文物曾经在这里，后来被转移，应该会有搬运痕迹。”考古专家说，“但这里看起来像是……从来就没放过东西。”
“或者，放的不是实物。”秦建国忽然想到什么，用手电筒仔细照墙壁。
在正对门的墙面上，他发现了刻痕。拂去灰尘，是一行字：
“画已西去，空余石室。后世若寻，当知文物非固于一地，而流于时运。维明，廿九年春。”
“画已西去……”林文渊读出，“文物被转移了？向西？去重庆？还是别处？”
“周维明留了话。”秦建国看着那行字，“他告诉我们：文物不在这里，不要浪费时间。但也告诉我们：文物在流动，在转移，在寻找安全的路上。”
“所以这份名录上的藏点，可能很多都是空的？”
“可能是中转点，或者是计划中的藏点，但实际使用时改变了计划。”考古专家分析，“战争时期情况多变，今天定的地点，明天可能就不安全。文物一直在移动，直到找到最终安全的地方。”
秦建国走出石室，站在玄武湖边。湖水波光粼粼，游船悠然。八十年前，这里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紧张、匆忙，人们趁着夜色，将一箱箱书画悄悄运进石室，或者，从石室悄悄运走。
文物在流动，文明在迁徙。周维明记录的不是静止的藏宝图，而是动态的转移网络。地图上的线，不是埋藏的终点，而是逃亡的路线。
“我们可能误解了。”他对工作组说，“《文脉暗线图》不是‘埋藏图’，是‘转移图’。它记录的不是文物在哪里，而是文物曾经经过哪里，可能去哪里。这才是真正的‘文脉暗线’——文明在战火中流动的隐秘路径。”
这个理解改变了寻找的方向。与其寻找可能已经不存在的藏物点，不如研究这些转移路线，理解那个特殊时期文物工作者的策略和智慧。
工作组调整了计划。他们开始系统研究两份残图上的路线：分析地形、交通条件、历史背景，尝试重建1937-1940年间文物转移的可能路径。
同时，秦建国继续寻找第三份图的线索。他想到了另一个角度：周维明将图分藏三处，鸡鸣寺、夫子庙、中华门，都是南京的地标。这三处有什么共同点？
鸡鸣寺是佛教寺庙，尊经阁是儒家藏书楼，中华门是军事防御建筑——儒释武，三种不同的文化象征。
而周维明是工程师，注重系统设计。三处藏点可能对应某种系统思维。
秦建国重新研究笔记本中的系统图。在关于“三才定位”的部分，周维明画了一个三角形，三个顶点分别标着“天、地、人”。天对应“时”，地对应“位”，人对应“法”。
鸡鸣寺塔高耸，近天，可能对应“天时”。
尊经阁藏书，传人文，可能对应“人法”。
中华门为城防，固地理，可能对应“地位”。
如果这个对应成立，那么第三份图藏在尊经阁，对应“人法”——人文法则，传承方法。这正符合《文脉暗线图》的性质：它记录的是方法，是网络，是人文精神的传承。
所以，即使找不到实物图，也许“图”本身就以其他形式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