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枯井发掘获批，已是深冬。北风凛冽，冻土如铁，实际的考古工作必须等到来年春天。但这段时间并未虚度，反而成为各方准备、深思与意外发现的季节。
秦建国回到北京后，将全部精力投入那套明代天文仪器的修复。残缺的浑仪、简仪和圭表部件摆满了工作台，每一件都布满岁月的蚀痕，却也闪烁着古代工匠的智慧。在清理浑仪的一个环圈时，他发现了与周家怀表星图惊人相似的刻画——不是常见的星宿连线，而是北斗七星与赤道圈的精确夹角，旁边刻着小字：“测北极出地四十度太。”
“北极出地”是古代对地理纬度的表述，“四十度太”即约405度，正是北京地区的纬度。这行小字让秦建国心中一震：明代的天文官在这里校准仪器，以观测地确定天。这与周家系统“以天文定地理，以地理藏人文”的思路，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更巧的是，他在简仪的一处隐蔽位置，发现了极细的刻文：“嘉靖三十七年，地大震，仪微倾，校正如初。”后面跟着七个校准点的数据。这七个点，恰与北斗七星在当年春分夜的位置对应。
秦建国立即将这一发现分享给林文渊和周秉谦。“不是偶然。”他在视频会议中说，“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常有双重功能：观天与测地。而周家系统，则是将这种天地对应的哲学，应用于文物保护。”
林文渊在南京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他在南京市档案馆尘封的建筑图纸中，找到了更多周维明参与的工程记录：不只是那栋老宅，还有一座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地下室通风系统、一所中学的旧礼堂照明改造，甚至一家银行的保管库建筑设计。这些工程看似普通，但林文渊发现了共同点——都暗含“七”数结构和特殊角度。
“周维明在下一盘大棋。”林文渊在电话中难掩兴奋，“他以工程师的身份，在南京多个重要文化机构中，植入了类似‘阴系统’的隐藏结构。这些结构平时只是通风、照明或装饰，但若按特定方式激活，可能会揭示出完全不同的功能。”
秦建国沉思道：“如果每个点都是‘阴系统’的一部分，那么组合起来会不会是一个网络？就像星座，单颗星是一个点，连起来才是图案。”
两人开始系统整理这些地点的位置数据。当林文渊将七个点标注在1930年代的南京地图上时，一个隐约的勺形图案显现了——又是北斗七星。
“七个点，对应七星。”林文渊在屏幕上勾勒连线，“但如果这是‘阴系统’的网络，那么‘阳系统’在哪里？周秉谦父亲在天津的系统是独立的，还是这网络的一部分？”
秦建国想起周维明信中“阴阳互补”的说法，突然有了一个猜想：“也许天津系统是‘北斗的斗柄’，南京网络是‘北斗的斗魁’。一北一南，一显一隐，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北斗。”
这个猜想让研究进入了新维度。如果两地系统真有如此精密的对应关系，那么天津枯井的发掘就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放在整个“北斗系统”的框架下理解。
与此同时，周秉谦在纽约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在整理父亲遗留的书信时，找到一封1948年从上海寄出的信，署名“维明”，但寄出日期是周维明在南京“失踪”近十年后。信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兄台钧鉴：津门旧事，十载萦怀。今南行在即，阴阳或将永隔。所托之物，已分置七处，星图为钥。若后世有缘，当可重光。弟维明顿首。”
