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我在“永固万全人寿保险公司”谋了份差事，是个外勤跑街。
这年头兵荒马乱，能进洋人背景的保险公司，算是端上了金饭碗。
但永固万全的生意，有点不一样。
我们不保房子车子，也不保寻常的寿险。
我们保的，是“社会存在”。
起初我听培训师讲，只觉得玄乎。
“社会存在险”，保的是一个人不被社会彻底遗忘。
投保人按月交费，指定若干“关联人”——亲朋、同僚、债主，甚至仇家都行。
一旦投保人因故（失踪、重病、远走他乡）导致超过七成“关联人”在一年内不再主动提及、想起他，或者否定他的存在，即视为“社会性死亡”。
公司就会启动理赔，支付一笔可观赔偿给投保人本人（若还能找到），或其指定的受益人。
赔偿金，据说来自一个庞大的“社会记忆池”。
我当时想，这不过是给有钱人一点心理安慰，或者转移财产的新花样罢了。
直到我领到第一个客户，谷太太。
谷太太是个前清遗老的续弦，年纪不大，守着一份日渐败落的家业，战战兢兢。
她丈夫去世三年，族里叔伯虎视眈眈，几个前房子女也与她疏远。
她投保了最高档的“全维存在险”，关联人名单列了足足三页纸，从族亲、旧仆，到牌友、绸缎庄掌柜，甚至包括一位总对她假笑的警察局副局长。
“我没什么钱，但还有点体己。”谷太太签字时，手指微微发抖，眼神却异常坚定，“我不能…不能就这么悄没声儿地没了。得有人记得，谷家曾有过我这么个人。”
我按程序收了保费，做了背调，心里不以为然。
记得又如何？不记得又如何？
可公司规定严谨，我得定期回访，记录那些“关联人”对谷太太的提及频率和态度变化。
头几个月，一切正常。
我伪装成各种身份——人口普查员、慈善机构义工、故旧之子的朋友——去接触名单上的人。
听到的名字各式各样：“那个填房”、“精明的谷姨太”、“守着空宅子的可怜人”…
虽不算尊重，但确确实实，谷太太还“存在”于这些人的闲谈和记忆里。
我按时提交报告，看着谷太太的名字安稳地躺在公司的“有效保单”名录里。
变化是从那个雨夜开始的。
我去拜访名单上一位远房表亲，那是个破落户，住在闸北的棚户区。
他喝得醉醺醺，听我问起谷太太，先是茫然，随后猛地瞪大眼睛，露出一种见了鬼似的惊恐。
“谷…谷家那个？她…她不是早跟人跑了吗？你们…你们怎么还找她？”
我心头一凛，赶紧核对资料，确认此人确在关联名单上，且上次回访时他还清晰记得谷太太主持家祭的样子。
“跟人跑了？”我试探着问。
“对对！跟个南边的客商！卷了细软！谷家老爷子就是被她气死的！”他言之凿凿，唾沫横飞，细节丰富得像亲眼所见。
可我手中的资料显示，谷太太的公爹死于她过门前五年。
我没戳破，敷衍几句离开。
回头又悄悄找了名单上另外两个小角色——一个送菜婆子，一个裱糊匠。
他们的说辞竟也开始出现微妙偏差。
送菜婆子含糊地说：“好像…是病了吧？搬去乡下养病了？”
裱糊匠则挠头：“谷家？好像是有这么位太太…记不清了，许是没了？”
短短一个月内，超过四成的关联人，对谷太太的记忆开始扭曲、淡化，甚至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记忆”来覆盖她真实的模样！
这绝非正常遗忘！
更像是有只看不见的手，在粗暴地修改关于她的“社会记录”！
我慌了，赶紧约见谷太太，想提醒她注意。
可她见到我，第一句话竟是：“最近…是不是有好多人，开始忘了我？或者…记错了我？”
她脸色苍白，眼下乌青，显然也没睡好。
“您…您怎么知道？”
“我感觉到的。”谷太太攥着手绢，指节用力得发白，“晚上睡觉，总觉得有人在耳边说话，说些…我从没做过的事。白天出门，认识的人看我的眼神，也躲躲闪闪，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张小姐，这‘保险’，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
我心里发毛，只能强作镇定，安慰她可能是压力太大，并承诺会加紧关注。
离开谷家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暮色中，那栋老宅的轮廓，竟显得有些…稀薄？像褪了色的水墨画。
我将异常情况报告给了上司，一个永远穿着笔挺西装、眼神锐利的英国经理，杜伦先生。
他听完，脸上没有任何意外，只是扶了扶金丝眼镜，用流利但冰冷的中文说：“这是正常的‘存在损耗’加速现象。说明保单正在起效，风险对冲机制开始运作。你的任务，是继续观察记录，确保流程合规，不必干预。”
“风险对冲？”我捕捉到这个金融术语。
“是的。”杜伦先生嘴角扯出一个公式化的微笑，“有人被遗忘，就有人被强化记忆。社会记忆的总量需要平衡。谷太太的‘存在感’正在被定向转移、稀释，以支付她可能获得的理赔金，以及其他保单的‘维持成本’。很公平，不是吗？”
我如遭雷击，愣在原地。
定向转移？稀释？支付成本？
那些关联人莫名扭曲的记忆，竟是“公司运作”的一部分？
我们不是在防止遗忘，而是在…管理遗忘？甚至制造遗忘？
浑浑噩噩地离开公司，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经过街角报摊时，瞥见一份小报的标题：“昔日阔太私奔卷款疑云，谷家遗产争夺再起波澜”。
配图竟是一张模糊的、似乎从合影中剪裁出来的谷太太侧脸，眼神被刻意修得妖媚闪烁。
