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情节，让沙龙里女人们对《太阳照常升起》的讨论，第一次比男士们更加激烈。
罗斯柴尔德夫人每周四下午主持的文学沙龙，今天来了十二位女士，话题自然也是《太阳照常升起》。
一位年轻的太太拉图尔夫人说：“贝尔特这是不忠。她有雅克，却爱上那个斗牛士，这不道德！”
另一位女士杜瓦尔夫人反问：“那雅克给过她什么？是咳嗽？是沉默？还是下午四点才醒来的作息？”
拉图尔夫人一脸不忿：“但爱情是承诺！”
杜瓦尔夫人摇摇头：“承诺需要两个人守。如果一个人已经守不住了，另一个人为什么还要守？”
拉图尔夫人更加愤怒：“你是为出轨辩护？”
杜瓦尔夫人则很冷静：“我不是辩护，我只是理解。我丈夫死后，很多人劝我再婚。
我见过几个男人，都是体面人。但他们说话时好象在念写好的稿子，微笑时象在履行某种义务。
我看着他们，就问自己‘我要和这样的人过下半生吗？’最后我选择一个人过！”
“但这小说在暗示法国男人不如西班牙男人，这很危险！我们现在需要团结，需要重建民族自信！
而不是这种削弱男性形象的东西！”
她们在家里看到的就是下午才起床的男人，是总在酒馆的男人，是谈起未来就含糊其辞的男人。
她们会怎么想？她们会想要什么样的丈夫？是象他们父亲或者兄弟这样的丈夫吗？”
沙龙安静了一瞬。
我问他将来怎么办，他说‘别担心，妈妈。’但我怎么能不担心？我看着贝尔特爱上那个斗牛士，我竟然——
请原谅我的直白——我竟然为她高兴。至少她看到了另一种男人，一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的男人！”
拉图尔夫人依旧不服气：“但那不是法国男人！”
这时候，沉默许久的罗斯柴尔德夫人终于开口了：“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迷罔的一代’不能再是那样？
为什么那些男人不能有那种‘坚硬的年轻’？是战争夺走的吗？还是别的东西？”
没人回答。
罗斯柴尔德夫人叹了口气：“我倒觉得，贝尔特爱上斗牛士没有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是雅克的反应——
他没有生气，没有竞争，甚至没有表现出痛苦。他只是点头，离开，好象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他早就预料到会这样。
更好象他对自己说，‘是啊，当然，她会爱上那样的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会让女人爱上别人的人。’”
她顿了顿，才继续说：“这种平静的放弃，比愤怒更可怕。愤怒至少还有力量，放弃什么都没有。”
这一番话，说得现场的其他女士们恍然大悟，纷纷向罗斯柴尔德夫人投去了赞叹的目光。
“全巴黎最懂文学的女人”，果然名不虚传。
感受到众人的注视，罗斯柴尔德夫人轻轻扬了一下下巴，宽大华丽的裙摆下，足尖也微微绷紧了。
查找那些‘迷罔的一代’身上找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女人的本能，就象河流查找大海，植物查找阳光。”
这个论点也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这句话，让沙龙又陷入了沉默，只听见窗外传来马车声和孩子的笑声。
在巴黎，生活还在继续，但沙龙里的女人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战争过去十二年了，伤口没有愈合，只是学会了不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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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米歇尔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四个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
三十八岁的国民自卫队老兵菲利普突然说：“……一切，都因为我们被打败了。”
其他人都把目光投向他。
菲利普低头看看自己的腿，那里至今镶崁着一块弹片。
他摇了摇头，语气低沉：“被打败的人不会有罗梅罗那种平静，被打败的人总在怀疑——
刚才那步走对了吗？刚才该开炮吗？刚才该撤退吗？即使战争结束了，怀疑还在。
它钻进你脑子里，住在那里。你努力工作，它小声说‘这有用吗’。你大声申辩，它小声说‘这话有意义吗’……
哪怕你得到了成功，它也在你的耳边小声说‘这能改变什么’。你摆脱不了，永远。”
在市政厅做文书的亨利点点头：“所以那个斗牛士能喝水，我们只能喝酒。不是我们爱喝，是我们需要喝。
酒能让那个小声的声音停一会儿。”——他也经历过战争，并且永远失去了一只耳朵的听力。
四十八岁的退伍炮兵中尉马克看着报纸上那段：“罗梅罗身上没有‘不知道’。他只有要做的事，和做了的事。
我们有要做的事吗？上班，下班，领薪水，花钱，睡觉，再上班。这是要做的事吗？还是只是活着？”
没人回答。