“南行在即”——1948年，正是国内战事激烈之时，周维明可能离开大陆前往香港或台湾。“阴阳或将永隔”既可能指兄弟分离，也可能暗示南北两套系统将长期分隔。
最关键的是“所托之物，已分置七处，星图为钥”。如果“所托之物”是文物，那么周维明可能将部分收藏分藏在七个地点，而星图（可能是怀表星图的变体）是寻找的关键。
“父亲从未提过这封信。”周秉谦在视频中说，声音带着困惑，“也许他觉得我知道也无益，或者这封信到达时，他已经无法联系维明叔公了。”
秦建国问：“信中提到‘星图为钥’，但您家的怀表是完整的。有没有可能有另一套星图？比如简化版，或者变体？”
周秉谦沉思良久，突然起身离开画面，几分钟后拿着一本旧相册回来。他翻到其中一页，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背景是天津老宅庭院。照片中，年轻的周秉谦坐在父亲膝上，父亲手中拿着一本书——不是《七法锁钥》，而是一本更薄的小册子。
“这本书！”周秉谦指着照片，“我小时候见过，深蓝色封面，没有书名。父亲从不让我碰，后来就不见了。我一直以为就是《七法锁钥》的草稿本。”
秦建国放大照片。书脊很薄，深蓝色封面，与《七法锁钥》的装帧风格一致，但明显尺寸更小。
“您还记得里面的内容吗？哪怕一瞥？”
周秉谦努力回忆：“大概七八岁时，有一次父亲在书房看书，我溜进去。他很快合上，但我瞥见一页——上面没有文字，全是点和线，像星图，但又不太一样。父亲当时有些生气，让我以后不准进书房乱动东西。那之后，我就再没见过那本书。”
“点和线……可能是星图，也可能是地图标记。”秦建国推测，“如果周维明将物品分藏七处，很可能有张指示图。您父亲作为兄长，可能保管着这份图。”
“但书在哪里？父亲去世后，我整理过所有遗物，没有这本书。”
秦建国想到一种可能：“也许他藏起来了，用和隐藏文物同样的方法。”
这个猜想让寻找进入了新方向。如果周父将重要地图隐藏，会用什么方法？他设计了复杂的七序锁系统保护文物，那么保护这份“藏宝图”，可能会用类似但不同的方法。
秦建国重新研读《七法锁钥》笔记。在关于铜镜的章节，有一页边缘写着看似无关的话：“图之藏，不于暗处，而于明处。不于独处，而于众处。不于秘处，而于常处。”
当时以为这是哲学感悟，现在想来，可能直指方法。
“图藏于明处、众处、常处……”秦建国在工棚里边踱步边思考，“什么是最明、最众、最常的地方？书房？客厅？但那些地方我们都找过了。”
他再次审视老宅的照片，这次注意背景细节。全家福是在庭院里拍的，背景是书房窗户。窗户是传统的木格窗，窗棂图案是常见的冰裂纹，但仔细看，其中几格的交点上，似乎有细微的凸起。
秦建国将照片扫描后放到最大。冰裂纹窗棂的交叉点上，确实有一些小点，排列看似随意，但七个点的相对位置，隐约是北斗七星形状。
“窗棂！”他立即联系周秉谦，“老宅书房的窗户，是不是有特殊图案？”
周秉谦努力回忆：“是的，书房是冰裂纹窗，父亲说那是‘寒窗’寓意，激励读书。但图案……很普通啊。”
“可能不普通。您看这张照片，窗棂交点上有些点，可能是镶嵌物，可能是雕刻。您还记得那些点是什么材质吗？或者有没有特别的反光？”
周秉谦沉默良久，突然说：“我想起来了！那些点……是玻璃的，彩色玻璃，很小。父亲说是‘星辰’，装饰用的。但其中几颗，在特定角度会反光特别强烈。我问过为什么，他说‘那是引路的星’。”
“引路的星！”秦建国几乎可以肯定，“那些玻璃点就是星图标记。但光有点还不够，还需要‘线’——连接这些点的线在哪里？”
线索似乎又断了。直到两周后，一个偶然发现带来了突破。
北京一家小型拍卖行寄来图录，其中有批“民国文房杂项”，秦建国例行翻阅，目光被一件拍品吸引：一扇冰裂纹窗棂的局部，紫檀木制，镶嵌七颗彩色玻璃，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描述写道：“民国时期窗棂残件，工艺精致，疑为江南园林旧物。”