我认得那张原图，是谷太太几年前一次慈善募捐的留影，当时报纸称赞她“端庄贤淑”。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这不是新闻报道，这是…“记忆修正”在通过媒体扩散！
我买下报纸，手脚冰凉。
公司的手，伸得比我想象的还要长，还要无形。
我试图做点什么。
私下里，我去找那些记忆开始出错的关联人，想方设法提醒他们真实的谷太太是什么样子。
可奇怪的是，我的话像水滴进滚烫的油锅，不仅激不起涟漪，反而让他们的“错误记忆”更加顽固、细节更加丰满。
那个送菜婆子，在我第三次试图纠正她时，突然恼羞成怒，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是什么人？总替那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说话？你是不是她的同伙？”
她的眼神浑浊，带着一种被冒犯的愤怒，仿佛我挑战的不是她的记忆，而是她深信不疑的“事实”。
更可怕的是，我开始感觉到，当我和这些被“修正”过记忆的人接触时，我自己关于谷太太的记忆，也会受到轻微的干扰。
脑海里会突然冒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片段——她与人调笑的侧影，她数钱时贪婪的眼神…
我知道那是假的，可它们如此生动，试图挤占真实的记忆。
我好像…也在被“传染”。
谷太太的情况急转直下。
她打电话给我，声音带着哭腔，说家里的老仆忽然辞工，说“伺候不起这样的主母”。
牌友圈子不再邀她。
族里一位叔公上门，旁敲侧击问她“是否愿意去庵堂静修”。
连街上的流浪狗，见到她都远远避开，不再像以前那样摇尾乞食。
她哭着问我：“张小姐，我是不是…快要‘不存在’了？”
我无言以对。
按照合同，当超过七成关联人“遗忘”或“错记”，理赔就会启动。
可那笔赔偿金，对一个即将“社会性死亡”的人，又有什么用呢？
她能搬到没人认识的地方，用钱买来新的身份，可那个“谷太太”，确确实实，正在被从她生活过的世界里，一点点擦除。
像用橡皮擦去铅笔画，留下的是脏污的痕迹和别人的臆想。
理赔日终究还是来了。
公司的效率高得惊人。
一份详尽的“社会存在消亡评估报告”摆在我面前，数据显示，谷太太的关联人记忆偏差率已超过百分之八十。
报告结论冷冰冰：“标的物（谷太太）社会存在已低于维持阈值，符合理赔条件。”
我被指派去送理赔通知书和支票。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谷太太。
她坐在空旷的客厅里，穿着素净的旗袍，背挺得笔直，眼神却空洞得像两口枯井。
屋里值钱的摆设似乎少了些，更显得凄清。
她接过通知书和支票，看也没看，随手放在茶几上。
“他们…现在都怎么说我？”她问，声音平静得吓人。
我张了张嘴，那些被小报和流言塑造的“私奔卷款”、“气死公公”、“不守妇道”的形象涌到嘴边，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算了，不重要了。”她自嘲地笑了笑，“钱到了，按照合同，你们会帮我‘处理’后续，对吧？让那些关于我的错误记忆，也慢慢淡掉，别再打扰别人？”
我艰难地点了点头。合同里确实有模糊的“后续舆情平息”条款。
“那就好。”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一棵枯萎的石榴树，“至少…谷家记得，曾有过一个叫‘谷冯氏’的女人，为了不被忘得干干净净，付了很大一笔保费。”
她的身影在午后斜阳里，淡得像一抹随时会散去的烟。
我离开时，回头望了一眼。
那栋宅子，在阳光下，竟然真的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海市蜃楼般的质感。
谷太太没有送我。
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可几天后，我在公司内部系统中，偶然看到一份“特殊资源再分配名录”。
谷太太的名字赫然在列，后面标注着：“存在特质：坚韧、执念、对‘被记住’有强烈渴望。可利用于‘家庭守护型’或‘遗产维系型’保单的‘记忆锚点’强化。”
我的血液瞬间冻结。
“可利用”？“记忆锚点”？
我猛地想起杜伦先生说的“风险对冲”和“转移支付”。
难道…谷太太被“理赔”后，她残余的“存在感”或“特质”，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公司…回收了？像回收废旧物品，拆解出有用的零件？
然后，注入到其他需要“强化记忆”的保单里，去帮助另一个不想被遗忘的人，暂时稳住他的“社会存在”？
而那些关于她的错误记忆，或许也不会完全消散，会作为“社会记忆垃圾”，沉淀在池底，或者…成为滋养新“记忆”的扭曲养分？
这是一个循环！一个吞噬“存在”、分配“记忆”的残酷循环！
我们保险公司，不是保障者，是…社会存在的“消化系统”和“分配泵”！
而那些保费，不过是购买“被消化”资格的入场券，或是租用“他人存在碎片”的租金！
我浑身发冷，冲进杜伦先生的办公室，语无伦次地质问我的发现。
