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台摄像机是在老档案馆的地下室找到的。
蒙着厚厚的灰，外壳是暗绿色的金属，镜头比现在常见的型号大出一圈。旁边散落着十几盘同样规格的录像带，标签上的字迹已经模糊。
我把它带回工作室纯粹是因为好奇。
我是个纪录片导演，或者说，曾经是。最近三年没有拍出任何作品，积蓄快要见底。朋友说老档案馆清仓处理废弃物品，让我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些能卖的旧设备。
但这台摄像机很怪。
它没有品牌标志，没有型号编号，甚至没有电源接口。底部只有一个凹陷，形状很不规则，像是需要某种特制电池。我试着用万能充接上，指示灯竟然亮了——虽然那光是暗红色的，很不正常。
更怪的是取景器。
透过它看出去，世界会多出一些东西。
第一天晚上，我在工作室调试设备。镜头对准空荡荡的墙面，取景器里却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背对着我，微微晃动。我猛地移开眼睛，墙面就是墙面。再看取景器，人影还在。
我以为是镜片霉变产生的错觉。
第二天，我带着摄像机去老街采风。透过取景器拍摄那些老房子时，发现每扇窗户里都有人。不是现在住户，而是穿着旧式衣服的人，动作缓慢，面无表情。有的在梳头，有的在吃饭，有的只是站着，看向窗外。
但没有一扇窗的窗帘是拉开的。
现实里，那些房子大多空着。
我关掉摄像机，心跳得厉害。朋友说这街区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过火灾，死了不少人。我没细问，当时只觉得是拍纪录片的好素材。
现在我不确定了。
第三天，我决定测试这设备的极限。
我去了市郊的河滩，那里据说每年都有人溺水。下午三点，阳光很好，河滩上只有几个钓鱼的人。我打开摄像机，对准河面。
取景器里的河水变成了黑色。
水面上浮着东西。
一个，两个，三个……总共七个黑影，随着水波起伏。它们没有清晰的形状，但能看出是人的轮廓。最靠近岸边的那个，似乎面朝下，头发像水草一样散开。
我数到第七个时，突然发现取景器角落有东西在动。
我移动镜头，对准那个方向。
河滩的芦苇丛里，蹲着一个人。
他背对着我，肩膀在抽动，像是在哭。我调整焦距，画面拉近。他穿着蓝色的工装，款式很旧，裤腿上沾着泥。他的手在挖沙子，一下，一下，挖得很慢。
然后他转过头。
取景器里，他的脸是模糊的，像打了马赛克。但我知道他在看我。
我放下摄像机。
现实中的芦苇丛随风摇晃，空无一人。
那天晚上，我把所有录像带都看了。十三盘带子，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固定机位拍摄的室内场景。一间老式客厅，家具蒙着白布，墙上的挂钟停在三点十七分。
每次录像的时间长度不同。
最短的只有三分钟，最长的超过八小时。
但无论哪一盘，在播放到第七分钟时，画面都会出现同一个人。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从房间右侧的门走进来。他走到茶几前，倒一杯水，喝掉，然后走向左侧的门，离开。全程不看镜头，动作机械得像设定好的程序。
第十三盘带子不同。
男人喝完水后没有离开。
他停在茶几前，缓缓转过头，看向镜头。
他的脸很清晰，四十岁左右，方脸，浓眉，左边眉毛上有一颗痣。他盯着镜头看了大约十秒，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
我把画面定格，放大他的口型。
反复看了二十多遍，我终于辨认出来。
他说的是：
“轮到你了。”
我后背发凉。
关掉播放器，工作室里只剩下显示器的微光。窗外传来远处车流的声音，但感觉很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我拿起摄像机，犹豫了一下，打开取景器，对准自己。
取景器里的我，身后站着一个人。
灰色中山装，方脸，左边眉毛上有颗痣。
他就站在我椅子后面，低着头，眼睛向上看，盯着我的后颈。
我猛地转身。
什么都没有。
再看向取景器，他还在。
我关掉摄像机，在工作室里坐了一夜。天亮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找到这个男人，或者，找到关于他的真相。
档案馆的记录显示，这台摄像机是1983年由市公安局证物科移交的，编号“证物83-47”。相关案件是一起失踪案，失踪者叫赵建国，纺织厂工人，当年三十九岁。
就是取景器里的男人。
他于1983年5月14日下班后没有回家。妻子报警，警方调查三个月无果，案件搁置。1985年，妻子搬离本市，案件档案封存。
但记录里没有说明摄像机为什么成为证物。
我去了纺织厂旧址，现在是个物流仓库。门卫是个老头，听我问起赵建国，眼神躲闪。
“不知道。”他说，“那么久的事了。”
我掏出两百块钱。
他收了钱，压低声音：“那事儿邪门。老赵失踪前那阵子，整天神神叨叨的，说自己被拍进去了。”
“拍进去了？”我问，“什么意思？”
“他说有人用摄像机拍他，拍完他就觉得不对劲。走路时总觉得后面有人，睡觉时听到快门声。”老头看了看四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之前捡了台摄像机，从废品站捡的。就跟你手里这台有点像。”