他立即联系拍卖行，要求看高清细节图。图片显示，窗棂背面有极浅的刻痕，连接着七颗玻璃点。刻痕非常细，若非特定角度的光线，根本看不见。
更关键的是，背面有一行小字：“津门周氏制，己卯年冬。”己卯年，正是1939年——周维明在南京完成管道系统的那年。
秦建国没有犹豫，参加了拍卖，以不算高的价格购得了这扇窗棂残件。收到实物后，他在工作灯下仔细研究。窗棂长约六十厘米，宽三十厘米，是完整窗户的一部分。七颗玻璃点：天枢为红色，天璇橙色，天玑黄色，天权绿色，玉衡青色，开阳蓝色，摇光紫色——正好对应七色光谱。
他用侧光照射背面，刻痕显现出来：不仅是连接七星的线，还有从每颗星向外辐射的细线，延伸至窗棂边缘。边缘处有极小的数字和方位标记。
“这是一张地图。”秦建国恍然大悟，“七星是七个点，辐射线指示方向，边缘的数字可能是距离或比例尺。”
但地图指向哪里？没有参照点。直到他将窗棂放在天津老宅的平面图上，将“摇光”星对准书房位置，辐射线的方向才变得有意义：七条线，指向老宅内外的七个位置。
其中三条线指向宅内：书房书架后墙、卧室地板下、厨房灶台旁。三条线指向宅外庭院：槐树下、水井边、假山内。最后一条线，指向宅外更远处——正是那份建筑图纸上标注的枯井位置。
“七星指向七个藏点。”秦建国心跳加速，“但这是全部，还是部分？”
他想起周维明信中“所托之物，已分置七处”，那么这扇窗棂可能就是“星图钥匙”，指示七个藏点位置。而天津老宅内的三点，可能早已在历次改建中被发现或破坏；庭院内的三点，也许还在；枯井一点，正在等待发掘。
但为什么窗棂会流落到北京拍卖行？秦建国联系拍卖行查询来源。几经周折，得知这批货来自天津一位老收藏家的遗产，收藏家已于五年前去世，子女处理遗物。收藏家生前专收建筑构件，这扇窗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天津一处拆迁老宅购得，一直存放库房。
“拆迁老宅很可能就是周家老宅的一部分。”秦建国推断，“六十年代老宅部分改建，窗棂被拆下出售，流入收藏家手中，保存至今。”
窗棂的发现，让整个研究从理论推测进入实质定位。秦建国立即通知天津文物局，提供了七个潜在藏点的坐标。文物局派人对老宅现址（现在是居民区）进行初步探测，非破坏性地探查地下异常。
结果令人惊讶：书房、卧室、厨房三点下方，确有空洞，但已被填埋，探测显示空洞内无金属或高密度物体，可能已被转移或盗空。庭院三点中，槐树下和水井边有小型金属反应，假山下无异常。而枯井点，探测显示地下五米处确有规则空间，内有多个金属信号。
“槐树下和水井边的发现相对简单，可以先行探察。”文物局专家建议，“枯井点需要完整考古方案，开春后进行。”
周秉谦同意了这个计划。十二月中旬，天津方面对槐树下和水井边进行了保护性发掘。
槐树已枯死多年，但树根仍在。在专业考古人员操作下，树根下两米处挖出一个陶罐，罐口用蜡密封。打开后，里面是油纸包裹的一卷图纸——正是老宅的建筑蓝图，包括隐藏结构和通道的详细标注。图纸保存完好，线条清晰，甚至用不同颜色标出了建筑材料。
水井已废弃，但结构完整。在井壁三米深处，发现一块松动的砖石，取出后是一个壁龛，内藏一个锡盒。锡盒内是几十张老照片和底片，记录着周家当年的生活场景、老宅原貌，以及部分文物的影像。照片背后有简要说明：“明嘉靖青花梅瓶，高三十四厘米，壬申年购于琉璃厂。”“清初王翚山水立轴，己巳年得自沪上。”
“这是文物档案。”秦建国仔细查看照片，“您父亲不仅藏了实物，还留下了详细记录。”
周秉谦通过视频一张张看这些老照片，许多记忆被唤醒：“这张是我五岁生日，在书房里……这张是父亲和友人在庭院赏画……这些文物，有些我记得，有些完全没印象。父亲从未展示全部收藏。”
照片中有一张特别引起注意：周父与一位外国人的合影，背景是书房，两人中间的书桌上摊着一幅地图。照片背后写着：“癸酉年春，与汤朴先生论古地图源流。”汤朴（willia thoas）是当时知名的汉学家，专攻中国古代地理文献。