杜伦先生放下手中的钢笔，冷冷地看着我，那眼神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或者…一个出故障的零件。
“张小姐，你很敏锐，但这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他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社会存在是稀缺资源，总在流动、重组。我们只是提供了平台和规则，让这个过程…更有序，更高效。谷女士得到了她想要的‘被记住’（尽管是以扭曲的形式），她的‘特质’也能继续发挥作用，创造价值。这是双赢。”
“可那是她的人生！她的记忆！不是可以拆解买卖的零件！”我几乎在吼。
“在永固万全的体系里，是的，它们就是。”杜伦先生站起身，居高临下，“你入职时签的合同，第37款附件c，明确规定了员工对‘公司核心业务原理’的保密义务，以及…自愿将自身‘社会存在关联度’纳入公司整体风险管理池的条款。你，也是这循环的一部分，张小姐。”
他走到我面前，声音压低，带着冰冷的威胁：“做好你的工作，拿到你的佣金，享受你‘稳定’的社会存在感。别再多问。除非…你也想体验一下，被‘定向稀释’是什么滋味。”
我踉跄着后退，撞在门框上。
脑子里嗡嗡作响。
我想起那份厚厚的入职合同，我确实没仔细看完每一个条款。
我的“关联人”——母亲、弟弟、几个朋友、以前的同学…他们的记忆，我的“存在”，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个庞大食人系统的一部分？
作为维持我“稳定”的代价？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公司的。
走在繁华的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怖。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份或明或暗的“社会存在险”的标的物、关联人、或者…“特质提供者”。
每一次交谈，每一次回忆，每一次对他人的提及或遗忘，都可能无形中参与着这场巨大的、冰冷的“存在资源”再分配。
我们以为是自己在生活，在记忆，在遗忘。
也许，只是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庞大系统里，扮演着提供养分的角色而不自知。
那些突然爆发的流言，那些集体性的记忆偏差，那些看似个人的存在感消失…背后可能都晃动着保险公司那无形而精准的手。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扶住墙壁干呕起来。
抬头时，在对面商店光洁的玻璃橱窗倒影里，我看见自己的脸。
那张脸依然年轻，但眼神深处，似乎也染上了一丝谷太太那样的…空洞，和杜伦先生那样的…冰冷审视。
我成了这系统的帮凶，也被这系统悄然改造。
我逃不掉了。
现在，我依然每天去永固万全上班。
继续为新的客户办理“社会存在险”，回访关联人，提交报告。
只是，当我看到客户眼中对“被记住”的渴望时，心中不再有同情，只有一片麻木的悲哀。
当我记录关联人记忆的变化时，我知道那不仅仅是遗忘，可能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掠夺”或“注入”。
我的佣金很丰厚，足以让我和母亲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的“社会存在”看起来很稳定，朋友们记得我，邻居认得我。
但我知道，这份“稳定”，是用无数个“谷太太”的消散，以及我自己灵魂的某一部分，换来的。
我手臂内侧，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小片极淡的、像数字又像符咒的灰色印记，不痛不痒。
那是公司的“内部标识”？还是我被“纳入风险管理池”的烙印？
我不敢问，也不能问。
夜深人静时，我常做同一个梦。
梦见自己站在一个无边无际的、由无数人面孔和记忆碎片构成的巨大漩涡边缘。
漩涡缓缓旋转，不断有面孔带着不甘沉入中心，消失不见；也不断有新的面孔，汲取着漩涡的力量，变得清晰、鲜明。
漩涡上空，悬浮着“永固万全”的巨大徽记，像一只冷漠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切。
而我，站在边缘，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名册和一支笔。
我不是参与者，也不是拯救者。
我只是个…记账的。
记录着每一份“存在”的流入与流出，
记录着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用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对彼此的记忆与遗忘，进行着一场永不终止的、残酷的无声保险。
而我，张明漪，是这账簿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活着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