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书店的灯亮得比往常早一些。天阴着，云压得很低，像一层迟迟不肯落下的灰。街上的学生已经散了，偶尔有自行车碾过路面的声音，轻而短促。
他是在快关门的时候进来的。
中等个头，四十岁上下，皮肤被日晒得发暗，眼角的纹路很深，像是常年眯着眼看远处的东西。他没有立刻说话，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书屋”的木牌，又低头拍了拍鞋上的尘土。
“还营业吗”
我点头，把刚合上的账本推到一边。
“进来坐吧。”
他选了靠墙的那把椅子，坐下时明显松了一口气，像是把身上的什么重物卸了下来。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我是一名工程监理。”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平，但我听得出来，那里面带着一点小心翼翼，像是怕被误解，也怕被轻视。
“干了二十多年了。”
我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放在他手边，没有催促。他低头看着杯口升起的热气，仿佛那里面藏着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你知道监理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一些。”我如实回答。
“盯质量，盯安全，盯流程，理论上，是给工程把最后一道关。”
他苦笑了一下。
“理论上。”
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沉重的讽刺。
他说，刚入行那几年，他是真的信这个“理论”。每天揣着规范，拿着图纸，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看到问题就记，发现隐患就提。那时候他觉得，只要自己认真，工程就能少出事，房子就能结实一点，人就能安全一点。
“后来呢”我问。
“后来发现，很多人不希望你认真。”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反复咀嚼过。
施工单位嫌他麻烦，说他不懂变通；甲方嫌他多事，说他影响进度；有些同事笑他死脑筋，说现在这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活得久。
“有一次，我坚持让他们返工。”
他说的是一栋住宅楼，地下结构的钢筋绑扎不符合规范，差得不多，但确实差。
“返工就意味着钱，意味着工期，意味着一堆人不高兴。”
那天晚上，有人把他叫去吃饭。酒桌上话说得很漂亮，最后一句才是重点。
“差不多就行了，大家都这么干。”
他没答应。
“第二天开始，我就被晾着了。”
文件迟迟不送，信息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再后来，项目结束，他被调离，理由是“配合度不高”。
他说这话时，声音没有起伏，但我看到他握着杯子的手，指节微微发白。
“我不是不懂人情世故。”
“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一旦退了一步，后面就会一直退。”
这些年，他换过不少项目，也得罪过不少人。收入不高，晋升无望，家里人也不理解。
“我老婆总说，你就不能学聪明点吗你这么坚持，有什么用”
他说到这里，眼神突然空了一下。
“有用吗”
他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自己。
“我也不知道。”
直到前年，他参与过的一个老项目出事了。不是他负责的那一段，是他当年坚持返工、后来被人偷偷改回去的部分。
“坍塌的时候，幸好是夜里。”
“没人死，但有人受伤。”
新闻很快被压下去，责任分摊，处理结果轻描淡写。可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了一夜的烟。
“我第一次觉得，如果当年我也妥协了，现在可能会更难受。”
他说到这里，声音终于低了下去。
“这行让我很累。”
“不是身体，是心。”
他每天在工地上走，看着钢筋、水泥、模板，脑子里却总是浮现另一幅画面——未来住进来的人，孩子在楼下跑，老人坐在窗边晒太阳。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我知道，如果哪一天出事了，他们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书店里很安静，只剩下墙上钟表的滴答声。
我没有给他任何“坚持就是胜利”的安慰，也没有劝他“现实一点”。我只是对他说了一句话。
“至少你知道，你在为谁负责。”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点湿意，但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
“是啊。”
“这大概就是我还没彻底放弃的原因。”
临走前，他买了一本书，是一本讲建筑与伦理的旧书，封面已经有些泛黄。
“我也不知道还能干多久。”
“但只要还在这个位置一天，我就想对得起自己。”
门关上时，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街灯亮起，照着空无一人的路面。
我坐回柜台后面，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有些人，站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自己的坚持，替陌生人挡着风险。他们不被歌颂，也很少被理解，甚至常常被当成“不合群”。
可正是这些不合群的人，让这个世界，没有彻底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