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下了一场不大的雨。
雨停的时候，街道被洗得发亮，小书屋门口的梧桐叶贴在地上，像被人轻轻按住的手。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潮气。
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袖口磨得起了毛。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像是不确定这里是不是他该来的地方。
我放下手里的书，朝他点了点头。
他这才走进来，轻声问：“老板，这里……能坐一会儿吗？”
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双手捧着，指节粗大，掌心布满老茧。那是一双常年在工地、厂房、脚手架上讨生活的手。
他沉默了很久，水汽慢慢散掉，杯子里的水凉了一半，他才开口。
“我从农村出来的。”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平平，却像在重复一个早就背熟的身份。
他说自己三十六岁，家在西南一个小山村，地不多，父母年纪大了，孩子刚上小学。前年村里有人回来，说城里有项目，包吃包住，一个月能拿八九千，还不用干重活。
“我一听，就心动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低着，“谁不想让家里过得好一点呢。”
那个人收了他两万块钱，说是“名额费”，保证三个月回本。钱是他东拼西凑借的，亲戚、朋友、网贷，一点一点凑齐。
“我那时候觉得，只要我肯干，就没有还不起的债。”
他进城那天，天还没亮。火车站人很多，他第一次来这么大的城市，心里又怕又兴奋。他给妻子发消息，说“等我站稳脚跟，就把你和孩子接过来”。
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所谓的“项目”只是个空壳。
工地没有，合同没有，负责人三天两头不见人影。再后来，人彻底联系不上了。
“那一刻我才知道，我被骗了。”
他说这句话时，没有愤怒，也没有激动，只有一种被抽空后的疲惫。
钱没了，人还在城里。
他不敢回家，不知道怎么面对家里人，只能在城里到处找零工。搬货、装卸、刷盘子、看夜场，什么都干。睡过地下通道，也睡过工地临时棚。
“最难的不是累，是晚上。”
他说，“一躺下，脑子就停不住，全是我老婆孩子的脸。”
后来，债主找上门来，电话一个接一个。
他不敢接，只能关机。可关了机，又怕家里出事。
他说有一次，在夜里送完货，站在天桥上，看着下面的车流，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要不，就这么跳下去，什么都不用想了。
他说到这里，声音终于抖了一下。
他赶紧低头，像是怕被人看见。
“但我没跳。”
他停了很久，才继续说，“我想起我儿子，前几天视频，还跟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
那句话把他拉了回来。
他开始正视被骗这件事。
报警，立案，做笔录。警察很直白地告诉他，钱追回来的可能性很小。
“我当时觉得，天塌了。”
可天塌之后，他发现自己还站着。
他开始慢慢还债。
一个月三千、五千，哪怕只还几百，也记下来。他重新给家里打电话，坦白了一切。电话那头，他妻子哭了很久，却没有骂他一句。
“她只说，回来吧，人还在，比什么都强。”
说到这里，他的眼眶彻底红了。
我没有安慰他“都会好起来的”，也没有劝他“想开点”。
我只是问了一句：“那你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他想了很久。
“我怕以后，再也不敢相信人。”
他说，“可我又知道，不信人，我也活不下去。”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震。
被骗之后，人最痛的往往不是钱没了，而是心里那根原本愿意相信世界的弦，被狠狠扯断了一截。
可人偏偏又必须继续和这个世界打交道。
我对他说：“你被骗，不是因为你贪，是因为你想让家人过得好。”
“这不是错，只是这个世界太擅长利用善意。”
他抬头看着我，像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说。
临走前，他站在书架前，看了很久，最后买了一本很旧的散文集。
他说：“我文化不高，但我想看看别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走的时候，雨后的街道亮着灯，影子被拉得很长。
那天夜里，我在本子上写下一句话：
有些人进城，是为了生活
却在城市的缝隙里，被现实狠狠教育
可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
不是被骗的那一次
而是他是否还能在伤口之上
继续选择站立
书屋里很安静。
我知道，明天还会有人推门进来，带着各自的故事。
而我能做的，只是听清楚他们的声音，让他们知道——
他们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