“汤朴先生……”周秉谦回忆道，“父亲确实提过，有位英国学者常来家里讨论问题。但我不知道他们还研究古地图。”
秦建国将照片扫描放大。书桌上的地图很模糊，但能看出是某种星空与地面的对照图，上有中文标注，也有拉丁文注释。地图一角隐约可见“混一图”三字。
“混一图……”秦建国想起，元代有《混一疆理图》，明代有《混一图》，都是融合天文与地理的综合地图。如果周父与汤朴研究这类地图，那么“星图为钥”的概念，可能有更深的学术渊源。
槐树下和水井边的发现，虽然不及预期中的文物，但提供的线索价值巨大。蓝图让老宅结构一目了然，照片则提供了文物的视觉记录，为可能的后续发现提供了比对依据。
秦建国与专家团队仔细研究蓝图，发现老宅的结构比想象中复杂：除了已知的地下室和枯井通道，还有一条地道从厨房通向院外墙外，出口在一棵老槐树（已不存在）的位置。更关键的是，蓝图用虚线标出了“备用转移路线”，从枯井通道延伸至更远的“安全点”，但具体位置未标，只写“临机而定”。
“这意味着即使枯井点被发现，文物也可能已被转移至更安全处。”考古领队分析，“1940年代战乱频仍，周家可能做了多手准备。”
这个推测让枯井发掘的意义变得不确定，但所有人都同意：即便如此，发掘仍需进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周家两代人努力的回应。
新年将至，秦建国的工作室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周秉谦寄来的包裹，里面是那套文物照片的高清扫描件，以及一封长信。信中提到，孙女用这些照片做了一个“家族博物馆”的手工书，每一页都有照片和她的童稚解说。最后一页，她画了一幅画：一个小孩站在星空下，手里拿着发光的星星，照亮地下的宝箱。
“孩子用她的方式理解这一切。”周秉谦写道，“她说，太爷爷把星星放在地上，是为了让重要的事情被记住。我问她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她说：‘所有美好的东西。’”
秦建国将这幅画贴在工作室墙上。修复文物的漫长工作中，他时常抬头看看，提醒自己工作的意义。
春节期间，秦建国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北京继续工作。明代天文仪器的修复进入关键阶段，需要连续作业保持环境稳定。除夕夜，他一个人在工作室，听着远处的鞭炮声，用细针一点点清理浑仪环圈上的锈迹。
手机响了，是周秉谦发来的视频邀请。接通后，画面里是周秉谦一家三代：周秉谦和夫人，儿子周明远一家，孙女在镜头前兴奋地展示她的新年手工——一个用纸板做的“七色星图”，可以旋转，每转一格，就露出一种颜色的彩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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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爷爷新年好！”女孩用生硬的中文说，“我做了星星地图，可以找到秘密！”
秦建国笑着回应，心里涌起暖意。这个跨越太平洋、连接三代人的对话，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
春节后，林文渊从南京来到北京，带来新的发现。他在南京的进一步调查中，找到了周维明的一位旧识的后人——当年老宅的房东顾老先生的孙子顾建华，现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顾建华教授保存了祖父的一些日记，里面有关于周维明的记录。”林文渊展示复印的日记片段，“看这里，民国二十八年冬，也就是周维明完成管道系统不久，顾老先生记录：‘维明先生近日忙碌，常深夜不归。问之，答曰“星图之事”。昨夜带回一铜制圆盘，上有星点，以灯照之，可投影于壁，奇妙非常。’”
