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举，唐武宗朝权倾一方的高级宦官，会昌年间出任河东监军使，是唐代中后期宦官监军制度的核心执行者之一。作为中央制衡藩镇的关键棋子，他手握军政监察大权，深度参与武宗朝对回鹘的北伐战争与河东边防建设，以精准的监察协调与务实的军政举措，成为唐廷掌控北方边疆的重要纽带，在晚唐宦官参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鲜明印记。
唐代中后期，宦官监军已从临时差遣演变为常设制度，成为中央控制藩镇的核心手段。监军使直接听命于皇帝，不仅“监视刑赏，奏察违谬”，更可干预军政部署、任免僚属，甚至“权过节度”，与藩帅分庭抗礼。河东节度使辖区地处北方边防要冲，西御吐蕃、北拒回鹘，是守护京畿北线的战略屏障，其监军使一职更是权责重大。徐元举凭借过人的政治敏锐度与办事能力，深得唐武宗信任，于会昌初年（841年前后）受命出任河东监军使，成为皇帝安插在北方边疆的“耳目”与“臂膀”。
任职期间，徐元举恰逢回鹘内乱南迁，北部边疆局势骤然紧张。开成五年（840年），回鹘遭黠戛斯突袭，可汗被杀，部落四散逃亡，乌介可汗率部南迁至河东边境，借太和公主为人质，屡求借城、索要赈粮，甚至劫掠边地，对大唐北疆构成严重威胁 。作为河东监军使，徐元举迅速进入战时状态，一方面严密监视河东节度使刘沔的军事部署，确保藩镇军队完全听从中央调度；另一方面亲自巡查边境戍堡，安抚军民情绪，整顿军需后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筑牢基础。他利用监军使的特殊权限，协调军镇与地方官府的关系，打通粮草运输通道，确保河东军兵甲充足、粮草完备，为后续反击回鹘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会昌二年（842年），唐武宗下诏讨伐回鹘，河东军作为主力部队之一，承担着正面牵制与突袭任务。徐元举虽为监军，却并非只事监察，而是深度参与军事谋划，与节度使刘沔紧密配合。他凭借对边境地形与回鹘军情的精准掌握，建议刘沔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同时密令斥候深入回鹘营地打探动向，及时向朝廷传递军情，为中枢决策提供关键参考。当回鹘乌介可汗率军南下劫掠大同川、兵临云州时，徐元举协助刘沔调度兵力，加固云州城防，又协调周边藩镇援军，形成合围之势，成功遏制了回鹘的进攻势头 。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北伐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河东节度使刘沔派遣石雄、王逢率骑兵奇袭回鹘牙帐，徐元举亲赴前线督战，以监军使的权威稳定军心、严明军纪。他坐镇中军，协调各部兵力配合，确保奇袭部队与主力大军形成呼应。石雄部通过地道夜袭回鹘牙帐的关键战役中，徐元举提前统筹守城兵力与突袭部队的衔接，在回鹘军溃散时及时传令追击，最终助唐军在杀胡山大破回鹘，斩首万人、收降两万余人，乌介可汗重伤遁逃，北部边疆得以安定 。此役中，徐元举的监军协调之功备受唐武宗赞誉，成为战后受赏的核心功臣之一。
除军事行动外，徐元举在河东边防建设与藩镇治理中亦有重要作为。战后，他奏请朝廷加固边境戍堡，完善“烽火互通、堡寨相连”的防御体系，同时整顿河东军军纪，清退老弱残兵，补充精壮士卒，提升军队长期防御能力。针对战后边疆民生凋敝的问题，他协调节度使府减免边民赋税，鼓励开垦荒地，并妥善安置回鹘降众与流离百姓，缓和民族矛盾，为边疆稳定奠定了民生基础。作为中央与藩镇之间的桥梁，徐元举既严格执行朝廷政令，又能根据河东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既防范藩镇割据，又保障军镇战斗力，展现了成熟的政治手腕。
作为唐代中后期宦官监军的典型代表，徐元举始终恪守“为君分忧、镇守边疆”的职责，虽手握重权却未擅权乱政，而是以务实作风推动军政事务。他在对回鹘战争中的谋划与督战，在边防建设中的长远布局，既彰显了宦官监军制度在中央控藩中的积极作用，也展现了其自身的军政才能。会昌年间的河东边疆得以安定，徐元举的监察协调与务实治理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