我心里一紧。
“那摄像机呢？”
“不知道。老赵失踪后，警察来搜过，没找到。”老头顿了顿，“但有个说法……厂里传的，说那摄像机不干净。谁用它拍人，被拍的人就会……”
“就会怎样？”
“就会消失。”老头说，“不是立刻消失，是慢慢消失。先是在别人记忆里模糊，然后照片上变淡，最后人就不见了，像从来没存在过。”
我回到工作室，把所有资料摊开。
赵建国捡到摄像机。
赵建国用摄像机拍了什么。
赵建国失踪。
摄像机成为证物，封存。
三十七年后，我打开它，用它拍摄。
而取景器里出现了赵建国。
逻辑链条很清晰，但缺失最关键的一环：这台摄像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什么人制造的？为什么要制造这种东西？
我决定做一次危险的实验。
我找了一个愿意帮忙的朋友，叫陈海。他没告诉我细节，只说需要他当一下模特，拍几个镜头。他爽快答应了。
我们在工作室布光。我打开摄像机，透过取景器看向陈海。
画面里的陈海，肩膀上搭着一只手。
苍白的手，手指细长，指甲缝里有黑泥。那只手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下，一下，节奏很慢。
陈海在现实里打了个哆嗦。
“怎么突然有点冷。”他说。
我没有告诉他取景器里的事。我录了三十秒，关掉设备。陈海离开后，我回放录像。
正常画面里的陈海，笑着摆姿势。
但每隔三秒，画面会闪烁一下。
闪烁的瞬间，他肩膀上会出现那只手。
而他的笑容，在闪烁时会变成另一种表情——恐惧，极致的恐惧，眼睛睁大，嘴张开，像是要尖叫。
但声音没有被录下来。
或者说，声音在另一个频道。
我戴上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在两次闪烁之间，我听到了极其微弱的声音：
“救……命……”
是陈海的声音。
但录音时他明明在说“这样可以吗”。
我把视频放慢，一帧一帧看。在第二十七帧，闪烁前的最后一帧，我发现了更可怕的东西：陈海的瞳孔里，映出了摄影机后面的人。
不是我。
是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
赵建国站在我身后，看着陈海。
我冲到医院时，陈海已经被推进了抢救室。
“突发性心律不齐。”医生说，“没有病史，突然就倒了。送来得及时，暂时稳定了。”
我在走廊等到凌晨三点。陈海醒了，看到我，眼神迷茫。
“我做了个怪梦。”他声音虚弱，“梦见你拍我的时候，有个男人站在你后面，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他的手特别冰，冰得我心脏都僵了。”
我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
“那摄像机……”陈海看着我，“你到底在拍什么？”
我告诉他部分真相。关于赵建国，关于取景器里的异象。陈海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得把它处理掉。”最后他说，“趁还没出事。”
“怎么处理？扔掉？砸碎？”
“我不知道。”陈海闭上眼睛，“但我觉得，它已经盯上你了。”
回到工作室，我把摄像机放在桌上，和它对视。
暗绿色的外壳，冰冷的镜头，取景器的玻璃反射着灯光。我忽然想起老头的话：谁用它拍人，被拍的人就会消失。
但赵建国是拍摄者，不是被拍者。
他为什么消失？
除非……他也拍过别人。
而那个人，反过来拍了他。
像是一种接力，一种传递。
我翻出所有录像带，重新看那个客厅的画面。茶几，蒙着白布的沙发，停在三点十七分的挂钟。这次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男人进来，墙上挂钟的秒针都会动一下。
从十七分零秒，到十七分三十秒。
取决于他停留的时间。
但钟的指针始终停在三点十七分。
除非……那不是时间。
是日期。
三点十七分，三月十七日。
我查了1983年的日历。三月十七日是星期四。赵建国失踪是五月十四日，相隔五十八天。
接近两个月。
我又查了赵建国妻子的信息。她叫王秀兰，改嫁后搬到了邻市。我打电话过去，是个中年男人接的，说她三年前去世了。
“她有留下什么东西吗？”我问，“关于前夫的。”
男人犹豫了一下：“有个铁盒子，一直锁着。钥匙随她下葬了。盒子在我这儿，你要的话可以来看看。”
我连夜开车过去。
铁盒子不大，锈迹斑斑。男人用钳子撬开，里面只有一本日记，和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年轻的王秀兰和赵建国，站在公园里，笑得很开心。背面写着一行字：“1982年春，国摄。”
用的是那台摄像机吗？
我翻开日记。前面都是生活琐事，从1983年3月开始，内容变了。
“3月17日：国今天很怪。他说在废品站捡了台摄像机，但拍出来的东西不对劲。他给我看取景器，我什么都没看到。他说画面里我们身后站着好多人。”
“3月25日：国越来越瘦。他说那些‘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不敢看他说的取景器。”