“星图投影仪？”秦建国立即想到，“类似古代的‘映星仪’？”
“很可能。更关键的是后面。”林文渊翻页，“几天后的日记：‘维明先生示我以圆盘之妙。转动之，星点投影移动，可对应金陵七处。问其用，笑而不答，只言“留待有缘人”。’”
“金陵七处！”秦建国激动起来，“就是你说的那七个地点？”
“对。而且日记中提到，圆盘可以拆卸，里面藏有薄绢，上面绘有地图。顾老先生只看了一眼，记得是‘点点线线，如星如路’。”
秦建国立即拿出窗棂星图的照片：“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林文渊对比后确认：“顾老先生的描述很简略，但‘点点线线，如星如路’与这个窗棂的图案确实吻合。不过，如果周维明也有类似星图，为什么还要在窗棂上再做一个？”
“备份，或者变体。”秦建国推测，“窗棂是明处的提示，铜盘是暗处的工具。两者结合，才能完全解读。”
“但铜盘在哪里？”林文渊问。
顾老先生的日记没有后续记载。只知道周维明在1940年初突然离开南京，铜盘不知所踪。顾家在后来的岁月中历经战乱、搬迁，许多旧物遗失，铜盘很可能早已流失。
“不过，顾建华教授提供了一个线索。”林文渊说，“他记得小时候，家里阁楼上有个旧皮箱，是祖父留下的，里面有些‘奇怪的铜零件’。文革期间，皮箱被红卫兵抄走，后来归还时，大部分东西不见了，只剩下些杂物。但他模糊记得，其中一个零件是‘有星星图案的圆片’，他小时候还拿来当玩具玩过。”
“后来呢？”
“后来搬家时，那些杂物被当作废品卖了。时间大约是1970年代末。”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秦建国不愿放弃：“卖到哪里了？废品站？旧货市场？”
“顾教授说，当时是街道统一收废品，可能送到区废品收购站了。但这么多年过去，哪里去找？”
秦建国思考片刻：“如果铜盘是铜制的，可能被当作废铜回收，熔掉了。但如果收废品的人识货，可能会留下当古董卖。南京的旧货市场……”
“朝天宫、夫子庙，那些地方有可能。”林文渊接话，“但大海捞针。”
“不一定。”秦建国有了思路，“如果铜盘真的流转到旧货市场，可能会被收藏家买走。铜制星图仪不算热门藏品，但如果有特殊图案，可能会引起注意。我们可以发寻物信息，在收藏圈子里问问。”
两人说做就做。秦建国在文物修复师的圈子，林文渊在建筑史和科技史的圈子，分别发布信息：寻找民国时期的铜制星图投影仪，描述大致特征。信息通过邮件、专业论坛、微信群扩散。
起初几天，没有任何回应。正当他们以为希望渺茫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
来电者是苏州的一位老收藏家，姓吴，专收古代科学仪器。他在朋友圈看到信息，想起自己二十多年前在南京朝天宫市场买过一件“奇怪的铜盘”。
“是个黄铜圆盘，直径大概十五厘米，厚一厘米左右。”吴老在电话中描述，“一面刻着星图，不是常见的星宿，就是简单的点。另一面是放射状的线。最特别的是，盘边缘有七个卡口，可以装上七个不同颜色的玻璃片。我当时觉得有趣，就买下了，一直放在库里。”
秦建国和林文渊立即赶往苏州。在吴老的工作室里，他们见到了那个铜盘。
铜盘保存完好，星图刻痕清晰。与窗棂星图对比，图案基本一致，但比例不同：窗棂上的点是固定的，铜盘上的点则是小凹坑，可以嵌入细小的发光材料（可能是夜光粉）。七个卡口上还保留着三片彩色玻璃：红、黄、蓝，其他四片遗失。
“玻璃片是滤镜。”秦建国仔细观察，“转动圆盘，让不同的玻璃片对准光源，可以投射出不同颜色的星图。七色，对应周家系统的七色光。”
林文渊用强光手电透过红色玻璃片照射铜盘，在墙上投出红色星点。“如果七片齐全，可以投射完整的七色星图。但投影的目的是什么？”
秦建国想起顾老先生日记：“投影可对应金陵七处。”他将铜盘放在南京老地图上，调整角度，让星点投影与已知的七个点位置对应。当红色天枢星投影落在第一个点（图书馆）位置时，其他星点的投影也大致落在相应位置。