菲利普站了起来：“我今晚不喝酒了。”
“那干嘛？”
“不知道，但先不喝了。我想试试。”
“试什么？”
“试试没有酒，那个小声的声音会不会大得让我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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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的销量突破了历史记录。
巴黎一切似乎照旧——咖啡馆里坐满了人，酒馆里传出嘈杂的音乐，街上马车川流不息。
但《费加罗报》文学副刊的主编佩里维耶知道，巴黎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在那些看报的人心里，在那些谈论小说的人嘴里，在那些夜晚睡不着的人的沉默里——
一个问题正在生长：我们为什么再也无法成为那样的人？
不是成为“斗牛士”，是成为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并且能做成的人。
是无需酒精也能面对夜晚的人，是能让女人感到确定、而不是失望的人，是能让自己尊重自己的人。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问那个让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男人。
许多读者觉得，自己在一天的工作、社交和政治焦虑之后，本就已经精疲力竭。
而文学本该提供他们对秩序安全感的满足，对传统价值的肯定，或者至少是个情感宣泄的出口。
但这部小说却偏偏拒绝这一切——
它让人物去看斗牛，却不告诉读者该如何理解勇敢；它让女人爱上斗牛士，却不谴责也不赞美；它让主人公感受到短暂的振奋，却立刻将他送回残酷的现实……
还有一部分读者，尤其是仍然坚信法兰西会再次复兴、征服欧洲的人，开始指责莱昂纳尔“缺乏责任感”。
他们认为和普鲁士人的战争刚刚过去十年，人们内心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文学不应如此冷酷，还不给出答案。
《高卢人报》上一篇评论的标题就能代表这种观点：《我们已经足够迷罔了，索雷尔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迷罔？》
在他们看来，莱昂纳尔有意剥夺这些法兰西公民最后一点精神上的支撑，对笔下人物的残忍，就是对读者的残忍。
更多的年轻读者虽然在内心承认《太阳照常升起》说中了他们的处境，但仍然感到被莱昂纳尔冒犯了。
因为小说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变得象罗梅罗那样，也没有告诉他们如何摆脱雅克的状态。
它只是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差距，然后又保持沉默，这让这些读者产生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你既然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该怎么活？”
最终，这些指责在巴黎的舆论场上渐渐汇聚，并且形成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声音：
“这种书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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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索雷尔先生，这就是文学在法国的力量吗？您用一篇小说，就让整个巴黎开始思考！”
年轻的契诃夫放下最新一期的《费加罗报》，用感慨的语气发出了这个疑问。
今天正是复活节前最后一个周日，也是今年索邦的“诗会”正式举行的日子。
他和莱昂纳尔正坐在前往索邦的马车上。
这一次的“诗会”，与以往有着极大的不同——
实际上在1879年、1880年两年，莱昂纳尔就应该参会，但都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
如今他突然宣布会参加，无疑让这场盛会拥有了远超巴黎其他任何文艺活动的热度。
贵妇人们挤破了头，就想要一张“诗会”的入场券。
听到契诃夫的疑问，莱昂纳尔笑了笑，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法兰西文学的波澜在水面上，看着声势浩大，但很快就风平浪静，毕竟巴黎永远不缺少新鲜事。
俄罗斯文学的波澜在冰面之下，虽然静谧无声，但总有一天会冲破坚冰，席卷一切。”
契诃夫眼含热泪，重重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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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