“4月11日：国说他知道摄像机怎么来的了。是一个姓林的摄影师留下的，那人三月份失踪了。国说我们要找到林摄影师拍过的人。”
“4月30日：国找到了一个。是个老太太，她说林摄影师上个月给她拍过照，之后她就总做噩梦。梦里有人给她拍照，拍完她就不能动了。国给她看了我们的摄像机，她尖叫着说就是这台。”
“5月13日：国说他明白了。这是一个链子。a拍b，b就会进入‘显影状态’。然后b拍c，c进入状态，b才能解脱。但解脱不是自由，是成为‘背景’的一部分——就是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
“5月14日：国说要出去拍一个人。这样我才能安全。我问他拍谁，他不说。他再也没有回来。”
日记到这里结束。
后面是空白页。
但我用手电筒斜着照，发现最后几页有压痕。我用铅笔轻轻涂，字迹显现出来。
是另一段笔迹，更潦草。
“1985年9月3日：我拍了邻居的小孩。对不起，但我没办法。国说得对，只有拍下一个人，自己才能从取景器里出来。小孩住院了，但还活着。我终于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了。”
“1985年9月20日：小孩死了。心脏病。是我的错吗？国没说会死人。他说只是转移。”
“1985年10月1日：他们又来了。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更清楚了。他们在向我招手。我得再拍一个人。”
“1985年10月15日：我拍了送煤工。他三天后中风了。我解脱了，但只解脱了七天。”
“1986年1月：这样不行。这是一个无底洞。每拍一个人，只能换来短暂的解脱。而且每次都需要拍不同的人，不能重复。我认识的人快用完了。”
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
“我把摄像机交给了警察。让他们处理吧。但我怀疑，它还会找回来。”
落款是“王秀兰”。
日期是1986年3月17日。
正好三年。
从赵建国捡到摄像机，到王秀兰交出摄像机，正好三年。
而我打开摄像机的那天，是2023年5月14日。
赵建国失踪四十周年。
这不是巧合。
我打电话给陈海，告诉他我的发现。
“你得拍一个人。”陈海在电话里说，“按日记说的，拍一个人，把状态转移出去。不然你也会消失。”
“但被拍的人会怎样？”我问。
“可能会住院，可能会死。”陈海的声音在发抖，“但你没办法，不是吗？要么你死，要么别人死。”
我挂断电话，看着摄像机。
窗外的天快亮了。淡青色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落在暗绿色的外壳上。机器突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是内部齿轮在转动。
我打开取景器，对准窗外。
画面里，对面的楼顶上站满了人。
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全都面朝我的方向。他们穿着不同年代的衣服，有的甚至穿着民国时期的长衫。所有人都面无表情，眼睛盯着镜头。
不，是盯着镜头后面的我。
我数不清有多少人。一百？两百？更多。
他们在等待。
等待我加入他们。
或者，等待我送新人进去。
我关掉摄像机，做了一个决定。
我开车到郊外的空地，挖了一个深坑。把摄像机和所有录像带都放进去，浇上汽油，点燃。
火焰蹿得很高，黑烟滚滚。
我站在坑边，看着机器在火中变形、熔化。镜头玻璃炸裂的声音很清脆，像是什么东西在尖叫。
烧了整整一个小时。
只剩下一堆焦黑的残骸。
我用土把坑填平，开车回家。
路上，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回到家，我洗了个澡，准备好好睡一觉。
睡前，我习惯性地看了眼卧室的镜子。
镜子里，我的肩膀上搭着一只手。
苍白，细长，指甲缝里有黑泥。
我慢慢转过头。
现实里，我的肩膀上什么都没有。
再看向镜子，手还在。
而且，镜子里我的脸在变化。皮肤变得灰白，眼睛失去神采，嘴角开始下垂。我用手指碰自己的脸，触感正常。但镜子里的我，已经不像我了。
更像取景器里的那些人。
我冲进工作室，从抽屉里翻出一台旧的数码摄像机。打开，对准自己。
液晶屏幕里，我的形象正常。
但当我用这台摄像机拍摄房间时，透过屏幕，我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灰色中山装，方脸，左边眉毛上有颗痣。
赵建国。
他抬起头，看向镜头。
然后他抬起手，指了指我身后。
我转过身。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面我从不记得有的镜子。
镜子里，我身后站着十几个人。
最前面的是陈海，脸色惨白，眼睛空洞。
他旁边是赵建国。
再后面，是一个穿长衫的老人，一个扎辫子的女人，一个戴眼镜的学生……
队伍一直延伸到镜子深处。
而我的位置，在队伍最末尾。
正在慢慢向前挪。
赵建国对着镜子外的我，做了个口型。
这次我看懂了。
他说：
“烧掉机器没用。”
“你已经在了。”
镜子里的陈海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腕。