“但只是大致对应，不够精确。”林文渊测量着偏差。
秦建国注意到铜盘背面放射状线的末端，有极小的刻度。他调整光源角度，让光线以特定倾角照射铜盘，这时，星点投影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与七个点精确重合。
“需要特定角度的光源！”他恍然大悟，“就像周家系统需要特定角度的月光。铜盘是‘阴系统’的便携工具，可以在任何有光源的地方使用，但必须调整到正确角度。”
而这个“正确角度”，很可能与南京的地理纬度有关。秦建国计算南京的纬度（约32度），调整光源倾角。当倾角为32度时，星点投影与七个点完全重合。
“纬度角！”林文渊兴奋道，“简单而精妙。不需要复杂计算，只要知道当地纬度，调整光源角度，就能精确定位。”
但七个点找到了，然后呢？每个点应该对应什么？铜盘上没有更多提示。
秦建国再次研究铜盘本身。在放大镜下，他发现每个星点凹坑的底部，有更小的刻痕：不是数字，而是八卦符号。天枢对应“乾”，天璇对应“兑”，天玑“离”，天权“震”，玉衡“巽”，开阳“坎”，摇光“艮”。
“八卦方位……”他思考着，“如果星点是地理位置，那么八卦就是属性或指示。比如‘乾’为天，为首，可能表示主藏点；‘艮’为山，为止，可能表示终点或入口。”
这个发现与周维明管道系统的“艮”位对应。在管道系统中，圆柱体位于房间的“艮”位（东北），开启机关。那么铜盘上摇光星对应的“艮”，可能指示七个点中最重要的一个，或是开启方法。
七个点中，哪个是“艮”位？秦建国将七个点标注在地图上，根据传统方位划分，位于东北方向的是——那栋老宅本身，即管道系统的所在。
“所以老宅是‘艮’，是入口或总枢。”林文渊分析，“其他六个点可能是分藏点，需要通过老宅系统来定位或开启。”
“但老宅的管道系统需要七曜光线激活，而七曜光线需要特定时间。”秦建国想到关键，“铜盘可能简化了这个过程：不需要真实行星，只需要模拟光源。七个彩色玻璃片，可能对应七曜的七色光。”
他们将这个发现与周秉谦分享。周秉谦想起了什么：“父亲笔记中有一页，画了七个彩色圆点，旁边写着‘七曜之色’：日赤、月橙、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但实际七色铜镜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与这个不同。”
“因为七色铜镜是可见光谱，而七曜之色是传统天文色彩。”秦建国解释，“周维明的铜盘用七色滤镜，可能融合了两种系统：用传统七曜之色，实现现代光学功能。”
至此，南京“阴系统”的基本原理逐渐清晰：七个隐藏点构成北斗七星图案，以老宅为“摇光-艮”位总枢。通过铜盘和正确角度的光源，可以定位七个点。每个点可能有自己的开启方法，但都需要从老宅总枢获取关键信息或能量。
“就像星座，”周秉谦在视频中说，“单颗星只是孤立的点，连成星座才有意义。单点隐藏可能被破坏，但七点联网，互为备份，就更安全。”
“而且七点可能相互关联。”秦建国补充，“比如，需要按特定顺序访问七个点，收集信息或部件，最后回到老宅总枢，才能完全开启。”
这个猜想让寻找工作变得复杂但也更有趣。如果七个点都需要调查，那将是一个长期工程。但当前首要的，还是天津枯井的发掘——那是已知最可能存有实物的地点。
三月，春天终于到来。冻土解冻，天津枯井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文物局牵头，组成包括考古、建筑、文物保护、历史研究专家的团队，秦建国和林文渊作为特邀顾问参与。
发掘现场用围挡封闭，周围居民被提前告知并配合。首先移除了地表的现代填土和碎石，露出了民国时期的青砖结构——正是图纸上标注的枯井井口。
井口直径一米二，深不见底。专业考古人员先用内窥镜探查，发现井壁有脚窝可供上下，井深约七米，底部有积水。抽水后，摄像头显示井底有一扇锈蚀的铁门，门上有锁，但锁已锈死。
“与图纸一致。”考古领队对照蓝图，“铁门后应该是通道，通向藏室。”
但如何开启铁门？强行切割可能损坏内部结构。秦建国研究锁具样式，是老式的转盘密码锁，三个转轮，每个转轮有数字0-9。
“密码可能是三位的。”林文渊说，“但会是什么？生日？纪念日？还是……”
秦建国想起铜盘上的八卦符号。七个星点对应八卦中的七个卦（缺“坤”），而三个转轮的密码锁，可能对应三个数字。八卦有对应的数字：乾1、兑2、离3、震4、巽5、坎6、艮7、坤8。
“如果缺‘坤’，那么可能用的就是1-7这七个数字，组合成三位密码。”秦建国分析，“但哪个组合？”
他想到了“七转定位”。在周家系统中，“七”是核心数字。如果密码与“七”有关，可能是777，或者与“七”相关的组合。
“但更重要的是顺序。”周秉谦在实时视频连线中提醒，“父亲和叔公都强调‘序’。密码可能不是固定数字，而是需要按特定顺序转动。”
秦建国仔细观察锁具。在强光下，他发现转轮边缘有极小的颜色残留：第一个转轮是红色痕迹，第二个黄色，第三个蓝色。
“三原色。”他立即想到，“红、黄、蓝，对应光学三原色。在七色系统中，红是起始，蓝是结束。而八卦中，红可能对应‘离’（火），黄对应‘坤’（地，但缺坤，可能用‘艮’山替代），蓝对应‘坎’（水）。”
他尝试组合：如果颜色顺序是红-黄-蓝，对应的八卦可能是离-艮-坎，数字是3-7-6。他小心地转动转轮：3-7-6。
锁没有开。
“顺序可能相反。”林文渊建议，“蓝-黄-红，6-7-3。”
还是不开。
“或者颜色不是对应八卦，而是对应七曜。”秦建国又尝试，“红为日，黄为土，蓝为水。但数字是什么？”
他想起周秉谦父亲笔记中关于七曜的数字：日1、月2、火3、水4、木5、金6、土7。那么红（日）1、黄（土）7、蓝（水）4，组合1-7-4。
转轮转动：1-7-4。
咔嗒。
锁开了。
现场一阵低呼。铁门在专业工具辅助下被缓缓拉开，露出向下的通道。通道用青砖砌成，宽约八十厘米，高两米，有简单的通风孔。空气检测安全后，考古人员依次进入。
通道长约十米，尽头是一扇木门，门上无锁，只有门闩。拉开闩，门向内打开。
手电光照射下，室内景象逐渐清晰：一个约十五平方米的地下室，砖砌穹顶，地面铺着防潮的石灰和木炭层。室内整齐摆放着十二个木箱，大小不一，都用铁条加固。箱子上有编号，从“壹”到“拾贰”。
除此之外，室内还有一个工作台，台上放着一些工具：放大镜、镊子、毛刷、防潮剂罐。墙上挂着湿度计和温度计，虽然早已失效。角落里有个小书架，摆着几十本书。
“时间胶囊。”林文渊轻声说，“保存状态比预期好得多。”
专业文物保护人员首先进入，测量温度、湿度、有害气体浓度。确认安全后，才开始系统性记录和初步探查。
木箱被逐一编号、拍照。箱体保存良好，但锁具锈蚀。在谨慎打开第一个箱子（编号“壹”）后，里面是油纸包裹的物品。揭开油纸，是整齐码放的线装书——古籍，保存基本完好。
第二个箱子是书画卷轴，第三个是青铜器，第四个是瓷器……十二个箱子，装满了周家当年隐藏的文物。
工作台上的工具下，压着一本笔记本。秦建国小心地取出，翻开扉页，上面是熟悉的笔迹：“藏物记录，民国二十八年冬至始，二十九年春竣。周维明记。”
是周维明亲手记录的隐藏清单，详细列出了每一箱的内容、来源、年代、价值评估，以及隐藏原因。最后一页写道：
“此十二箱，乃堂兄所托最要者。余添入金陵所得三箱，共十五箱，分置津、宁两地。津门藏其十二，金陵藏其三，以应天罡地煞之数。若后世得之，当知先人之苦心。文物非私产，乃民族之记忆。愿世道清平，重见天日。维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初七。”
记录中提到的“金陵所得三箱”，应该就是南京七个点中的三个。而“津门藏其十二”，正是眼前这十二箱。
接下来的工作繁重而谨慎。文物被逐一取出，在临时工作室进行初步检查和稳定处理。古籍需要防虫防霉，书画需要缓缓展开，青铜器需要除锈，瓷器需要加固。