冰冷刺骨。
我想挣脱，但镜子外的我动弹不得。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被拉进队伍，和那些人站在一起。
然后镜子里的我转过头，看向镜子外的我。
笑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工作室的地板上醒来。
浑身酸痛，像是跑了马拉松。我看向墙壁，那里没有镜子，只有一张电影海报。我检查全身，没有异常。
但当我打开手机前置摄像头时——
画面里，我的左肩后侧，露出一张模糊的脸。
只露出眼睛和额头。
但足够让我认出。
那是赵建国的眼睛。
我去了郊外空地，挖开昨天填埋的坑。
坑是空的。
没有灰烬，没有残骸。
只有一张纸条，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坑底。
我打开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每三年需要一个新宿主。”
“你还有一千零九十五天。”
落款是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字：
“第一宿主，1923年立春。”
我算了算时间。
从1923年到2023年，正好一百年。
三十三个宿主。
我是第三十四个。
而赵建国是第三十一个。
王秀兰是第三十二个。
第三十三个是谁？
我忽然想起，三年前，我的纪录片搭档在拍摄途中突发心脏病去世。我们当时在拍一个关于老物件的专题。
他接触过奇怪的东西吗？
他是不是……也打开过这台摄像机？
我翻出他的遗物箱。里面有一本工作笔记，我从未仔细看过。在笔记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的收据。
“废品收购站，收购旧摄像机一台，1983年5月15日。”
正是赵建国失踪的第二天。
而售卖人签名处，写着一个名字：
王秀兰。
所以链条是这样的：
林摄影师（？
每个宿主维持三年。
然后必须找到下一个。
否则会怎样？
我看向手机摄像头。
画面里，我肩膀后的那张脸，已经露出了鼻子和嘴。
赵建国在笑。
他的嘴唇在动。
我调大音量，把耳朵贴上去。
极其微弱的声音，从手机扬声器里传出来：
“拍……下……一……个……”
“否……则……”
“加……入……我……们……”
我关掉手机，坐在坑边。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空地上，照在空坑里。
风把那张纸条吹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落在远处。
我没有去捡。
我知道上面还会出现新的字。
迟早的事。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取景器里的世界，正在和现实世界重叠。
当我眨眼时，会有瞬间看到那些模糊的人影，站在街角，坐在公交车上，挤在电梯里。
他们都在看我。
等待我做出选择。
拍下一个人。
或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而最恐怖的是——
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物色人选了。
路过幼儿园时，我会想，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不错。
看到独居的老人时，我会想，他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遇见年轻情侣时，我会想，拆散他们太残忍，但也许可以只拍其中一个。
这些念头自动冒出来，像种子在脑子里发芽。
我知道，这是摄像机留给我的印记。
或者说，是诅咒。
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日期。
2023年5月15日。
我还有一千零九十四天。
时间充足。
太充足了。
充足到我有足够的时间说服自己：
拍下一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这个世界那么多人。
少一个，谁会在意呢？
手机突然震动。
是陈海发来的消息：
“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你的关心。周末一起吃个饭？”
我盯着这条消息。
手指悬在屏幕上方。
然后我打字回复：
“好啊。我正好想试试新买的摄像机。”
点击发送。
放下手机。
我走到工作室的储藏柜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
那里放着另一台摄像机。
暗绿色外壳，大镜头，没有品牌标志。
和我烧掉的那台一模一样。
我抚摸着冰冷的外壳。
轻声说：
“很快。”
“很快就给你新的宿主。”
窗外阳光明媚。
而取景器里的世界，正在慢慢渗出来。
一滴。
一滴。
像显影液。
渗透现实。
把一切都染成暗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