秦建国主要负责记录。他对照周维明的清单，一件件核对。古籍中有宋元善本，书画中有明清名家作品，青铜器有商周礼器，瓷器有宋元名窑。每一件都有详细的鉴定记录和来源说明，有些还附有购买时的收据或转让协议。
“这不只是藏宝，这是系统的收藏档案。”秦建国感慨，“周家兄弟不仅是保护者，也是严谨的收藏家和研究者。”
在编号“柒”的箱子中，除了文物，还有一叠信件，用油布包裹。是周秉谦父亲与周维明的通信，时间跨度从1935年到1940年。信中兄弟俩讨论文物收藏、保护方法、时局变化，也谈家庭琐事、子女教育、个人理想。
一封信中，周父写道：“吾辈生于乱世，能守一隅文明之光，于愿足矣。纵此生不见太平，后世或有清平之日，此物此志，可传后人。”
周维明回信：“兄之所托，弟必尽心。阴阳两法，皆已完备。纵一处毁，他处犹存。中华文脉，不绝如缕，吾等尽力，无愧于心。”
读着这些八十多年前的文字，秦建国仿佛看见两个知识分子的身影：在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文明的碎片，相信未来会有后人理解、继承、发扬。
发掘工作持续了十天。所有文物被安全转移至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实验室，进行系统的修复和保护。媒体对此次发现进行了适度报道，强调了民间力量在文物保护中的贡献，以及文物最终将归于国家、服务于公众的原则。
周秉谦通过视频参与了开箱记录的全过程。看到父亲和叔公的信件时，他默默流泪。看到那些熟悉的文物时，他轻声说：“这个青花梅瓶，我记得小时候在书房见过，父亲从不让我碰……这幅山水画，是父亲最珍爱的，每年重阳才取出悬挂……”
最终，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周秉谦决定将所有文物捐赠给国家，但希望能在天津和南京分别设立专题展览，展示文物及其背后的保护故事。这个提议获得支持，展览策划立即启动。
四月，秦建国回到北京，继续他的修复工作。明代天文仪器已修复完成，即将交付博物馆。在工作间隙，他开始整理周家项目的完整记录，准备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不仅记录发现过程，更探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
林文渊在南京继续调查其他六个点，已有初步进展：图书馆点发现了一个密室，内有周维明的部分手稿和工具；中学礼堂点发现了特殊的光学装置，但已被损毁；银行点因建筑多次改建，已无迹可寻。七个点中，四个有发现，三个无果，但这已远超预期。
初夏的一个午后，秦建国在工棚里接到周秉谦的电话。周秉谦刚刚看完展览的初步设计方案，情绪很好。
“秦师傅，展览命名为‘隐秘的星光’，您觉得如何？星光虽微，可照暗夜；虽隐，可指迷途。”
“很好的名字。”秦建国说，“那些文物就像星光，穿越时间的长夜，终于被今天的人看见。而那些隐藏的方法，那些智慧的密码，也是星光，照亮了文明传承的某种可能。”
“孙女为展览画了一幅画，我想用作海报的一部分。”周秉谦发来图片：星空下，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手中捧着发光的星星，星星的光芒照亮脚下的路，路上有脚印，通向远方的城市。
简单的画面，却让秦建国凝视良久。他想，这就是传承：前人埋下星光，后人循光而行，然后自己成为光，照亮更远的路。
窗外，槐树新叶已茂，在春风中沙沙作响。工棚里，另一件待修复的文物在等待：一尊唐代陶俑，面带微笑，仿佛看尽了千年时光。
秦建国洗净手，戴上手套，拿起工具。在开始工作前，他看了一眼墙上那幅孩子的画，微笑了一下。
然后，他俯身，开始与时间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